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萧纲“文章且须放荡”说对宫体诗创作的影响

萧纲“文章且须放荡”说的提出既有当时文学思潮的冲击,又与萧氏兄弟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新阐释密切相关。这一理论影响着齐梁诗人的诗歌创作,促使宫体诗创作成为文坛潮流,在艺术上也代表着诗歌发展的方向。     

“文章体”小说与文章化小说美学风格的崛起

清代中期的冯镇峦提出“文章小说体”这一概念,集中代表了明末清初以来通俗小说文章化的发展潮流.文章化孕育出了一批在创作动机、结构设置、写法技巧、风格神理等方面都具有文章色彩,适合案头阅读,具有浓厚的类文章性的文人小说,我们姑且就称之为“文章体”小说.清中后期“文章体”小说已经完全成熟,表现在文章化小说理论形态和文章化创作模式的成熟上.“文章体”小说的成熟标志着文章化小说美学风格的形成,与传统说书化的小说美学风格并立,为小说美学史增添了新的小说类型,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体验与彰显——论“新生代”小说的叙事策略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新生代”小说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而以西方叙事学理论对其进行多元解读则成为评论界研究的热点。文章从坚守经验自我、穿越生活表象和个体化故事文本等角度入手,深入阐释“新生代”小说独特的叙事策略。     

传统“文章学”与现代散文文类观念的建构

“五四”初期“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的论争,从概念层面将文学性的“散文”从传统“文章”中剥离出来,散文成为独立的文类。但传统文章学仍从正反两面影响着现代散文文类观念的建构。一方面,缘于对传统载道散文的拒斥,现代文论界纷纷译介西方随笔及其自我表现精神,普遍认同家常絮语式的散文;另一方面,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在散文写作的公共性与个人性的问题上,文论界又回到了传统文章观念,只是诸家选择了不同的流脉和路径。此外,现代文学史上众多关于小品散文的“作法”和“讲义”,在潜通暗接传统文章学的基础上,推动了现代散文创作的经典化和类型化,成为构建现代散文文类观念的重要一环。     

争论与建设：2006年中国文坛过眼录

回首2006年，中国文坛依然是一派战国景象。典型的事件，有3月在知名文学评论家白烨与“80后”作家韩寒之间围绕“文坛”与“权力”展开的“韩白之争”；4月由批评界开始的对知名作家余华长篇新作《兄弟》进行的声势浩大的、呈一边倒的强火力“围剿”；     

论萧红创作的艺术个性

萧红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上一颗极具魅力的新星。其作品以一种鲜明的“萧红的写法”为特色 ,深受鲁讯先生的赏识 ,也确立了萧红在中国文坛的地位。“萧红的写法”今天仍然给我们一种艺术创作上启迪和熏染。     

重释“大我”与“人”的观念——从郭沫若、贺敬之诗中的“大我”形象谈起

郭沫若和贺敬之同为 2 0世纪中国文坛的著名诗人 ,他们的诗代表了“五四”时期和建国初期抒情诗的最高成就。在他们的代表诗作中都有一个“大我”形象 ,但二者内涵不同。郭沫若的“大我”体现了“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想和完美的人格特性 ,贺敬之的“大我”显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改天换地之豪情。两个“大我”形象折射了不同时代不同的“人”的观念     

也谈“八股”与学术论文

学术论文的新“八股”,是指一些所谓的学术论文言之无物、面目可憎却披着形式严谨的外衣而到处招摇撞骗的现象。无论是旧“八股”还是新“八股”,其主要问题都是内容上空洞无物而形式上正规严密,因而更让人觉得可恨。2003年第2期《社会科学论坛》上傅国涌先生的文章批评了这种新“八股”现象,但傅先生甚为反对学术论文的严格格式,以为严格的格式要求就是“八股”,我觉得有澄清一下的必要。     

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

在虚浮纤弱的初唐文坛上,革新派诗人“四杰”与陈子昂能够有所突破,写出颇具“骨气”的诗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对《楚辞》的接受。对《楚辞》的接受,增强了“四杰”与陈子昂诗歌的情感力量,也丰富了他们诗歌的艺术表现。     

“海派”散文与文化市场

“海派”出现的历史背景。“海派”散文是“五四”后期至四十年代末出现于文坛的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它历经转型期、追新期和由俗写雅期三个阶段的变化。它作为典型的文学商品化环境的创作,面对文化市场的冲击,在创作态度、主题取向、文化内质、美学格调诸方面均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形态风貌,但无不与商品经济相联     

