李商隐无题诗与“兴寄”

“兴寄”说是唐代重要诗学理论,李商隐是晚唐颇具代表性的诗人.将两者联系起来,深入研究“兴寄”理论与诗人“沉博绝丽”“深情绵渺”的独特诗歌风格之间的关系,以及无题诗的“比兴寄托”特征,可以揭示出诗歌理论与诗人风格形成之间的相互关系,借以呈现晚唐诗歌“兴寄”风貌特征.     

“沉郁顿挫”与杜诗风格关系之批判性再认识

今日诸家多将“沉郁顿挫”作为杜甫诗风的整体概括.然而,通过深入分析“沉郁顿挫”一说的出处——《进〈雕赋〉表》,则不难看出：“沉郁顿挫”是杜甫实现自身儒家理想人格的重要思维手段,是其“为文治学”的最高准则,而非单纯诗歌风格.自唐以降,对于“沉郁顿挫”的认知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迁移变革过程,“沉郁顿挫”与杜甫诗风的最终结合由清人完成.     

试论陈子昂的“兴寄”说

陈子昂的“兴寄”说要求诗歌通过对景物的描绘来反映诗人的真实感情使之与国事民生紧紧相连;发挥诗歌干预生活和对社会现实的针砭作用;强调对诗歌思想内容和全篇主题的寄托;反对齐梁以来的形式主义诗风,确实起到了“横制颓波”的作用。但他却忽视了诗歌的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使他的诗歌创作存在一定缺陷,因而对其在唐诗发展史上的作用不能估价太高。     

杜甫的“关陇”诗路

王安石《杜甫画像》诗中“饿走半九州”深情描述的是杜甫在穷愁潦倒中颠沛流离的生命历程,宋人林亦之说“杜陵诗卷是图经”,则是从杜甫流离路线的角度高度评价杜甫诗歌的“图经”地理价值。安史乱起,杜甫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颠沛流离的一段生命历程。他艰难地跋涉于关陇道上,历尽坎坷,受尽磨难,一路上留下了堪称不朽的诗篇。也正是这一时期,杜甫的诗歌从内容到形式发生了质的飞跃。杜甫的“关陇”诗歌创作,自然地禀赋了其诗歌的主体内涵,也就自然地具有了“图经”和“诗史”两个维度的架构,沿此寻绎,我们会清晰地看到,杜甫颠簸跋涉的“关陇”道不单是一条战乱中的流离之路,更是一条充满着诗人深情关注社稷安危、苍生安乐,流淌着儒家仁义血泪的崎岖“诗路”。     

“兴寄”与唐诗艺术修辞

“兴寄”理论是唐人诗论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所谓“兴寄”即用比兴的表现手法来寄托深刻的思想内容,要求诗歌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并重。从分析唐诗的修辞手法入手,研究“比兴”手法与诗歌修辞的关系,进一步解读“兴寄”说对诗歌修辞艺术的影响和作用。     

盛唐"兴寄""兴象"范畴中的诗歌体制实践和诗歌功能观念

“兴寄”“兴象”范畴在初盛唐革新齐梁诗风的诗史背景下产生、发展,体现出盛唐诗人对诗歌体制的实践以及对诗歌功能的具体认识。从体制上看,“兴寄”说呼应的是发扬汉魏比兴艺术的唐人古体创作。“兴象”之确立则受到近体诗演进过程的实际推助,与盛唐律诗创作存在紧密联系。从时人对诗歌功能的认识来看,“兴寄”说强调诗歌抒情言志,针对的是南朝后期诗歌逐渐演变为娱乐性的工具的弊端;“兴象”突出的是诗歌审美功能,盛唐人延续了南朝诗歌重视艺术美的传统,并结合晋宋以来的山水审美意识加以改造,以当时士人清新壮大的审美理想革清了六朝余弊中的低级趣味。盛唐“兴寄”“兴象”范畴相互补充,体现出初盛唐以来诗歌发展的时代要求,在唐诗史上有其独特价值。     

“双子星座”诗歌艺术特色的比较分析

李白和杜甫以其鲜明的诗歌创作特色并峙于盛唐诗坛,形成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李诗豪放飘逸,杜诗沉郁顿挫.本文试就李白、杜甫诗歌的创作方法、意象群、语言风格和体裁运用方面作一比较分析,以期共同探讨.     

“70后”的诗学精神*--评马召平的《梦见老虎》

马召平作为陕西“70后”的代表诗人,他的诗歌创作鲜明的体现了“70后”的诗学精神,即对宏大叙事传统的主动疏离,从日常生活中开掘诗意诗情;诗歌中的乡土描写趋向理想化、浪漫化,成为诗人理想价值的寄托,诗歌中的平民情怀既是诗人乡土经验的重构,同时也是诗人自我认同的体现。     

论邓肃对杜甫的接受

邓肃是宋南渡时期著名谏官和爱国诗人,诗词文兼擅。其诗歌创作师承多家,而受李白、杜甫沾溉最多。南渡前邓肃以学李白诗为主,诗歌豪纵俊爽、磊落旷放;南渡以后,则以学杜甫诗为主,诗歌沉郁顿挫,雄浑劲健。他学习杜甫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实录"的诗史精神和以史笔入诗的艺术表现手法,把个人身世之叹与抒写家国之痛密切结合,诗歌充满忧患意识与感人力量,比前期追踪李白的作品更显厚实、凝重。在杜诗接受史上,邓肃的创作值得重视。     

