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东亚认同与东亚话语建构

因为“东亚”一词带有一些历史阴影,中国学界一直较少正面使用它。近年来中国学者曾在不同层面上对“东亚”概念予以批判、考察与清算。20世纪90年代,“东亚儒学”概念从境外传入,激活了中国大陆儒学界的“东亚”话语,学者们通过“东亚儒学”认同东亚,对各国儒学的不同特质予以辨异。同时,中国学者还参与国际性的“东亚共同体”讨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东亚共同体”建构的可能性,并在“共同体”与“社会”的性质区别中,认识到“东亚共同体”必须建立在“东亚认同”特别是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东亚儒学”传入与“东亚共同体”的讨论是中国“东亚”话语建构的两个主要契机,形成了独特的“东亚”话语体系,是中国“东方学”理论建构的重要环节。     

东亚新地区主义视角下的东亚合作

当前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主要还是以现实主义的权力和利益为基础的竞争性地区主义,这也是东亚地区主义制度化发展的重要障碍.以平等协商、互利合作为价值观的东亚新地区主义为东亚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同时,东亚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也要求东亚各国打破传统现实主义权力制衡的牢笼,共同构建符合各方利益的"东亚共同体".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战略选择的动因分析——“新地区主义”思潮的兴起

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出现,一方面是世界政治和经济多极化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出现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新地区主义在东亚迅速膨胀,并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东亚共同体建设:历史模式与秩序观念

在东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同的地区共同体建设模式,其中包含着不同的地区秩序观念.东亚共同体建设,就是如何把东亚塑造成一个地区和建立某种地区秩序的过程,或者说,就是怎么样实现东亚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东亚共同体之成为现实,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系列国家组成一个地理区域、一系列共有的行为规范和制度、共有的地区意识或地区认同.有史以来,东亚地区先后出现过几种不同的模式或秩序,即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以及当代的东亚共同体模式.这些模式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具体特征:第一个模式是稳定的,但却是不平等的;第二个模式是征服性的,也是不平等的,并且导致了大规模的武力冲突;第三个模式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当前和未来的东亚共同体建设,必须回答和解决以下几个重要问题:未来的东亚共同体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是由大国主导的还是成员国完全平等的?东亚地区共同体的共有观念、规则和制度如何形成?因此.东亚国家需要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在实践中探索符合本地区特点和利益的地区共同体建设模式.     

东亚共同体与东亚自由贸易区:日本的东亚地区合作构想与实践

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构想意在从经济上依托东亚经济发展来解决其自身的经济问题,并谋求地区经济合作的主导权。但是,在安全领域日本却借助美日同盟以及构建所谓的"民主价值观"联盟来遏制崛起的中国。这导致日本的东亚安全战略与经济战略的内在矛盾。不明确"东亚共同体"的成员与核心推动力,日本难以获得其他东亚国家的信任,而在不对等的美日同盟结构下,日本的东亚外交也引发美国对其离心倾向的猜疑。在亚太经合组织与东亚峰会等包容性多边组织存在的背景下,日本重构一个成员重叠的"东亚共同体"缺乏实际意义。在东盟主导动力不足的情况下,日本应该加强与中国互信来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而非依据对抗性的权力政治逻辑来遏制中国。     

东亚区域合作语境下的中国外交:一个新地区主义的视角

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政治中，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外交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当前，东亚区域合作外交正在成为中国外交中一个日益凸显的亮点．、在新地区主义理论的视野中，中国提出新安全观，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提出并倡导“开放的地区主义”思想，为新地区主义在亚太地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积极推进“10＋3”合作，着力发展“10＋1”；积极参与东亚区域合作的制度化建设，支持东盟为推进东亚区域一体化所做的努力；以“10＋3”机制为契机，深化中、日、韩三国合作。在未来的东亚区域合作中，中国应在加快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让东盟国家从中切实受益；继续坚定不移地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发挥大国作用：切实按照《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规定的各项原则处理同有关国家的海上领土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大力发展中、日、韩三国经贸合作，切实推进三国次区域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建设性的合作精神发展中美关系。     

论历史上的"东亚世界"

在西方殖民主义向世界各地扩张之前,在亚洲东部,很久就存在着以中国文明为中心的“东亚世界”。中国是东亚文明的“母源和主体”,东亚世界是随着中国文明的发生发展而逐步形成起来的,其范围除了现今中国的本土外,还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各国。东亚各国、各民族通过学习和采用中国的文字、儒家文化、政治制度,通过贸易往来、佛教交流等,共同构成以中国文明为纽带的东亚国际社会秩序,维护东亚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东亚各国同中国保持着特殊的宗藩关系,其形式是定期的朝贡。这是儒家伦理学说中君臣关系在国际关系中的延伸。这种准封建政治关系虽不平等,但不同于西欧的宗主国与附庸国的关系。19世纪中叶后,随着西方资本殖民主义东扩和后起的日本帝国主义破坏,宗藩政治遭到瓦解,东亚世界也随之崩溃。日本曾试图通过武力征服,强行建立由日本主宰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国际秩序,结果遭到了惨败。东亚世界是东亚各国“自律发挥和自我完成的历史世界”,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心,是以各国仰慕向往悠久的中国文明所致。中国同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政治上、道义上的承认,和平共处,自然形成和建立起来的。历史上东亚世界的存在对于我们今天建立东亚地区的和平、合作、繁荣、稳定和发展仍具有重要启示。     

日本“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形成及发展前景

日本＂东亚共同体＂构想是原首相小泉纯一郎在访问新加坡期间明确提出的,此后的安倍晋三、麻生太郎、鸠山由纪夫、菅直人等多位首相在施政演说中都多次提及＂东亚共同体＂构想。日本＂东亚共同体＂构想从战略层面主要包括：通过扩大贸易投资,增进相互依存;稳定地区货币,提高日元利用率,强化日本的金融中心地位;在能源环境、政治安全、文化交流等领域建立规范的合作机制。通过东亚地区产业结构、日本政府角色、东亚文化合作、东亚地区安全结构几个层面对日本＂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前景进行系统分析,能够揭示其面临的挑战和战略意图及东亚一体化应坚持的原则。     

东亚共同体:构想、机遇、挑战

东亚共同体是近年来东亚国际关系中出现的一个新的变量。从客观发展趋势和各方积极愿望看，东亚共同体可以成为东亚合作的一个远景目标。东亚共同体迄今主要停留在理念层面，有关它的性质和内涵，学术界尚未取得广泛和明确的共识。本文阐述了对东亚共同体的基本认识，着重分析了其政治／安全含义，并进而探讨了它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若干问题。     

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地缘经济实践--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例

在区域化的时代背景下,大国借由区域一体化从地区和平崛起,再走向世界,这是新时期大国和平崛起的必经之路。中国的和平崛起也需遵循这一路径选择,主动、积极地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倡导东亚区域一体化。从地缘经济学角度来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域经济的构筑在我国的“和平崛起”战略中处于优先地位,发挥着相当程度的溢出效应。受地缘环境的制约,中国“和平崛起”战略不得不面对地区考量和检验,因此我们必须站在战略的高度来用心经营我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区域整合。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