介于先锋与日常之间——简论何顿的小说

“晚生代”作家何顿,在文学创作上的探索一直表现出介于先锋叙事与日常讲述之间的迷惘与坚持。本文试图通过地点的设置、叙述技巧的选择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对何顿的创作进行初步的探讨,展示这位极具地方色彩的作家在当代文坛变幻莫测的大环境下如何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平稳坚实的创作。     

"唐宋八大家"称名说绎

“唐宋八大家”之称在南宋己见雏型 ,但正式提出则晚至明朝中叶。以茅坤为代表的“唐宋派”力倡“唐宋八大家”,是当时文坛斗争的需要。虽然“八大家”的提法在明、清时期不时遭到非议 ,但因其的确代表了唐宋时期散文理论与创作的最高水平、具有特色各异的风格且为学者提供了习文范式而获得学界的广泛认同     

陈铨的“民族文学运动”

40年代初,陈铨在重庆发表一系列文章,创办《民族文学》杂志,倡导“民族文学运动”。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陈铨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宣扬抗战救国的“民族意识”。陈铨的“民族文学运动”与1930年代国民党官方支持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有着实质的区别。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南方谈话”与“三个代表”思想--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十周年

文章通过总结、比较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形成的背景以及各自所面对问题的相承关系 ,探讨了“三个代表”思想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文章指出 :“三个代表”在思想方法、理论发展、实践应用等方面都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 ,是在更高理论层次上的灵活应用和理论升华 ,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特质。     

王朔与大众文化

王朔刚登上文坛时,大众文化还没有在中国生成,因此他在创作上没有作为。王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塑造的“痞子”形象是在文化领域带有革命色彩的人物,他偶然担当了中国大众文化在生成期的代言人。王朔介入影视时,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出现错误。王朔90年代由大众文化英雄沦为媒体小丑。     

《风骨》篇与《文心雕龙》的文章观

刘勰在《风骨》篇中重点论述如何创作具有“风骨”的作品,展现了《文心雕龙》的文章观。在《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中,《风骨》篇属于创作论,侧重于讲风骨之法,确立写作规范,即怎样才能有“风”和怎样才能有“骨”,是对文章创作过程各个环节的要求。《风骨》篇中的“风”和“骨”在文章中表现为具体的语言文字形式。“风”主要表现在文章声韵上,要求声韵铿锵有力,而“骨”主要表现在文章语言上,要求语言结言端直,这两者都有一定的超越性。“风”是对于情的一种升华和超越,而“骨”是对于辞的一种升华和超越。无论是“风”还是“骨”,都承担起了文章功能之化成天下的作用。“风”在化成天下方面的主要方式是以情感人,而“骨”在化成天下方面的主要方式是以理服人。如果一篇文章能“风”“骨”结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就能更好地实现文章化成天下的功能。有“风骨”的文章要依照经书的规范来创作,并吸取诸子百家和史传的方法。     

建立起个体生命与历史进程的紧密关联——“十七年文学”的爱情叙事与延安文学历史联系的一种诠释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爱情叙事是当代文坛的重要话语现象之一。将爱情叙事在功能上与革命叙事、国家叙事、历史叙事实现重叠,促进整体叙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十七年文学”爱情叙事的主导价值取向。“十七年文学”的叙事起点,其爱情叙事的历史性诉求及建构,离不开延安文学深远的历史传统。     

用“同心”思想统领新形势下的对台工作

文章以“同心”思想结合对台工作，从创新宣传途径，架起“同心”桥；拓宽交流平台，打造“同心”路；维护台胞权益，多办“同心”事；丰富联络方式，齐绘“同心”圆；携手同促发展，共圆“同心”梦等五个方面。阐述了新形势下“同心”思想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作用。     

百年呼唤“大师”难成真的时代性忧思——以茅盾、巴金、老舍为例

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政治上寻求中国富强道路的同时,文学上也在呼唤“大师”级的文坛巨匠,这都充满了曲折和艰辛。文学创作上茅盾的理性分析,巴金的激情似火,老舍的幽默、谐趣,都在文学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但都没达到世界一流“大师”的巅峰,“大师”的出现,除了写作才华之外,更需要一种对时代、历史、群众乃至自己超越中的孤独感的思辨张力,对此进行挖掘将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