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论

本文尝试从文化多元论与“现代性”文化批判的交叉视景中 ,省察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一视景中 ,包括经济全球化在内的全球化理论与实践均被看做一种“现代性”事件 ,其间所集中表现的“一”与“多”、现代化与文化乡愁的矛盾 ,构成了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论之紧张关系的基本内涵 ,它们不仅是经济全球化运动所必须面对和处理的文化限度 ,而且也是作为“现代性”事件的全球化本身所必须接受理性反省和文化批判的基本原因。通过这一反省或批判 ,我们可以对全球化中的中国和中国文化形成某种必要的预备性理解。     

论审美现代性

审美现代性不是现代性的肯定形式,而是对现代性的超越与否定。它使主体在现代化过程中保持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与超越的品格。大众审美文化与精英审美文化是审美现代性的感性与理性形式,两者在批判现代化的消极面、弘扬人的主体精神方面有着积极作用。文章进而考察了审美现代性在中国的成长过程。     

以传统文化救治现代病症——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一种思路

中国社会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过程之后,出现了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和批判的思潮。这股思潮的理论来源主要是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它的现实背景是中国现代化出现的负面效果,即所谓的现代性危机,这在政治社会领域表现为道德的沉沦、文化的庸俗化,以及一种价值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为了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避免重蹈西方现代化负面效果的覆辙,政治哲学提出了一种思路,即在中国正在生成的现代性中融入更多积极的传统文化的内容,以替代中国现代化中源自西方文化的那部分内容,从而达到以传统文化救治现代性病症的目的。     

审美现代性的理论意义

现代性是包含张力的文化现象 ,从历史分期或精神实质来说 ,现代性可分为启蒙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 ,前者是对社会现代化的肯定和呼吁 ,后者是对现代化进程的批判和反思。审美现代性对我们的美学文学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借鉴意义 ,本文从四个方面考察了审美现代性的理论意义     

现代性反思境遇下的私法文化精神重建

私法文化精神体现着现代性的价值信念和精神诉求,随着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私法文化精神也发生了重大转向,尤其是法律理性的反思切换、权利自由主义精神的深度嬗变和法律人格的重新定位。因此,必须以这一当代反思重建走向为参照,积极培育中国的私法文化精神,从而推进法治进程。     

在“批判启蒙”与“审美批判”之间——构建“全面的现代性”

“现代性”作为来自欧洲的观念,在历史上不断得到反思,主要存在两类反思的理路一类可称之为“泛审美现代性”,以波德莱尔为起点,中经齐美尔,直到福柯那里结束,他们面对现代性皆持一种“审美批判”的态度;另一类可称之为“批判启蒙现代性”,也就是在批判启蒙基础上来实现启蒙的“现代性”思想,它以韦伯为起点,直接穿越了从阿多诺到哈贝马斯的法兰克福学派两代哲学家。实际上,人们可以在这两种“反思现代性”之间“执两用中”,从而构建一种崭新的“全面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的“全面性”,就体现在“以审美中和主体性”、“以审美中介纵向理性”、“以审美平衡文化分化”、“以审美规划社会尺度”,从而走向一种“主体间性的交往原则”、“横向理性—感性的图景”、“文化间性的对话主义”和“新感性—理性社会”的通途。     

现代性的崛起与马克思的批判精神

现代性,作为崛起于后封建的欧洲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最突出的本质属性是其价值的两重性：解放和异化的混合物。现代性的结构性矛盾和缺陷及其引发的现代性危机在其发展的初始阶段就受到了启蒙现代性所开启的批判反思传统的质疑。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把启蒙现代性中所蕴含的批判精神改造为实践的批判精神,并运用这一批判武器对资本现代性及其所造成的现代性危机进行深入的考察和分析,以寻求超越现代性的合理路径。在人类面临现代性困境和危机的今天,高扬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对中国式现代化之启示——以“论犹太人问题”为视点

