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经·国风》中的乐器

<诗经>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经典之一,包括"风"、"雅"、"颂"三类音乐形式,其中十五国"风"是各地的民间歌曲,是<诗经>中艺术性最高的部分.<诗经>中记载了29种乐器,是周代社会的常用乐器群,"国风"中提及了琴、瑟、、簧、鼓、缶、钟、鸾等8种.本文从乐器的角度进行研究,探讨体现在"国风"中的周代社会的音乐面貌和审美观念.     

从《诗经》的功用来理解孔子的"思无邪"

"思无邪"一语出自<诗经·鲁颂>,孔子言以论<诗>三百,后世由此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观念.但学者对其理解不同,众说纷纭,有十余家之多.正确理解"思无邪"的原意,结合孔子论述<诗经>的时代背景和春秋时期研究<诗经>的总体趋势,孔子说<诗经>"思无邪",是说<诗经>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手段.     

《诗经》“氓”字考辨

在<诗经>305篇里,"氓"字仅出现在<卫风·氓>一诗中.<氓>是<诗经>里著名的叙事诗,流传既广,影响亦大.但因时代久远,争议颇多,尤其对"氓"字的解释,莫衷一是.然而,"氓"又是诗中较为关键的字,"氓"字的准确释义对诗的正确理解有很大的帮助,因此不揣浅陋,就"氓"字音、义作一简单考辨.     

《诗经》"而"字研究

"而"在<诗经>中共出现57处,有代词、动词、语助词、连词、词尾等多种用法,详细分析"而"在<诗经>中的具体用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诗经>以及先秦的文献典籍.     

《诗经》意象论

<诗经>意象在观念内容上可以划分为原始兴象、比德意象和审美意象.这三种意象既代表了<诗经>意象在观念内容上的历时发展,也构成了<诗经>意象在观念内容方面的共时结构.<诗经>意象在艺术表现上可以划分为描述型、比喻型和象征型三大类.这三类意象鼎足而立,各自具有艺术表现的功能和特色,又密切配合,相辅相成地建构出一篇篇富于艺术表现力的诗作.     

《诗经》之"比、兴"与春秋"赋诗、引诗"关系考察

作为<诗经>艺术表现手法的"比、兴"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作诗方面的"比、兴",一是用诗方面的"比、兴".该文着重研究的是<诗经>用诗方面的"比、兴"与古代典籍中"赋诗"、"引诗"之间有何逻辑关系.古代的"赋诗"、"引诗",虽不少是断章取义,但其基本意思不能完全脱离<诗经>本义.这些"赋诗"、"引诗"的传统不但可以证实当时人们多么重视<诗经>,而且从联想、想象的立场来看,"赋诗"、"引诗"本身就反映了"比、兴"之特性.由此而论,"赋诗"、"引诗"可以说是先秦对<诗经>之"比、兴"研究的一种引申和发展.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就可以理解春秋时代的人们早已借以"赋诗、引诗"的形式广泛地运用了<诗经>.     

《荷马史诗》－－从神话走向理性

文章通过对<伊利亚特>、<奥德赛>的分析,说明<荷马史诗>既是希腊人关于宙斯意志的神话思想的完整体现,同时又渗透着原始个体概念的理性萌芽,是人类从神话走向理性时代的真实记录.     

"思无邪"别解及孔子的论《诗》系统

<论语>中孔子讲"<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从汉代到现代,学术界对其中"思无邪"一语解释纷纭,因而也就妨碍了对孔子<诗>论的理解.正确理解<鲁颂·駉篇>"思无邪"的原意,结合孔子论述<诗经>的系统和春秋时期研究<诗经>的总体趋势,孔子说<诗经>"思无邪",是说<诗经>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手段,而这一点又进一步证明了孔子论<诗>系统的纲领是普及文化,运用<诗>提高"人"的精神.     

不学诗无以言--《诗经》在春秋外交中的作用

"不学诗,无以言"是孔子对<诗经>实用价值的概括,也是对春秋时期四百年赋诗言志的总结.<诗经>在春秋外交中的作用主要有一、诗言志能够有效地参与、推动外交活动,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二、以<诗经>为外交语言充分表现个人乃至国家的文化修养,并且可以含蓄地展示国家的实力,包括国内君臣、君主之间的关系.可以说,赋诗言志不仅属于那个时代,而且在整个文化史上有重大的影响.     

“白虎会议”与《诗经》讲义中朝古代《诗经》研究之比较

中国汉代为了统一思想,加强封建统治,由皇帝主持召开了著名的"白虎会议",以讨论经学上存在的主要问题,而在讨论中,<诗经>的有关问题就成为主要内容.公元18世纪朝鲜李朝正祖时期,由正祖亲自主持进行了有关中国古代经学的"讲义",而<诗经>也就是主要内容.中朝古代<诗经>的研究存在可比性,其相同性反映了两国封建文化的相同之处,其相异之点,来源于两国文化的不同,也反映出古代朝鲜力图在文化上学习、借鉴和创新的事实.     

