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郊农民户籍身份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对策

自2014年国务院提出统一城乡户籍制度以来进程缓慢,出现户籍制度缺陷和城乡二元户籍管理模式遗留下的社会问题。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行与农民对户籍身份的选择意愿有关。以城郊农民为例,其户籍身份选择主要受到土地政策和社会保障的政策因素、对城镇化安置社区缺乏认同感和社区内社会交往内卷化等社区因素及文化素质低和陈旧固化的生活方式等个体因素的影响。针对城郊农民户籍身份选择的三类影响因素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体层面提出对策建议,对于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农村土地对老一辈农民工户籍迁移意愿的影响研究

使用2017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实施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重庆流动人口(流出)数据,利用交互分析和多项Logit模型,分析农村土地变量和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流动特征等相关因素与老一辈农民工户籍迁移意愿的关系。结果显示,相比没有农村土地的老一辈农民工,有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户籍迁移意愿更低;同时,宅基地面积大小对老一辈农民工户籍迁移意愿有显著影响,宅基地面积小于平均面积,其意愿更强烈。应该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充分考虑农民工的权益,提高老一辈农民工的户籍迁移意愿,推进城镇化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财税改革与户籍制度的三个 10 年变迁

户籍制度自建立以来历经 60 年的演变,形成了具有福利粘附作用的体制。 文章以财税体制与户籍制度的关系为切入点,指出财税体制约束及其福利分配安排对户籍制度是否成为问题具有根源性影响。 一是揭示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于 1958 年正式建立的重要背景是 1950 年代接受外部战略援助形成的军重工业内生资本增密及其预算硬约束对中央财税经济的沉重压力,这个硬约束导致二元户籍制度延续到 1980 年代初的财税体制改革。 二是论述了 1985 年财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调整与户籍制度同步变化的三个 10 年变迁。 三是讨论了近十几年农民转户意愿明显低落的原因,即 2004 年农业税费改革以来国家财税金支持三农政策已经部分消解了城乡差距,农村户口实际的和预期的福利均大大提升。 四十年改革中,粘附了福利的二元户籍制度难以单独突破的原因,在于其与财税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变化存在较强相关性。 新时代的户籍改革研究也需要创新,从关注过去城乡二元户籍矛盾转向生产过剩压力下城市间产业升级竞争,后者导致吸引精英、排斥低端的户籍歧视。 相应地,只有建立财税金统一的制度体系才能减少城市间福利差异。     

城市化进程中农工两栖人身份转换的困境与对策——基于户籍制度改革的视角

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运用行政权力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分配而人为形成的一种"准身份"制度性安排。受户籍制度的制约,社会成员在城市化进程中产生了规模庞大的农工两栖人。徘徊在城乡之间、职业工人、身份农民是农工两栖人的显著特征。在城市化进程中,根据城市类型和区域差异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改革附着于户籍上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构建城乡统一的新型资源配置体系,同时适时调整政策输出,保护弱势群体,不失为推进农工两栖人由农民向城市产业工人身份转换的有效对策。     

农地流转意愿决定因素分析

基于安徽省农户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农地流转意愿的主要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农民市民化意愿是影响农地流转意愿的第一大因素,而农民城市生活感知是仅次于户主文化水平的第三大影响因素,家庭劳动力负担率与农地流转意愿呈显著的负相关。此外年龄、家庭人口数、外出务工率和农户类型对农地流转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加大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转变城市社保差别化供给机制,对进城农民"放权让利"等政策建议。     

成都户籍改革对人力资本的影响

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对人力资本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户籍改革必将成为影响人力资本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从存量性和结构性两个维度探讨成都户籍制度改革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成都一元化户籍制度扩大了流动性和保障性,提高了存量性人力资本和结构性人力资本。     