通过马克思对现代性深度批判,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原则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必然性,是本文的写作目的。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发轫、发展始终走在对资本主义彻底批判的道路上。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已触及现代性批判的核心：作为“现实的人”的犹太人及其生活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前提;以犹太人为代表和映射的资产阶级社会现代性及其所造成的个体异化和分裂状况,是马克思展开现代性批判的思想底座和核心内容;现代性批判的现实方案在于从政治解放深入到经济解放,并直接上升到“人类解放”;对以犹太人所代表的“现代性”进行彻底的批判,提出走出“犹太精神”的可能性。这些思想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深刻的启示：只有解构西方现代性的先验主体、逻辑教条和文明独断性,并对其物质内容和精神诉求进行彻底批判,才可能塑造符合中国现实及未来需求的现代化,走出一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致力于物质解放和精神解放的人民性的现代化,真正超越西方现代性的文明局限,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马克思批判精神的发生学考察

作为崛起于后封建的欧洲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最突出的本质属性是其价值的两重性:解放和异化的混合物.现代性的结构性矛盾和缺陷及其引发的现代性危机,在其发展的初始阶段就受到了启蒙现代性所开启的批判反思传统的质疑.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把启蒙现代性中所蕴涵的批判精神改造为实践的批判精神,并运用这一批判武器对资本现代性及其所造成的现代性危机进行深入的考察和分析,以寻求超越现代性的合理路径.在人类面临现代性困境和危机的今天,高扬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马尔库什的文化现代性批判及其启示

马尔库什的文化现代性批判主要聚焦于以科学和艺术为代表的高雅文化。他认为,文化现代性的内核仍旧是启蒙,而启蒙本身包含着理性和想象的对立和互补。马尔库什对现代性和后现代的理解既不同于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现代性的拥护者,也不同于以利奥塔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在马尔库什看来,文化现代性是悖论的,一方面它呈现为一股批判性和否定性的力量,另一方面它又继续发挥着整合分裂的现代社会、为人们提供价值和价值观的功能。在当代,伴随着“作者已死”“艺术终结”“理论终结”的声音,现代知识话语被席卷进反本质主义或泛本质主义的“后理论”语境中,现代人生活在既有规范和标准逐渐失效的多元化、异质性的时代。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马尔库什对现代文化一般特征的描述及其内涵的深刻辨析,无疑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向性和独特的理论价值。     

“学衡派”的反现代性文化选择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中,“学衡派”是以文化保守主义身份,与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鼎足而立的,共同构成“五四”众声喧哗的文化景观。相对于前两者,“学衡派”确立了典型的反现代性文化选择立场。他们严厉地批判现代性的进化论、进步观念、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主体自由和民主取向等,执着地固守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性的浪潮中通过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来表达自我的文化认同。这种文选无疑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延续,有利于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但也存在理论倡导和现实需要之间脱节的局限,也很容易蜕变为文化民族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并在现代化浪潮中再次走向文化的自我封闭。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现代性

中国现代性问题起始于西方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的批判以及我国现代化建设。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进一步解放人的个性,尊重个人的权利和选择,为现代化建设注入一种新的精神气质,这是中国现代性的根本出发点。与此同时,现代化建设也促使了中国现代性的逐步成熟。     

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

现代性是我们时代的焦点性问题之一。现代性特指西方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历程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 ,它是人类社会从自然的地域性关联中“脱域”出来后形成的一种新的“人为的”理性化的运行机制和运行规则。现代性包含着相互关联的多重维度 ,在最广义的尺度上可划分为精神性维度和制度性维度 ,具体表现为 :个体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理性化和契约化的公共文化精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历史叙事的现代性 ,以及表现为经济运行的理性化、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公共领域的自律化、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 ,等等。现代性不可避免地包含内在的冲突和风险性后果 ,但是 ,人类历史迄今为止的演进状况和发展趋势尚未展示出现代性完全终结的迹象 ,现代性依旧是人类社会运行的主要支撑力和前行的动力。从中国语境反思现代性批判理论 ,必须摆脱对现代性进行“取”与“舍”的表面化价值判断的误区 ,正视全球化的“现代性”本质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压力和挑战。     

寻根话语:“民族”叙事与现代性反思

1985年前后发端的“寻根”话语,提出了以民族文化重建民族主体性的要求,并通过对乡土伦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重构表达了对现代化浪潮的审慎态度.作为一种民族认同话语和反思的现代性话语,寻根话语表现出对全球化文化霸权和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启蒙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其敏感性和先锋性在今天仍然显得难能可贵.     

