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中日交涉模式的形成和贸易主动权的消失

17、18世纪的清朝中国和德川日本虽然有贸易关系,却并没有直接的官方交涉。且这一时期的清、日贸易的形态是中国商人前往日本而没有日本商人来华交易的”往市贸易”。这种贸易模式的形成主要基于德川幕府对贸易的政治介入和政策性调控,而清朝政府在作出同日本进行官方交涉的初步试探并遭到强硬拒绝之后亦默认了现状。这一模式的延续使日本得以避免再度进入中国中心的朝贡贸易体制,也令中日双方在贸易主动权上此消彼长的现象逐步明显。     

日本的“满洲国”方案与欧美列强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开端,但日本统治集团策谋已久的“满蒙问题”却是欧美列强无不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因而“解决”这一问题不只是向中国行使武力,同时也意味着向列强挑战,意味着日本对外政策的重大转变。所谓“满洲国”方案,从制订到实行,集中,典型地反映了国际因素对日本外交决策过程的实际影响。     

抗战时期“近卫声明”的来龙去脉

1938年的三次“近卫声明”，都是日本政府为找到一个代表中国的谈判对手达到其侵略的目标而发布的。第一次近卫声明打开了诱降的大门，第二次、第三次近卫声明则是在日本大规模侵华军事进攻告一段落和汪精卫暗通日本的情况下发布的，完全体现了政治谋略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目的在于从政治上瓦解国民政府。三次近卫声明之中，以第二次近卫声明影响最为巨大而深远。     

"兴亚院"与战时日本的"东亚新秩序"

1938年12月,日本侵华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之后,为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目标,近卫内阁决定设立“兴亚院”,作为决定和实施对中国占领区政策的总机关。本文主要运用日方的档案资料,考察了“兴亚院”的设置与正式成立过程,分析了该院的组织结构与性质,并简述了“兴亚院”成立初期在处理“中国事变”上取得的“业绩”,特别是成功诱降汪精卫集团。因此,可以说“兴亚院”是地道的“灭亚院”,它的存在,验证了战时日本“东亚新秩序”的本质,并为我们今天认识日本侵华历史提供了又一个“物证”。     

俄乌冲突视域下日本对俄政策的基本框架与效果评价

俄乌冲突发生后,日本调整了以往的对俄政策,岸田政府紧随欧美国家加入了制裁俄罗斯的行列。日本对俄政策的调整既体现了岸田政府极力展示自己执政特色的现实需要,也体现了日本欲渲染俄乌冲突对国际社会的恶劣影响以迈向“正常国家化”的战略需要。同时,俄乌冲突为日本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遏制中国提供了契机。岸田政府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增强对俄威慑力,以共享价值观的国家为重点构建反俄同盟,同时通过拓展经济领域合作降低能源方面的对俄依存度。但这些举措无法助力日本战略目标的实现,不仅严重影响日俄和平条约谈判进程,而且突破“专守防卫”政策、谋求军事力量的提升等行为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制造地缘政治对立,不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中日“间岛交涉”与宋教仁、吴禄贞

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沙俄,抢得旅大租借地和南满铁路,成为中国东北南部的主宰。为了进一步侵略中国,争夺东北地区这个所谓的“远东巴尔干”,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制造事端。自1907年至1909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先后挑起了“东省六案”纠纷。这六案是:新法路案、大营路案、京奉路展修案、抚顺烟台煤矿案、安奉路沿线矿务案及“间岛交涉”案。在上述六案交涉中,只有“间岛交涉”案,中国取得了胜利,其中宋教仁、吴禄贞起了重要作用。本文就此略作探讨,并概述其要。     

日本分裂企图的破灭与中国的统一——再论"东方会议"与皇姑屯事件

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内乱加重之际,日本田中内阁上台,推行强硬的干涉中国内政和独霸中国东北的政策."东方会议"在此背景下召开,并通过<对华政策纲领>,会后加快了侵略东北的步伐.但是在解决与张作霖的关系上,日本统治集团之间意见并不统一,田中内阁寄希望于外交和经济手段迫使张作霖屈服,军方却急于武力干预除掉张作霖.皇姑屯事件既是"东方会议"的一个隐形"图谋",又是日本不同侵略势力矛盾的反映,同时成为导致田中内阁垮台的直接因素.历史证明:中华民族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日本逆历史规律而行,分裂中国的企图最终未能得逞,反而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南北统一局面的形成.     