我国地方政府户籍制度改革的案例比较分析

在中央稳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总要求下,各地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及方式并不相同,其效果也呈现较大差别。对地方户籍制度改革的典型实践做出对比分析,有助于认识各地户籍制度改革实践的优劣及户籍制度改革应遵循的一般规律,从而为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提供理论借鉴和现实参考。基于此,选取成都、重庆、郑州、中山4个城市的户籍改革案例进行比较研究,从改革措施、改革绩效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认为现有地方政府户籍制度改革的自利性倾向较强,以人为本的价值理性诉求较为缺失。因此,要推进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同时降低户籍制度改革的相关风险,地方政府应充分尊重转户者意愿,并严格执行城市分类管理原则,在国家顶层设计方面,应重点着力于政绩评价体制以及社会保障体制方面改革。     

北京郊区农民城镇化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城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农民意愿,内容涵盖农民城镇生活、农村迁建、土地流转和就业意愿等。农民意愿受个人、家庭和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因区域的差异而迥异。文章以北京郊区户籍农民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计划行为(TPB)理论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证明,运用计划行为理论分析意愿的影响因素是适用的,农民的城镇化行为态度已经处于追求经济理性和价值理性阶段,感知行为控制中的非经济理性、迁居成本和个人特征对意愿有较强影响,农民在做决策时会更多参考亲戚、家人和邻里的意见。     

一元户籍制度改革试点的城乡居民态度比较——以荆门市掇刀区为例

传统户籍制度带有明显的“城乡二元分割”特征,造成了事实上的城乡之间,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在教育、医疗、社保、卫生等诸多方面的不平等,为此各地开始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探索.以荆门市掇刀区一元户籍制度改革的具体实践为例,从城乡居民态度测量、城乡居民态度对比和影响城乡居民态度的因素分析等几个方面对户籍改革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得出以下几个结论:城乡居民普遍支持户籍改革;城市居民对户籍改革的偏好大于农村居民;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入城所带来的社会保障、就业、教育、医疗和养老保险等诸多问题持反对态度;影响农村居民态度的因素共有四个,即人口流动、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和教育.     

论户籍屏障理论正负社会效应及其调控

户籍制度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都具有其它制度不可取代的屏障功能。中国户籍制度的发展轨迹显示,户籍屏障理论能对社会产生正负两种不同的效应。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因受外部环境条件变化的影响,二者始终处于一种动态变化之中。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二元户籍制度屏障功能的正面效应正在不断弱化,必须进行制度改革和功能调整。     

基于户籍分割的大都市流动人口回流研究

回流是伴随着人口迁移而产生的必然现象。在户籍制度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际,不同户籍性质的流动人口具有较强的平流原户籍地的意愿;随着户籍地行政级别的上移,暂时留居都市的意愿越强,向下回流的意愿越弱。究其根本,经济因素是影响流动人口回流户籍地圈层的重要因素,并且在流动人口的向上回流决策中,稳定的住房条件是不容忽视的影响因子。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调查分析——以上海市普陀区和苏州市为例

以上海市普陀区和苏州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数据为依据,采用spss、excel图形数据分析方法,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特征、不同居留意愿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打算和困难以及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打算永久居住在城市的流动人口在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居留时间以及留在城市的准备和困难等方面与非永久居留和尚未有居留意愿的流动人口有显著的差异;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有较大影响。     

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

自古以来,我国的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在传统社会里,户籍和地籍是高度重叠、紧密相连、共生互动的。户籍是分配土地的依据,也是政府征收赋税和徭役的基础。当前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也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构建的。但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居民户口变动的情况日益增多,比如农民流动导致的人户分离现象等等,从而使这些人与其原有     

