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文化国家理论评析

国家是政治学的基础理论议题，西方“国家回归”学派因行为主义的缺失而生成，推进了西方国家理论的学术进展。但是，这一学派关于国家的理论却忽视了国家的“文化”面向，由此诱发了西方文化国家理论的发育和发展。剖析当代西方文化国家理论演进发展的学术动因和发展逻辑，对于推进国家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结构与实践可以作为重要分析进路用以阐述文化国家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思想谱系。而相较于先前的国家理论研究，文化国家理论呈现出“人”的意识的本位性、“文化”意涵的独特性、文化实践的效应性、“文化国家”建构的过程性和国家研究路径的诠释性等多重特性。与此同时，西方文化国家理论亦需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予以深刻评析和省思。     

中国“龙”和西方“dragon”之文化差异与翻译

人们长期以来把中国“龙”译为英文“dragon”。但由于中国“龙”文化和西方的“dragon”文化差异很大，导致了中西文化交往中不必要的误解。文章首先探讨了中国“龙”文化和西方“dragon”文化之间的差异，其次分析了目前翻译界对中国“龙”及西方“dragon”的翻译状况，最后从翻译过程、翻译的本质和任务及翻译中外域文化的可容性规范等角度指出了目前翻译的缺陷，并提出了合理的翻译方法，旨在为中国龙“正名”和为具有中国特色文化的翻译探索一条道路。     

从假洋鬼子到旗袍:中国近现代租界与被殖民文化的主体性

不同于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突显西方殖民文化的话语霸权，普拉特“接触区”理论和霍米·巴巴“居间”空间理论都强调了被殖民文化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中国近现代租界就是中西方文化相互交流的“接触区”或“居间”空间。异质文化冲突有不同应对方式，暴力冲突是历史上常见的但并非唯一应对方式。假洋鬼子和旗袍作为租界新型混合性文化的产物，因其双重文化身份成为联结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纽带，为中国本土文化社群所利用，以此强调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通过这种方式，中国本土文化社群将对西方文化的消极文化接受转换为对本土文化的积极文化输出，保持了自身的地位，从而在中西文化之间取得了微妙的平衡，其实质是非暴力的文化抵抗和温和的文化合作。这是中国文化在不平等跨文化交流实践中形成的应对策略，对于拓展后殖民理论和推动新世纪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对于其他非西方后发展国家的文化建设提供“中国方案”，均具有某种范式意义。     

日本“西学”的初创时代：“南蛮学时代”

日本群雄纷争的“内乱”，为当时西方文化传播者进入日本，营造了必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空间。“西学东渐”的态势，西方文化传播者自身的特征或条件，以及日本传统文化意识等内外因素的有机契合，使“南蛮学”最终得以形成。“南蛮学”广被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构成了一脉相承的日本“西学”历程的始基。     

天津近代文化的双重性与西方文化的影响

近代天津文化的特征是“开放”，还是“保守”？这是学术界长期争论、悬而未决的问题。近代天津文化实际上具有“开放-保守”的二重性格。这种性格的形成，与西方文化的影响有关。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天津民众产生了对西方的抵制情绪；而开放带来的交流与接触，又使天津民众更多地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这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交流又抵抗的状况渗透在天津文化中，就形成了天津近代文化既开放又保守的双重性特征。     

从古代世界文明之交流看文明的汇聚与传播

陈恒在《学术月刊》2007年第9期中撰文指出，人类交往的过程也是不同的文化汇聚、升华的过程。西部亚洲、中部亚洲在东方与西方文化交流事业中一直扮演着“桥梁”的角色。这些“桥梁”不仅传送东方文明到西方，而且也传递西方文明到东方；同时，“桥梁”自身独特的文化对东西方文明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是属于“桥梁”本身的各文明之间也是互动的，从而产生了独特而灿烂的各种文化——苏美尔文化、巴比伦文化、波斯文化、希腊化文化、阿拉伯文化，等等。这说明，任何一种文明都不能封闭自守，一种文明要想永葆青春，必须积极吸收各种外来文明。如果一定要讲究文化的“纯正性”，那么反而会因世世代代近亲交配而有退化淘汰之虞。     

宪法文化的超越

“超越”具有更为广泛、深邃的内涵，是人类及其社会特有的品质和机制，本质上是一个文化现象，宪法文化具有同样的品质。中国文化具有“内在性超越”的本质属性，宪法文化也同样具有这一特点，具体体现在宪法序言和条文的规定中。深刻体认这一特点，是现行宪法进而贯彻实施宪法不可或缺的哲学基础。中国宪法文化与西方的宪法文化形成鲜明的反差，西方宪法文化是“外在性超越”。这两种文化特点各有所长。中国在发扬“内在性超越”宪法文化优势的同时，也要吸收“外在性超越”注重制度性的约束机制的特长。     

全球化浪潮中的民族文化

文章认为，全球化浪潮中的民族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侵蚀，存在着被同化的危险。与此同时，全球化也给民族文化的发展留下了空间。文章就如何在融合的趋势中抵御西方文化的侵蚀、保持个性，如何使民族文化发扬光大、声名远播等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第一，积极应对，主动出击。第二，适度准入，保持本色。第三，兼收并蓄，综合创新。     

西方思想对近代埃及社会的影响

西方思想对近代埃及社会的影响曲洪１８世纪末和１９世纪，埃及面对西方殖民主义者沉重的压迫和奴役，认识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必要性，因而在接受方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思想、世俗主义和民主主义新观念、新潮流影响的同时，主动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     

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和比较文学东方学派的崛起──兼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