“阅读日本书系”介绍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与日本笹川和平财团共同发起,联合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新星出版社等启动了民间大型文化交流出版项目——“阅读日本书系”。书目每年由中日专家组成选书委员会推选,计划在十年左右引进百种日本图书,向中国读者全方位地介绍当今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     

日本新《海洋基本计划》解析：特点、动因与影响

日本长期以“海洋国家”自居,海洋战略不仅在其国家战略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更关乎中日双边关系及地区和平与稳定。2023年4月28日,日本出台第四份《海洋基本计划》,用以指导今后五年具体海洋政策。作为岸田文雄上台执政,并对日本安保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后的首份《海洋基本计划》,其相较于第三份《海洋基本计划》呈现出“泛安全化”趋势空前加剧、将海洋“威胁”主要来源从朝鲜调整为中国与俄罗斯、提出“构建可持续海洋”基本方针三大特点。造成此种变化主要原因包括：日本战略文化中危机意识、扩张主义及尚武等因素的长期浸润;日本国家战略进入向以“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为核心诉求的“全面大国”转型加速期;日本外部环境发生以进入所谓“新时代”为代表的显著变化;岸田政权因经济低迷、少子老龄化、系列政治丑闻等问题遭遇执政危机。日本未来以第四份《海洋基本计划》为蓝本的海洋政策调整,或将对中日关系、地区安全形势乃至全球“高边疆”领域合作造成负面影响,值得予以高度警惕。     

日俄和约交涉的新动向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与韩国解决"慰安妇问题"之后,日本迅速以"不固执于领土问题"的妥协姿态与俄罗斯厘定和平条约交涉"新思路",并启动了谈判。从战后处理的历史过程和日俄交涉最新进展来看,双方极尽博弈的最大相互利益,将是日本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日俄间领土改变"结果"与俄罗斯承认战后美日间"冲绳返还"的"历史事实"的平衡。这意味着,日本不再纠缠"北方四岛"返还,俄罗斯确认向日本移交两岛,但目前维持现状即还要谈判移交条件甚至于美国不从冲绳撤军则俄不实际或不完全移交,而在确认战后"琉球再冲绳化"为合法的意义上强化了日本把钓鱼岛作为冲绳一部分的立场,陷中国的钓鱼岛权益于危险境地。日韩、日俄相继和解,将使中国对日外交面临更复杂的形势。     

论日本海洋战略及海洋体制的发展

在海洋立国战略指导下,日本确立了内阁首相领衔、海上保安厅主导的海洋体制,并利用现有国际海洋法的缺陷,以维护海上安全为借口不断扩大自身海洋权益。日本以中国为海洋战略竞争对手,配合美国“印太战略”强化对中国的海上围堵,遏制中国海洋战略发展,同时深化日美海权同盟,企图共同主导全球和地区海洋秩序,从而建立起扩张型海洋体制,借此实现恢复“正常国家”和谋求大国地位的梦想。日本这种扩张型海洋体制不符合和平发展的世界潮流,应该走构建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道路。     

早期日本在华报业史初探

本文围绕日本早期在华报业史中的三个“第一”,既对其日文、英文、和中文报分别进行了梳理,勾勒出早期日本在华报业史的轮廓。日本人在中国最初创办以日本侨民为读者的日文报,为日本在华商人从事商业活动提供便利;随着日本在华势力的增强和政治经济利益的扩大,创办了中文报纸以影响中国读者和舆论,干预中国政治,体现出明显的政治倾向;创办英文报纸目的是影响英美等殖民国家的远东政策,令其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地位,是日本对外宣传不可缺少的一环。     

论太平洋战争不可避免性

日本史学界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统治集团中抱有和平愿望者大有人在,如果美国罗斯福政府的态度不那么僵硬,能够作出让步妥协,那么就会使主和派地位巩固,压制住主战派,太平洋战争就可以避免。事实果真如此吗?众所周知,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法西斯挑起的,因此本文以日本方面为主对上述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截然对立的两种对外战略目标 1940年7月26日,日本近卫内阁的新任外交大臣松冈洋右通过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寄语罗斯福总统,表示“维护世界和平,他也极为关切、而且终生向往,不过”,“世局既然是在不断演进、变化和…     

中国政治文明的个性特征与独特贡献

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与当代中国政治文明都有自身独特的个性特征。传统政治文明的鲜明特征是建立在中国人对“人性”独特理解基础上的“人治文明” ;当代政治文明的实质是体现阶级先进性与代表性的党的领导机制。中国政治文明的总体倾向是强调政治主体对政治过程的决定性作用与对社会阶级或集团利益的代表 ,在法制规范与国家权力的合理运用方面则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中国独创的这种政治文明对当代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非常现实的主导意义     