苏轼族类生命意识的来源与特征

族类生命意识区别于"爱国"的政治概念,是人类所共有的,包括族类生存与发展双重含义,并可以脱离国家的政治依托而独立存在的文化概念。中国历史延续至宋代,与中原王朝跨入后期封建社会相对应,汉族与周边民族的政治军事关系开始出现了历史性的逆转,汉族在与周边民族争取政治生存空间的过程中逐步走向劣势。亲身经历着这一历史过程的苏轼在这种民族关系环境的刺激下,结合汉族原有传统中的族类生命观念,以及家学渊源,对汉族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的生存与文化发展的可延续性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以其强烈的危机意识与不为空言的特点,诠释了他自己以汉族为本位的族类生命意识。尽管苏轼的这种族类生命意识在北宋时代还具有相当的历史局限性,但在今天世界文化交融日益紧密的形势下,对以"中华民族"为整体概念的宏观性族群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流,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简论施叔青的小说创作简

施叔青的创作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现代主义者的各种意识和主义,对其创作均产生过影响。第二阶段,她改为描写边缘人的文化冲突以及与女性相关的家庭、婚姻问题。第三阶段,她努力去建构一个充满金钱、权力、性爱、犯罪组合而成的都市奇观,表现多层次的人生。第四阶段,以不同的统治政权做区隔,以便更好地表现台湾政权转移时所体现的断裂特征。     

师陀的现代婚恋观探析

师陀是中国现代文坛上具有独特创作个性和浓厚人文情怀的作家。两性关系是他思考人生和社会问题的一个切入口。师陀作品中的现代婚恋观表现为:理想的家庭生活,是以男女互爱为基础的、和平宁静的田园诗般的生活;稳固的经济基础才能强大婚姻自身,但过度地追求金钱,也会毁灭爱情;理想的女性,既有传统美德,又具备主体意识。师陀设法在一种健康的婚恋关系中寻求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和解,因为它是整个人类获得幸福与和谐的先决条件。     

师陀的现代婚恋观探析

师陀是中国现代文坛上具有独特创作个性和浓厚人文情怀的作家。两性关系是他思考人生和社会问题的一个切入口。师陀作品中的现代婚恋观表现为：理想的家庭生活,是以男女互爱为基础的、和平宁静的田园诗般的生活;稳固的经济基础才能强大婚姻自身,但过度地追求金钱,也会毁灭爱情;理想的女性,既有传统美德,又具备主体意识。师陀设法在一种健康的婚恋关系中寻求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和解,因为它是整个人类获得幸福与和谐的先决条件。     

美学语言学视角下的维汉委婉语

委婉语是人类语言中的普遍现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都在使用大量的委婉语。委婉语的使用是由人类共同的趋美心理所致,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各民族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观念又决定了委婉语之间的差异。文章从相貌与生理缺陷、疾病与生育、年老、贫穷等几方面就维汉委婉语的异同进行了初步探讨。     

论师陀小说的悲剧意识

作家师陀的创作独具特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颇有影响力的作家。作家在小说里呈现了那个特定年代里的动荡与破败,写出了人们生活的艰辛与苦难,体现了他对民族与国家的未来走向深感受忧虑与怅惘。因而,在师陀的小说里凸显了浓厚的悲剧意识。     

范仲淹变革思想论——兼论与王安石变革之异同

范仲淹的变革思想,从朦胧到清晰,从大概到具体。最能体现"庆历新政"前其政治变革思想演变过程的是《奏上时务书》和《上执政书》。《奏上时务书》提出变革文风、讲求武备、注重人才、勉励谏官、抑制恩荫等五个方面主张。范仲淹此时的政治变革思想更多地表现为笼统模糊、不成体系。《上执政书》提出六点具体变革应对措施:"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范仲淹这次上书阐述自己的变革思想,重点突出,思路成熟,措施具体,层次分明,自成体系,"庆历新政"的大致构思在这里已经形成。"庆历新政"的内容在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有完整体现。这次条陈十事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全篇文字简洁凝练,重在实用。至此,范仲淹完成了从"怎么想"到"怎么做"的转变。宋人种种关于政治革新的言论或作为,可以概括为"择吏为先"四字。范仲淹的变革思想沿着这条线索演变。在以"人治"为特征的封建专制社会,要变革官僚阶层,与社会根本性制度相矛盾冲突,失败是必然的。王安石变法重点在变更朝令法规,并不去触动体制根本性的问题,具有相当的可行性。     

君子之交，和而不同 ——论苏轼与秦观的交谊

秦观是苏轼最中意的弟子,元丰时期他们相识、相知,元祐、绍圣、元符时期政治上同升并黜。“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政治、文才、生活诸方面的契合。他们和而不同的相处、相交之道,对于今天的我们更有启发意义。     

军机处—政事堂—侍从室——个人独裁体制的沿袭与变异

军机处、政事堂、侍从室,这3个不同政权的看似无联系的机构,反映了1个共同点清王朝的雍正帝和民国时期的袁世凯、蒋介石都在谋求得到超越常规的无上权力,为此他们共同的做法是设置超越法定权力机构之外的权力机构.本文尝试着从统治者个人、政体运行体制、世人的认同感等方面,对这3个机构进行比较,着重论述个人专制主义在其中的延续性以及由于时代不同而发生的变化.     

论王艮的造命论思想及其实践

王艮的＂造命论＂思想在其哲学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他认为人是＂至尊至贵＂的＂万物之主＂,可以发挥人作为良知主体的自觉意识,通过＂性能易命＂来改造自身的命运,以＂以先知觉后知＂来改造他人的命运。王艮终生以＂布衣倡道＂的行为正是其＂造命论＂思想的具体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