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家塾读诗记》特色初探

《吕氏家塾读诗记》是一部兼收并蓄的学术著作,它吸纳了《诗序》、《毛传》、《郑笺》、《诗集传》等五六十家的解说,兼收并蓄,择善而从,汇成己说,并时有不同于诸家的创见,是一部既采各家之长,又不失个性特点的诗经学著作。这与吕祖谦的家学、师承有着密切的关系。     

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的著书动机及其解经立场

在《诗经》学史上,朱熹的《诗集传》与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是宋代新旧两派的名著,前者在后代拥有极多的所谓"拥朱派"述朱派"著作为作疏解,后者则有宋儒戴溪为之续作。从书名《续吕氏家塾读诗记》观之,戴书的写作目标不外是在为吕书进行补充、修订,或者是延伸的工作,于是,《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也就直接被归为旧派著作,是否真的如此,需要针对戴书的内容作实际的检视才行。     

《吕氏家塾读诗记》宗毛倾向例说

吕祖谦说：“学《诗》而不求《序》，犹欲入室而不由户也。”因此，《吕氏家塾读诗记》绝大多数的解说与《诗序》意见一致。有个别地方对《郑笺》有所订正，实际上并不是反对《郑笺》，而是《郑笺》尚不完善之处，仍按照《诗序》、《毛传》的思路加以补足，使之更趋完善。     

严粲在宋元《诗经》学中的学派归属

严粲是宋元易代之际的重要诗经学家,后世理学家多将他划归吕祖谦所在的东莱学派或林光朝学派。通过梳理相关历史资料,比较严粲《诗缉》与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朱熹《诗集传》的体例异同,并分析《诗缉》的引述文献,可知严粲应当和吕祖谦、朱熹一样,属于宋代经学里的兼综学派。     

南宋前期《诗经》研究的主要特征

南宋前期《诗经》研究得到了深入的发展 ,此时出现了宋代《诗经》研究的代表作《吕氏家塾读诗记》和朱熹的《诗集传》。而对《诗序》发生全面怀疑以及守序派与废序派的激烈论争 ,乃是此时《诗经》研究的最主要特征。这一阶段的《诗经》研究代表了宋代《诗经》研究的最高水平。     

吕祖谦的文学教育

尽管以理学名家，吕祖谦却对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吕氏家塾读诗记》、《左氏博议》等讲义和编辑《古文关键》、《宋文鉴》等选本，吕祖谦向学生鲜明地传达了他兼容文学与理学的教育理念，这对文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而他对选文的精心点评，对文章命意布局、笔法技巧的细致探讨，不仅成为学习者的最好教材，也成为文论的新体式，促进了散文批评的繁荣和散文创作的发展。吕祖谦出色的文学鉴赏力更推动了“唐宋八大家”称号的形成。     

从诗史互证看《吕氏家塾读诗记》的宗毛倾向

《毛诗》从史学角度解诗,依据世次来定诗之美刺,以史实阐释诗篇内容。作为史学家的吕祖谦将《毛诗》以史证诗的传统发扬光大,或以史解诗,或以诗证史,可以看出吕祖谦的宗毛倾向。     

《宋元学案》对东莱吕氏家学的评价——以吕希哲、吕本中、吕祖谦为中心

编纂者在《宋元学案》中详细记载了宋元儒学世家的源流谱系及其学术思想,体现了《宋元学案》的思想史与家谱色彩。其中传承中原文献之学的东莱吕氏是宋代首屈一指的儒学世家,从吕公著开始共计有7代22人收录在《宋元学案》中。吕学以吕希哲、吕本中、吕祖谦3人为代表。其师承关系也是全书学者中最为复杂的,体现了吕氏家学不主一门、转益多师的兼容并包学风。编纂者指出吕希哲为学不名一师、思想博杂且浸染禅学,但垂范后世的思想还是儒学,而吕本中继承吕希哲"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的学问宗旨并夹杂禅学,进而澄清了婺学创始人吕祖谦作为与朱熹齐名的理学宗师的思想史地位,指出婺学传承了长达400年的中原文献之学,并直接开启了明代儒学。     

浅论吕祖谦《左传》学之经史观

吕祖谦在南宋学界名誉甚著,其有关《左传》学著述颇丰,用力尤甚。通过对吕氏《左传》学文献的深入分析,揭示吕氏对《左传》性质的判断,以及他的史学观。     

《读诗记》及其权属与影响

吕祖谦的《读诗记》是一部有特色、有价值的著作,在保存资料以及《诗经》教育方面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于《诗经》研究史上也有广泛影响,得到众多《诗经》研究者的推崇。但是,从明代陆(?)以来,人们错误地认为《公刘》以下文字非吕祖谦撰写。本文多方考证,证实了吕祖谦对《公刘》以下的著作权,并进而论述了《读诗记》的影响。     