日本的民族主义与中国的“民族主义”

日本传统的民族扩张思想同西方“弱肉强食”理论相结合构成了日本民族主义的核心，使其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二战的失败并未实质改变日本民族主义的本质。战后经济上的成功使它死灰复燃，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又鼓舞了民族主义者。国际上和亚洲邻国正密切注视日本的动向。日本部分政治家宣传“中国民族主义抬头论”是“中国威胁论”的变奏与深化，自有其目的。中国爱国主义教育不主张民族利己主义和沙文主义，它与国际主义相结合，追求国家振兴，各国平等和世界和平。决非狭隘民族主义。     

日本在关东大地震期间惨杀浙籍旅日华工与北洋政府对日本当局的交涉

1923年9月初,日本关东地区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地震。这次震灾给日本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损失,也殃及了我国旅日华工商。对日本发生的这次巨灾,中国人民十分关注,不但在舆论上及时宣传报导,而且在财力物力上予以大力支援。然而,日本一些青年团员、在乡军人以及警官军队(以下简称“日人”),则乘震灾之机,在野蛮屠杀朝鲜人的同时,疯狂残杀我国旅日华工,其中浙江温州、处州等地无辜遭杀害的就达数百人。这一严重事件,激起了浙籍人民和全国各地人民的无比愤怒,纷纷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北洋政府对日本当局进行交涉。但由于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低下,交涉无力,结果使这个惨杀华工大血案不了了之,尘封数十年之久。今天把这个问题彻底揭露出来,对于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反动本性与北洋政府的昏庸     

日本:不“普通”的普通国家

小泽一郎在《日本改造计划》中提出要使日本成为“普通国家”,认为“和平宪法”第九条和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使日本成为了不“普通”的国家,但事实上,日本通过一系列立法已使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名存实亡,而“敌国条款”早已无实质意义,且日本对外拥有平等权,也拥有自卫权.因此,日本是一个真正的普通国家.     

通商富国战略的思想先驱--本多利明及其"交易"学说

一、时代造就的思想家1 8世纪中期 ,日本封建社会正处在从繁荣走向危机的转折时期。德川幕府在经历了早期“文治主义”政治变革以后 ,社会处于稳定时期 ,农业生产获得巨大发展 ,然而不久之后就已经显现出诸多社会危机。随着商品经济发展 ,传统自然经济面临巨大挑战。一方面 ,德川中央军事贵族统治集团和各地政权都遇到了财政困难 ,武士阶层生活穷困。另一方面 ,城市商人聚敛财富 ,或贷予武士 ,或经营新田 ,甚至进入政治舞台 ,活跃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德川幕府实行享保改革和宽政改革 ,政策摇摆不定 ,重臣田沼又推行了一整套旨在吸收商人能量…     

近代日本远洋渔业扩张与侵害中国海权的历史考察

近代日本远洋渔业大致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低迷和振兴期以及战时政府管制期这四个阶段。自明治中期,日本政府大力发展近海和远洋渔业,海洋渔业实现了从沿岸、至近海和远洋渔业的结构性变迁。甲午战争后,日本借助军事力量推进海洋渔业走向扩张,大肆攫取邻国渔业资源;这些侵扰活动既蚕食了近代中国的渔权,也严重侵害了中国的海权,给中国渔业、渔民生产生活造成严重侵害。在和平发展时期,渔权是实质性的海权,依然是海权的核心。当今,中日两国在海洋和渔业领域也存在一些利益纠纷,而通过交流和交涉化解歧见理应是不二选择。惟其如此,才能共同维护远洋渔业的和平发展,进而保障亚洲以及世界海洋秩序的有序运行。     

转型中的中国与日本——第四次中日青年论坛综述

2000年4月28—3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和日本日中技术留学交流协会主办的“第四次中日青年论坛”,在北京和平宾馆隆重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是“转型中的中国与日本——展望21世纪的中日关系”。来自中国、日本和韩国的20多所大学及研究机构的50余名学者出席大会,国内外新闻单位及有关出版社也派员列席了会议。大会共收到论文40余篇。中日两国年轻学者认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日两国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历程。在迎来21世纪的今天,整个国际环境以及中国和日本的国情都较以前发生了很大变化,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