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甲骨占卜研究综述

20世纪,甲骨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是探讨华夏古代文明和传统文化渊源的前沿窗口。三千年前殷商王都甲骨占卜实物的出土,给人们提供了再探古代甲骨卜法之奥秘的机会,进而拉开了寻找甲骨占卜之原始的序幕。从殷虚甲骨文的发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这段历史时期,对甲骨占卜的研究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研究面还比较窄。但董作宾、胡厚宣等先生的成果值得重视。建国后到21世纪初,随着考古发掘的开展以及多角度研究的深入,甲骨占卜研究呈现出了新的生机,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对整个甲骨学研究来说,甲骨占卜研究仍是一个较薄弱的环节。     

甲骨四堂

自从1899年清末金石学家王懿荣首先辨认出甲骨文字，到如今已经一百多年。说起甲骨文，不能不提到“甲骨四堂”。     

卜辞文学的仪式性传播

甲骨占卜作为卜辞文学传播的主要途径,具有行为艺术仪式化的显著特征.其根源在于先民的笃信先兆,方式为“半天启半人为”,以龟灵观念为指导进行选材,具有复杂规范的占卜程式,反映出的根本内涵为殷商时期巫教的盛行.     

试由卜辞“今夕其雨获象”看殷商时期的地理气候状况

甲骨文字的发现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在探索上古殷商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祭祀、征伐和周边方国的关系等方面,前人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甲骨文的发掘和研究,成为我们认识上古殷商社会的重要依据,本文试就甲骨卜辞数次提到商王猎象和兕的记载,来探讨商代中原地区的地理气候状况。     

从甲骨文“灾”字看殷商时期的灾害

甲骨文中的"灾"字常用来表达祸患之意。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灾"字的字形不断变化,表达的含义也不尽相同,或表示河水泛滥,或表示河流壅塞,或表示战祸,或表示自然界发生的天火,或表示凶猛野兽的威胁。研究"灾"字形的变化有助于认识殷商时期灾害发生的基本情况。     

甲骨卜辞上午时称的个性分布研究

早在殷商时期,人们就已经建立了周全的计时系统。各个层级的计时概念通过语言中的时间表达式来进行映现。其中,“时称”是最低的时间层级和最小的时间单位,在商代卜辞中使用很频繁。对它们的研究不仅有助人们对当时思维、哲学、文化观念的理解,而且有助于对卜辞本身的精细考察。在一百多年的甲骨卜辞研究历程中,不少学者对它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字形和文献意义考释上,对于其自身个性系统特征以及对该系统隐含的造词规律和文化思维特征的揭示都还远远不够。从文本组类语团分布、历时断代分布、南北两系系属分布三个方面探讨“时称”的个性分布特征,可以在此基础上厘清殷商时期人们在时间语用上的特点和规律。     

羌族在经济、文化、科技方面的贡献

羌族在经济、文化、科技方面的贡献周锡银，刘志荣一羌族先民素以善于从事畜牧业经济而著称于世。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被誉为东方的牧人。殷商时代，一些羌人被俘降为奴隶后。仍然从事他们擅长的畜牧和狩猎业。见于甲骨卜辞记载的有“多羌×鹿”、“孚多羌逐”。这些羌人在...     

从商周“告(诰)”刻辞看诰体起源及其文体性质

通过考察甲骨刻辞的“告”字相关用例,可以发现殷商中晚期已经孕育了后世诰体的雏形与早期文体意识,并且可能分化出专门的字形与一般意义的“告”相区别。殷商时代的“告(诰)”辞大多与祭祀、兵戎等国家大事相关,对所告之事、所告对象亦表现出明显的重视与关切。即便到了周初《大诰》等诰文,其倾诉对象逐渐从神明先王转向诸侯臣子,这一真诚恳切的基本态度亦未发生变化。由此,诰体的文体特征应确认为殷殷告慰、款款告托、谆谆告勉,而非严肃训诫、严格约束、严厉惩罚,这也是诰体与训、命、誓等其他文体最本质的区别。所谓“五诰可以观仁”,从诰体的发展亦可清晰见出有周一代“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思想的建构。     

被淡忘的中国考古学之父

100多年前,当一位叫王懿荣的金石学家,从药铺里的“龙骨”上辨认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时,这小小甲骨牵出了一个失落了3000多年,又充满传奇、悲壮、神话般色彩的殷商王朝。而中国现代考古的启蒙也是在殷墟的大地上正式开始的,殷墟发掘将我国有据可查的历史提前到3000多年以前,引起了一场史学界的大变革,从而以最高票毫无争议地登上“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的榜首。     

从《商颂》看殷商时代的文化精神

一、《商颂》是殷商旧歌,是殷商盛世商人祭祀先公先王的颂歌。夏商时代,原始社会基本解体,我国进入奴隶社会,中国历史此时已拉开了华夏文明的序幕,但是,夏没有留下供我们进行文学艺术研究的籍典。与此相比,有大量考古发现,并“有典有册”的商文化,则为殷商文学艺术的研究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当然,作为文学艺术研究的直接材料,仍极少,因此,保存在《诗经》中的《商颂》五篇,就成为我们研究殷商文化必须重视的材料。     