陈澧《东塾读书记》的经学主旨

陈澧《东塾读书记》为近代经学名著,所记皆经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其书提出“《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总会”,主张经书排序以《孝经》为先。强调学习《周易》“不必驰心于虚眇”,认为“卦气”“纳甲”“爻辰”“先天”等象数易学皆不可信,学《易》当以义理为正宗,对于惠栋恢复汉代象数易学不以为然。在尚书学上,支持赵翼的主张,质疑郑玄“别有《舜典》已亡”之说。在诗经学上,对于《诗经·小序》原序、续序作者的认定,远较前人精细。在春秋学上,主张以《左传》为主,以实证推翻“《左氏》不传《春秋》”之说。陈澧《东塾读书记》所论皆公允平实,言而有据。这是一部可以比肩顾炎武《日知录》的著作。     

《吕氏大学解》作者考辨

由于杂于佛老之说、不是“孔子遗经、程氏发明之本意”,《吕氏大学解》成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在其《杂学辨》中所辨驳的“杂学”之一。然而,后人在判定《吕氏大学解》的作者时,却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说法：朱彝尊、胡渭认为是张载的弟子吕大临,四库馆臣认为是“吕氏家学”中的吕希哲,王梓材则认为是吕希哲之孙吕本中。而从朱熹本人的著作里,我们就至少可以找到两条相关的证据,可以充分断定《吕氏大学解》的作者是吕本中。     

《吕氏乡约》乡村道德教化思想探析

《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乡村道德教化文本。其乡村道德教化思想呈现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等基本要义,展现出宗于儒家传统、本于乡村实际、凸显道德本位等理论特质。通过对《吕氏乡约》合法性的讨论、是否强人所难的讨论以及实践程度的考察能够展开对这一主题的多维认知。     

唐前《南岳记》《衡山记》数种考论与辑补

唐前关于南岳衡山的地记作品有徐灵期《南岳衡山记》、宗测《衡山记》、释灌顶《南岳记》、李明之《衡山记》等数种。唐宋各家类书、文集注等所引又有佚名《南岳记》、佚名《衡山记》数条。此数种地记,对南岳衡山相关知识的记录具有较重要的学术价值,但诸家地记或散佚严重,或作者存疑,对此数种地记进行重新考证、辑补是有必要的。此数种地记作者多为佛教、道教人士,其所记内容也多与此时的佛、道教生活有关。并且,此数种地记对唐宋以后南岳相关志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吕祖谦《入越录》赏论

《入越录》是吕祖谦的长篇日记体游记,记载了吕祖谦与潘叔度的十八日会稽之游,语言朴质平实,简拔切当,大多以白描为主,个别段落则能娓娓道来,细细铺写.作者尤其对光与色有着敏锐的感受,使得文中点染着鲜丽的色彩与美妙的光晕.《入越录》对田园风光与农村生活的关注早于以田园诗人而著称的范成大的《吴船录》,显示出吕祖谦作为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对于世道民情的关注;从题材上来讲,也是对传统游记内容的开拓.文中还体现出吕祖谦重自然和要求人工亦应“殆若天成”的审美取向,是吕祖谦纪游散文中文学价值最高的作品.     

《浣纱记》以《泛湖》作结的创新价值与影响

作为昆剧史开篇的《浣纱记》,对后世戏曲舞台影响深远,近现代的戏曲舞台上依然活跃着它的影子。该文仅选取《浣纱记》的《泛湖》作为切入点,从多方面探讨了作者违背历史文献记载,安排功成名就的范蠡偕同西施泛湖隐退的创新与影响。     

《欧公本末》的发现及其文献与学术价值

《欧公本末》是吕祖谦临终前完成的一部书,因刊行较少而流布不广,黄灵庚主编《吕祖谦全集》方整理入集出版。该书保存了不少与欧阳修有关的北宋文献,一是可补充现存宋人文献的不足,二是不同的记载,可为现在研究宋人资料提供参考,三是记载详细。这对研究欧阳修、吕祖谦乃至北宋学术,都具有一定的认识和文献价值。     

杨慎杂剧创作之文献述评与文本考辨

杨慎杂剧作品自明代以来就存在着诸多争议。根据历代文献书目和学界研究成果对存在较大争议的杨慎《太和记》与许潮《泰和记》进行考述发现:杨慎《太和记》作为由24种剧本组成的杂剧合集,极有可能出自一人手笔;其题材选择具有明显的历史化倾向;《太和记》形式体制的独特性和开创性,在戏剧史上具有典型的意义。从具体文本考辨杨慎《洞天玄记》与陈自得《太平仙记》之间文字的差异看出:杨慎创作《洞天玄记》一剧不容置疑,陈自得《太平仙记》实乃改编自杨慎《洞天玄记》。     

《初学记》引《论衡》考略

《初学记》是唐代开元年间唐玄宗命徐坚、张说等人编撰的一部较为精审的类书,从《初学记》所引《论衡》篇目和文句入手,发现《初学记》中既有明言引自《论衡》,而不见于现存《论衡》者;也有抄录《论衡》段落或者文句而又有所省简者;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异文。通过对《初学记》所引《论衡》进行考略,既校勘考证了《论衡》,又从中搜集了《论衡》的佚文。     

《水经注》所引三种汉晋河北地记考论

《水经注》征引了许多前代地记,由于年代久远,这些地记早已亡佚无存。本文以其所征引的河北地区的三种古代地记《冀州风土记》、《中山记》、《邺中记》为研究对象,分别对它们的作者、成书与亡佚时代、佚文情况、文史价值等进行辑考、论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