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空间生产”五问——对张之沧教授几个观点的质疑

既然空间是物质的存在方式,它就不可能具有主观性、意识性,也不可能是精神的存在方式。先在的、外在于人类实践的自然空间不可能是人创造的。我们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改变了自然事物的原有空间形式,新的空间形式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但我们不能创造物质本身,只能改变物质的具体形态,因而,我们也不能创造空间本身,只能创造具体事物的空间形式。社会存在是物质的高级存在方式,社会存在的空间形式可以称之为社会空间。但"社会空间"不表示这种空间具有社会性。社会存在包含着自然存在,不是自然存在的存在是非存在。社会空间实际上是社会存在的自然物质基础具有的空间形式。空间是物质的自然属性而非社会属性,"社会空间"不具有社会性。空间的生产只是生产的一个方面,不能用"空间生产"的概念代替"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生产方式"的概念,应当从生产方式来理解人类历史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在空间上的扩张、争夺。     

"治"与"化"——法律与道德发生作用方式的探讨

法律和道德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调控方式.法律是他律,具有外在强制性,法律发生作用的方式是"治";道德是自律,具有内在自觉性,不具有外在强制性,道德发生作用的方式是"化".法律是一种"阳性"调控方式,道德是一种"阴性"调控方式,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     

正义视域的农村福利弱势及其解决

福利之正义即一种分配的"适得性",含有需要、应得、平等三项价值要素."需要"是基础性要素,反映了人性诉求与社会本质;"应得"是福利的资质性依据;"平等"作为核心要素,不仅具有多维的特性,还具有多重的调适功能.三者共同构成福利正义的价值内涵.农村福利弱势的实质即正义价值彰显不充分,表现在:需要的目标不明确,社会、物质条件...     

以黑龙江大学为例对"三下乡"进行探索思考

新形势下,暑期"三下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对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弘扬青年志愿者精神、提高高等教育实效性具有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着内容规划不充分、创新不充足、覆盖率低、形式化等问题.如何充分发挥出青年大学生在"三下乡"社会实践中的作用,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内容.文章以黑龙江大学暑期"三下乡"活动为例,从哲学的角度研究存在的问题...     

普遍主义,还是中国特色——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中国境遇

关于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存在一种"普遍主义"的公民社会观。"普遍主义"公民社会观在理论上论证西方公民社会的普世性,认为公民社会对维护社会稳定以及推进政治民主化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并以当下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的现状来表明西方公民社会移植中国的可行性。然而,"普遍主义"公民社会观是普遍主义思维方式下的产物,它难以解释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并且西方的公民社会自身就是一个存在多重内在矛盾的复杂结构。实际上,世界上不存在永恒的、一成不变的社会发展模式,任何社会理论都是一种地方性叙事,它深深地嵌入特定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中。中国的社会发展需要立足历史传统以及现实国情,建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理论,而非简单地照搬"普遍主义"公民社会观。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理论应当体现出主体中国的理论自觉,能够回应并实现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和公民身份塑造。     

中国传统处世之道中的"恕道"思想及其现实影响

"恕道"是中华元典精神的基本内容之一,是人们终生奉行不悖的处世准则,其思想精髓就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其运作方式就是"培养恻隐之心"、"强恕而行"、"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等等.这一思想由于具有得天独厚的文化功能,所以对当代社会具有强烈的现实影响.     

重提"人性化执法":概念辨析与理论澄清

"人性化执法"是指在不违背法明文规定的前提下,在执法机关自身的权限范围内,通过尊重相对人的主体价值和遵循社会一般理性认知标准的方式执行法律并服务于相对人的活动."人性化执法"与柔性执法在基本概念、对应范畴和基本要求等方面存在区别;"人性化执法"不能被行政法基本原则所覆盖."人性化执法"是现代法治社会中"人的尊严"的体现,是执法权威的必要构成要素,是弥合规范滞后于社会现实的补充路径;在法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中国,"人性化执法"具有特殊的语境价值.     