国学现代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应从“四维时空”的视域衡估国学的“四重价值”,即着眼于人类发展的共性,观照国学的普世价值;着眼于国学发生演化的特定语境,观照国学的历史价值;着眼于现代化的需求,观照国学的现代价值;着眼于后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向,观照国学的后现代价值。由是,国学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有三构建国学精神的普世价值系统;促成国学精神的“潜现代性”与现代性对接会通;提升国学精神的“类后现代主义”。国学现代化的主要路径亦有三双重批判;文化对话;现代阐释。而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则应以民族传统文化(国学)为根基,以西方文化为补充,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同时推进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西方文化的本土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     

西方理性主义及其现代命运

西方文化在本质上是理性主义文化,即以“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的对立为重要规定的文化,现代人本主义、科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潮就是对这一文化及其矛盾的现代理论表征、反思和批判。现代人本主义批判传统理性主义的“逻各斯”精神,要求理性回归人的生活,以丰富的人性取代“冷酷的理性”;现代科学主义则批判传统理性的“努斯”精神,要求理性回归经验世界,以谦虚的理性取代“狂妄的理性”;马克思主义思潮从总体性的实践活动出发,对传统理性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和批判。     

论马克思现代性视阈的形而上学批判及其当代意义

现代性是充满歧义性与矛盾性的统一体,它高扬"人"的解放,却以内在的"控制逻辑"制造新的奴役,主体形而上学是其哲学文化表征,即超越性与强制性的统一。形而上学批判是针对现代性一场深入的文化批判,马克思正是其中的先驱之一,他将主体形而上学视为资本逻辑的"意识形态",以共谋关系的批判与生命至上价值的实践性重塑进入历史主义的纵深处,也开启了现代西方哲学以"生命"为价值原点的现代性文化批判之先河。时至今日,否定生命多向度、多元性的"同一性"、"封闭性"、"控制性"生存与思维还在持续,损害着人类的幸福,重新发掘马克思这一思想资源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什么是启蒙:康德与福柯

本文通过分析康德和福柯对“什么是启蒙”的回答和认识,试图揭示启蒙在现代性、后现代性语境下的遭遇、意义以及三者的内在逻辑关联。启蒙的精神就是批判精神,启蒙不但塑造了现代性,也塑造了后现代性。作为一种批判的哲学态度和气质,后现代性和现代性一样,都是启蒙精神的时代表征。现代性运用先验分析的方法、理性的批判,确立了启蒙批判的否定性意义;后现代性运用考古学的方法、系谱学的批判,突显启蒙批判的肯定性意义。启蒙是一项伟大而未竟的事业,现代性有终结启蒙的危险,后现代性继续着启蒙的事业。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对启蒙的再启蒙,它推进了启蒙的进程。     

现代性反思、重建及其对私法文化建设的启示

现代性在带给人类“善果”的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困境和危机,因此,一些思想家开始了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而在当代,现代性则面临着“终结”与“重建”的双重使命,并对私法文化发展趋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也必然对中国转型期的私法文化建设具有很大启示和借鉴意义。     

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与当代中国新现代性建构

在全球发展和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中重新考察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真切理解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必须祛除历史的三重遮蔽。马克思生活于现代世界的开端,对以资本全球化为主体的现代性分析具有双重向度:一方面,马克思从历史观的高度对启蒙运动以来的一切现代性根基、特征和形态特别是自由主体化思想和理性批判精神作出积极肯定;另一方面,又在变革世界的实践的否定辩证法基础上提出批判现代性的解构向度,从而为后现代思想家所推崇。随着新旧全球化时代大转换,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随着历史关联的变化而变化。在马克思之后,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列宁、斯大林、新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邓小平等等都在现代性问题上作出过许多思考。在全球后现代性背景中的当代中国,其发展的本质理念应当是既不同于马克思和韦伯时期的经典现代性,也不同于后现代,甚至不是吉登斯的“反思现代性”或第二次现代性,而是一种以后现代引导的现代性,即新现代性。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