长安十年:杜甫之所以为杜甫——《杜甫与长安》简评

杜甫在长安的十年,在他一生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正如作者在“前言”中说的:“对杜甫来说,无论在政治上或诗歌创作上,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如果说,时代造就了杜甫,艰难玉成了诗人;那么,正是长安十年,奠定了杜甫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杜甫所以能成为伟大的划时代的现实主义诗人,正是长安这十年为其奠定了基础。     

“窃攀屈宋宜方驾”——杜甫对屈原的评价与继承

唐人对屈原的评价,毁誉并出,褒贬不一。在唐代,屈原最大知音要算“诗圣”杜甫。杜甫不仅称誉屈原的才华、创作成就,而且全面继承和发扬了屈原的政治理想、爱国精神和文艺思想,尤其深得屈骚“发愤抒情”、“忠怨”、“规讽”之旨,从而形成了自己诗歌壮志风逸“沉郁顿挫”的风格。这两位诗坛伟人,     

试论唐代的经济和杜甫的“经济意识”

杜甫的诗歌不仅是唐代的一部“诗史”,而且是政治史、文化史 ,同时还是一部有关的经济史。本文第一次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提出杜甫是唐代一位很具有“经济意识”的诗人。这对全面理解杜甫的诗歌和丰富繁荣当今的社会经济生活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论杜甫诗歌的身体观

杜甫诗歌中存在大量的身体词汇,体现了杜甫对身体的格外关注,杜诗中的身体书写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当杜甫走向生命之秋时的身体观念;二是杜诗身体书写中的生存之悲;三是杜诗身体审美的生灵之叹。杜甫诗歌中的身体书写有以下三方面的意义：一是加深了诗歌内容的疼痛感;二是形成了杜甫诗歌沉郁顿挫的风格;三是丰富了杜诗的审美意蕴。杜甫诗歌中的身体书写对于研究杜甫及其创作心态、诗歌审美风格有着重要价值。     

杜诗自注与诗歌境域的开拓

杜甫诗歌的自注作为中国诗歌自注体的早期代表,记录下了与诗歌创作相关的丰富信息,充分发挥了诗歌自注体的辅助功能,诗与注的紧密互动对杜甫诗歌的情志表现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杜甫再次介入诗歌进行自我诠释的动机反映了诗人对创作的自省心理,流露出其多方开拓新境的诗学追求。     

徐复观的诗歌创作论

徐复观是"现代新儒家"中对文学艺术用力颇多的一位学人,他的文艺理论贯穿着哲学的思考、史学的方法。徐复观的诗歌创作论主要体现在对杜甫诗歌以及诗论的研究中。杜甫是中国诗坛巨擘,对后世诗人创作影响巨大,自古以来对杜甫的研究始终围绕"道德阐释"与"诗艺阐释"进行,徐复观认为这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徐复观以杜甫研究为基础的诗歌创作论可以分为三个方面:诗人修养是产生创作冲动的根源,工力用典是诗歌创作的具体方法,打通古今与转益多师是杜甫诗论的特色。     

艺术转型:杜甫秦州诗的文学特质

秦州诗是杜甫诗歌艺术转型的一个里程碑。这种艺术转型,不仅体现了杜甫对诗歌审美的认识在秦州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且标志着杜甫的诗歌创作在秦州已进入了一个更新的艺术创造阶段。最能体现杜甫秦州艺术转型文学特质的,是诗人创作于这一时期的五言律诗。与长安时期的同类诗相比,秦州五律获得了诸多艺术上的创新与突破,既为其成都诗特别是夔州诗的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又对后世诗人产生很大影响     

杜甫诗的历史见证品格及其审美分析

杜甫是一位直面大时代沉落的大诗人。时代的沉落和他的诚实刚毅的诗品发生碰撞,形成了中国历代诗人的写作中跟自己的时代联系最紧密的一种诗品。在对大时代沉落的体验和书写的精神联系中,杜甫对中国的诗学贡献了三个关键词,形成了三种诗学的传统:第一个关键词是“诗史思维”,他把诗歌的描写伸进了动荡不安的历史发展的潜流和脉络之中,开创了一个用诗来见证历史的传统。第二个关键词就是“沉郁顿挫”,他精心地锤炼诗歌的意象和篇章肌理,以泪为珠、以血为碧的苦心,凝思着沉重的生命的呻吟和情感的热力。第三个关键词,就是“性耽佳句”,抱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把诗歌当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呕心沥血地发挥中国语言、语境和诗性的功能。     

李白与杜甫诗歌不同创作风格形成原因分析

李白与杜甫是盛唐时期两位伟大的诗人,共同经历了大唐帝国由极盛走向衰落的转折过程,但两人在诗歌创作上的风格却是迥然相异：李白是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杜甫则是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两位生活于同一时代背景下的伟大诗人在诗歌的创作风格上之所以会如此不同,主要受到思想体系、家庭背景与生活经历以及性格气质三方面因素的影响。     

“以史释诗”的有效性与局限性管窥

“以史释诗”是一种用“史”的眼光将诗与史结合起来,对诗作史的解读与还原,以求回归诗歌创作“原生态”,回归诗章“本义”(meaning)与诗人“本意”(intention)的诗注方法。这种方法,一方面开启了诗的历史化解读,另一方面阐释重心由“诗章之义”转向“诗人之志”,诗人的背景资讯备受瞩目。说诗者在对诗人背景资讯的瞩目与对话中,达到对诗歌的深刻理解与深度阐释,“以史释诗”的有效性大为彰显。然而,背景史料是一把双刃剑,当它与文本信息交互不一时,便又造成了对文本阅读与理解的障碍,“以史释诗”的局限性由此呈现。故说诗者在诗歌阐释活动中不可拘泥于背景阐释,宜多途径对话,多途径阐释。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