传统军礼的萌芽、演进与初步成型

中国古代军礼的渊源可追溯至远古洪荒时期,至少在黄帝时已有“命将”“振旅”等仪,后历经尧舜直到夏末,此为传统军礼漫长的萌芽时期。殷商时,军礼的五个项目均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尤其是“大师之礼”的“告庙”“谋伐”“册命”“迁木主”“逆旅”“献俘”等均见于甲骨。周承殷制,“大师礼”的部分项目（“谋伐”“册命”等）及“大蒐礼”与殷代类似,它如“告庙”有“类祭”、“振旅”有“丧迎”皆其所异。要之,周代军礼的各种仪式渐趋成熟,每个项目基本都配有一套完整的仪注,传统军礼至此已大体成型。     

商周“作冊”析辨

传世文献中“作册”记录少见,但在商周出土材料中用例较丰富。“作册”一词的呈现形式和使用语境有较为明确的历时变化,殷商到西周早期,几乎均是“作册+名”的形式,自西周中期起出现了“作册内史”“作册尹”,多指册命仪式中的宣命史官。西周金文中,“作册”发展出两个义项：遗存的殷商职名和西周职名的组成部分。殷商职名“作册”在西周时代,经历了遗存、衰落、隐没的过程,反映了周人对殷商职官文化的改造取代。商周铭文中“作册”相关称谓形式和使用语境的历时变化,实际上是“作册”词语内涵转变发展的体现,究其原因,与西周政权针对殷遗贵族的怀柔统治政策,特别是对于殷商职官文化的转化策略有关。     

郭沫若甲骨文字考释述要

郭沫若在甲骨文字考释方面有辉煌成果,文章从“实践与成就”“思想与方法”“地位及影响”三方面论述郭氏甲骨文字考释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契余论》《卜辞通纂》和《殷契粹编》等著作是郭氏甲骨文字考释的重要实践及成就。郭氏的甲骨文字考释思想及方法总结有六:古代社会研究与甲骨文字考释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互证、跨学科综合考释甲骨文字、借助字形分析考释甲骨文字、结合辞例内容考释甲骨文字、利用汉字演变特征考释甲骨文字。他的许多观点及研究对甲骨文字考释影响深远,甲骨文研究的百年间取得的成就多与郭沫若的探索不可分割。     

论河南运台甲骨——兼评《河南运台古物·甲骨文专集》

自1929年到1930年,河南民俗博物院先后对安阳殷墟进行了三次发掘,共出土了3656片有字甲骨。1949年,这批甲骨被运往台湾,现存“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对于这批甲骨的发掘,学界历来颇多微词。有必要对这批甲骨的发掘、收藏、著录、研究、内容和流徙进行全面的梳理。而新近出版的著录这批甲骨的《河南运台古物·甲骨文专集》则体例不明,乏善可陈。     

论殷人疾病观念及其对医学发展的影响

在"重巫文化"盛行的殷商时期,殷人已经具有了朴素的疾病观念。从出土的甲骨卜辞分析,可以把疾病起因分为三种类型,即"天帝降疾"、"鬼神作祟"和"蛇虫致疾",这在中医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甲骨文所见殷商农业文明

甲骨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甲骨文字和用它刻写的甲骨卜辞都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当时社会风貌的痕迹。关乎民生大计的农业生产在甲骨文和卜辞上都有其原始古朴而又生动形象的表现。这种文字与文化在甲骨上的结合,为我们探寻殷商时期的农业文明提供了新的途径。本文分析甲骨文及卜辞,参考出土文物和考古发现,主要从字形这一微观视角,印证和补充传世文献中记录的商代农业生产规模、商代农业生产工具及农业生产工艺,重现商代农业生产的场景,为我们理解、感受商代农业文明提供新的方式。     

王懿荣的家世

王懿荣(1845——190O),字正孺,一字廉(莲)生,山东省福山县(今烟台市福山区)占现村人.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金石文字学家、爱国官吏.他于清光绪六年(1880)考中进士后,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讲、侍读,南书房行走,汉日讲起居注官,国子监祭酒等官职.王懿荣酷爱金石、古文字,潜心研究,第一个辨认出甲骨上的文字,并“细为考订,始知为商代卜骨,至其文字,则确在篆籀之前”.这样把汉字的历史提到了公元前十六世纪的殷商时代,开创了我国古文字学、历史学研究的新局面.他也因此而著称于世.     

连文析义

本文从训诂学的角度对“华夏”、“殷商”等词作了训释,这对于研究汉语词汇的发展以及古代汉语的教学有一定参考价值。     

“宋”字新释

本文全面考察了“宋”的形、义演变，在夏渌教授观点的基础上，运用传统方法加以自己的创造，论证“宋”原即“松”字，并由此论证了殷商时期的宋地     

试论“巫帝”刻辞的结构

甲骨文“巫帝”刻辞的结构,至今尚无定论,我们认为属于“神名宾语 祭祀动词”结构。因为,这种结构是甲骨刻辞中的常见结构;有与“巫帝”刻辞对应的“帝巫”刻辞存在,而后者是典型的“祭祀动词 神名宾语”结构;在甲骨刻辞中尚找不到“巫”作为主语或动词的先例;“巫”的意义与方位有关,刻辞中可见“帝东巫”、“帝北巫”等,“巫帝”与“帝南”又同处一片甲骨上,可见“巫帝”义同“帝巫”,“帝南”即“帝南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