乡村振兴视角下我国户籍制度的双向改革研究

中国的户籍制度根植于城乡二元结构并促进形成了两套相互隔绝的利益体系,强调"单向进城"的户籍制度改革不但难以满足市场条件下人口自由迁移及其寻求经济机会最大化的需要,而且造成了户籍利益在农村一端的固化,最终制约了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无障碍流动。从乡村振兴的战略需求来看,我国户籍制度需要全面调整户籍制度背后的城乡利益关系,平行推进城镇、农村的户籍制度双向改革。其中,城镇的户籍制度改革需要将户籍利益界定为属地政府应该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以特大城市为重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与城镇户籍全面脱钩,从而使得农业转移人口能够融入城镇。农村的户籍制度改革需要将农地(林地)承包、农村宅基地、农村集体经济权益等户籍利益界定为保障性利益,从更好地保护这种利益出发,一方面通过设计农村户籍利益转化为可交易资产的条件构建户籍利益转化机制;另一方面立足于人口自由迁移及其寻求经济机会最大化的需求探索性改革农村户籍的封闭状态,从而实现生产要素在城镇与农村之间的无障碍流动。     

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

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模式主要包括投资入户、购房落户、人才引进、土地换社保和积分入户等模式。户籍制度改革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了可能,但是仍存在很多的问题：农民工市民化仍然面临着较高的＂准入门槛＂,市民化成本较高;镶嵌在户口中的各种社会福利尚未被完全剥离,弱化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很多城市户籍改革的出发点是吸引更多的资本、人才和技术,弱化了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感,降低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降低城市落户门槛、剥离户口中附着的各种社会福利、改革和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是未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     

稳妥推进户籍改革

温家宝总理在和网友交流时,透露出高层推进户籍改革的决心。他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症结所在就是户籍。政府今后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让那些长期在城市生活和工作,并具备一定条件的农民工融入城市。”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今年将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要让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变为城镇居民,也要让农民有一个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浅析我国户籍制度的未来走向

现行户籍制度由于附加了各种复杂利益以及与土地制度关联,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动和迁徙,增加了社会管理成本,形成了严重的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严重阻碍了城市化进程,越来越成为造成社会不公平的突出因素,户籍制度改革已经迫在眉睫。推进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应从切实加快户籍改革立法、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和居民身份制度、剥离户籍制度附加的各种利益、实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试行土地确权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着手,注重顶层设计,做好各项配套改革,稳步推进我国户籍制度改革。     

以人口登记管理制度代替户籍制的构想

现行户籍制度严重影响和制约着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影响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影响着全国范围内几亿人口的流动,是造成贫富差距、社会资源配置不合理的基本因素之一.户籍制度改革不仅成为了社会普遍关注的制度热点问题,更是城乡一体化建设、民生工程以及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制度瓶颈.在研究我国现行户籍制度主要内容、弊端及借鉴有关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取消户籍制,以人口登记管理制度代替户籍制的大胆构想,并设计了一元化结构、三证式管理、多层次户籍迁移等新的人口登记管理制度.     

对全面放开中等城市和部分大城市落户限制的思考

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但反思近30年户籍改革实践,总的看改革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不平等的"二元户籍制"及"限制自由迁徙"等实质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主要原因是观念保守,思想解放的程度不够,政府对户籍改革重视不够,多以城市承载力不足等理由,不愿引入市场机制,对户籍政策把控太严。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步伐应该更大一些,应尝试"全面放开中等城市甚至部分大城市的落户限制"。     

区域发展战略对农户参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影响分析

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在带来土地潜在价值上升的同时,也会改变行为主体尤其是农民群体的行为预期,其是否会影响到农户参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的意愿值得关注。本研究以海口市江东新区发展战略为例,基于293份调研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了江东新区内、外农户参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意愿的驱动因素及其差异,以此分析江东新区发展战略对农户入市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户基于收益考量,整体对入市政策具有较高支持度;（2）农户整体入市意愿较高,新区内农户对新区战略发展的态度很可能传导至其入市意愿;（3）受教育程度、风险喜好及政策了解度对农户整体入市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江东新区内农户入市意愿还受其权益保障状况的显著影响,而新区外农户入市意愿还受其性别和年龄的显著影响。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推进须正视农民群体的权利主体地位,并充分考虑其对农户意愿或选择行为产生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