本文是对美国学者亨廷顿的论文《文明的冲突？》的回应，论证了当今东西方文化关系的演变趋势是对话而非对峙，因而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再占上风。作为这种转型关系在国际比较文学研究领域里的反响，旧有的“三足鼎立”格局已为新的“三足鼎立”格局所取代，即“北美学派”、“欧洲学派”和“东方学派”的共存和对话。“东方学派”的使命在于突破“欧洲中心”或“西方中心”的模式，致力于探求一种既可用于西方亦可用于东方的文学阐释理论。     

从人与世界的关系看中西文化─—认识论的互补与融合

以中西文化和认识论的主流特征而言，西方文化和认识论属于科学文化和自然认识论，中国文化和认识论则属于伦理文化和道德认识论。中西方文化——认识论的不同，和中西方人与世界的不同关系紧密相关且相互作用，从而决定了中西方人们对待世界的不同文化——认知态度。这种不同态度表现在人与世界关系的各个方面，即表现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的关系中。在中西方特定的文化——认识活动背景下，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人对世界的态度是不同的。在西方，人与世界的关系表现为二分和对立，因而人对自然的态度是“改造自然”、“征服自然”…     

中国文化“忏悔欠缺”观点的实质辨析

本文通过对学术史的回顾，详细勾勒出有关“中国文化欠缺忏悔精神”这一观点的由来、表现和发展过程。结合相应文化语境的分析指出，所谓“中国人缺乏忏悔意识”，“中国文化少见忏悔精神”，究其实质只不过意谓中国人乃至中国文化欠缺西方文化下的那种忏悔意识或精神，并且是在以西方中心主义为背景的全球化语境下，国人将相应价值观念作为通则贯穿于“忏悔”的理解之中，进而演化为一种普遍性结论的置换表达。     

当代中国与西方文化冲突下的文化危机

在西方文化日益成为世界的主流文化，充分显露出其对于其他文化的侵蚀与压制的今天。如何避免“文化断层”和“文化缺失”成为中国不得不面对的重要课题。通过分析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展现出来的本土文化流失的现状，对中国文化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应对和发展策略需要做进一步研究。     

沟通之路远没走完──以西方文学与宗教为例

沟通之路远没走完──以西方文学与宗教为例吴锡民我们曾乘坐“沟通”号之快车，巡视过西方文学与音乐、绘画和电影等审美文化关系之驿站，而后又直达西方文学与非审美文化类中的哲学、新闻、法和科学等关系之领地，最后又赶赴西方文学与其他文化事物（现象）关系之疆域，...     

解构：“发现性语境”下的介入

通过对中国当代文化语境的“发现性语境”时期研究的分析,指出其典型表现为对“西方文化”的不可分析性认知和中国对“中西方文化关系”的非逻辑性认知：对“西方文化”的不可分析性认知,第一体现在对“多元的西方文化”的缺乏分析性认知;第二,体现在“文化背景”的不可分析性认知。对“中西方文化关系”非逻辑认知,第一体现在对本土性“文化立场”的错位认知;第二,体现在对西方文化中的“东方学”缺乏认知。并提出,“发现性语境”的“不可分析性与非逻辑性”特质,使中国当代文化语境的第一时期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呈解构与被解构的关系。     

中国：现代化呼唤传统文化精神回归─—兼论中、西文化交融之前景

解决目前我国经济与文化、特别是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必须寻找理论基础，这就要深入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本文认为“社会存在、意识”两层次结构不能准确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现实生活、文化精神、社会存在样态、思想观念”四层次结构，作为供选择的解决方案。由此出发，阐明中、西文化精神在根本上不同。西方文，化精神是“执”，中国文化精神是“无执”。文化精神不同之根基在于现生活。现实生活之“生活态度”分析为“理论态度、实践态度、审美态度”三重结构。现代中、西生活态度之区别主要在道德领域。在这个领域，西方人一贯取实践态度，中国人则取审美态度。中、西文化精神之融合取决于生活态度达到一致，即在道德上或西方人取审美态度、或中国人取实践态度，这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实现。     

全球化境遇中的社会“和文化”走向

当今世界,和谐主题日益凸现,社会“和文化”的研究逐渐成为显学。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三种不同文化视界和语境中的“和文化”对和谐主题的阐释是不尽相同的。本文试图梳理出中国传统的“人伦型和文化”、西方传统的“知识型和文化”和当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融合型和文化”三种社会“和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过去、现状和走向。     

“第三空间”视域下辜鸿铭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研究

辜鸿铭先生学贯中西、阅历丰富，他恪守现代传播学中职业“把关人”的必备的素养资质，采用归化翻译和写作策略，把中国文化带到“第三空间”,让中西两种文化就彼此的差异性进行平等的协商、对话，实现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融。运用霍米·巴巴“第三空间”等现代传播学理论，探讨辜鸿铭“归化”式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策略，是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中华文化的宝贵借鉴。     

从生态-能量系统通往更深层的文化唯物主义——论中国地域文化研究对西方文化学最新成果的批判借鉴

作为一种文化唯物主义理论，西方流行的“文化进化论”中有一些成分值得中国地域文化研究加以批判借鉴。其中，“文化生态学”和“文化进化能量法”以及“新进化论”等学说，均在一定程度上与唯物史观有所契合，对我们解剖中国地域文化的异同提供了某种基本视角。     

“天人合一”在经济全球化中重建中国文化的价值

全球化带来了全球性的各种问题，也带来了民族文化的矛盾和危机。中国文化在全球化中的文化危机表现为学习西方中出现的“同化”和“异化”，但中国文化具有重建和整合的优势，在实现现代化的转型中，“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在协调、构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稳定、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