政府职能向社会转移的实效研究:制度、路径与运作

政府职能向社会转移是否具有"实效",直接影响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分割与边界划分,它已经成为衡量政府此轮简政放权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实效"对政府职能向社会转移提出了三方面的要求:一是作为职能转移基础的制度设计必须完整且清晰;二是执行路径既要灵活,又不可脱离中央的宏观改革目标;三是体现在结果层面,即政府将职能转移给社会之后,职能在社会中的运作要比在政府手中更为高效,且要有助于实现政府简政放权的瘦身目标。然而,在实践中,因为制度规定本身不完整性与模糊性并存,加上以政府为绝对主导的执行路径在"父爱情结"的作用下出现的各类变通,使得政府职能向社会转移呈现出了内容边缘化、形式单调与运转无力等非实效的结果。     

论中国古代的政治历史观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有一种"政治历史观"的特色,即从历史叙述与分析中得出政治见解、政治方针,而且以历史事例来论证自己的政治理念,其基本理念是"以史为鉴"。在中国古代,以史论政与"天人比附"、"引经据典"组成政治理论论辩的"三联套"。至于近代,其他两项已经瓦解,而政治历史观则依然延续。这种以史为鉴的理念,其思想归宿具有守旧性质,症结在于用过往的历史指导现实,淡化和排斥对当前社会的调查研究,欲解决当前社会问题而不认真研究当前的实况,这是致命的逻辑错谬。因此,以史为鉴在古代就有弊端,更不适于发展迅速的近现代社会。     

超越“先验正义”——对阿马蒂亚·森正义理论的一种解读与评价

阿马蒂亚·森的正义理论,区分了先验制度主义与现实主义正义观,他的重要思想贡献是系统回答了"在不预设一个先验的、完美的社会终极目标的前提下,如何增进社会福祉与公平正义"的重要问题。森发展出了能力视角的建构性方法,并开拓了通过对话达成交集共识的现实途径。"超越先验正义"这一方法本身,具有丰富的思想意义,对我国的社会公平正义之实现,也富于现实启发性。     

哈贝马斯科学技术观析评

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双重职能,它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意识形态。他在肯定科学技术在这一社会中的生产力功能的同时,却对科学技术在这一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功能,即社会政治效应持否定和批判态度。哈贝马斯提出科学技术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的初衷,就是为了说明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引起的不良的社会政治效果,从而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展开批判。     

人格与人格权关系重拾

人格是人格权的基础,人格权在突破"内在化"的伦理价值后,发展成包含生命、身体、健康等要素的自然人格权和建构在"外在化"的社会伦理价值基础上包含知情、信用、名誉等要素的社会人格权两种形态。人格与人格权的基础关系具有"同质不同形"特质。     

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展"问题

"世界历史"时代全球发展的不平衡,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的不平衡,在当代,这种不平衡发展主要体现在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后发展国家与作为现代化先行者的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差距日趋加大的态势.大多数后发展国家是在外部力量强迫下启动现代化的,其所具有的"现代性"因素起初并不产生自内部,这使得在其发展之路上出现了诸多错位与失衡现象,面临着现代化的先行国家所不曾有过的两难窘境.当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存在永久的先行军与落伍者,沧海桑田,跨越、赶超现象屡见不鲜.特别是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后,跨越式发展更具备了内在根据与外部条件.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跨越式发展实质上就是其自觉选择和建构社会发展道路与模式、把握历史机遇、缩短发展过程、尽可能减轻发展代价、加快发展节奏的现代化实践,在当代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价值增殖中的社会科学与社会劳动的自然力

从经济哲学的视角看,社会科学和社会劳动的自然力是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一对重要的范畴。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社会科学和社会劳动的自然力都视为"不费分文"的生产力,但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角度看,社会科学和社会劳动的自然力这两种不费分文的生产力在价值增殖的过程中具有不同的作用,前者并入生产过程转移其自身的价值进而使商品的价值量增加,而后者并入生产过程不增加商品的价值量但增加商品的使用价值量。同时,社会科学和社会劳动的自然力这两种"不费分文"的生产力又都是价值增殖过程的两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在价值增殖过程中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是同一个过程的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二者并入社会生产实现价值增殖时的社会前提具有"一致性",实施过程具有"同时性",实质联系具有"内在统一性"等。因此社会科学是父,社会劳动的自然力是母,双双并入社会生产过程,共同结出"新增价值"之果。     

马克思实践存在论意义上的新历史观

马克思的实践观不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而且更具有现代存在论的意义和价值.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卢卡奇对马克思社会存在本体论的解读是不彻底的.马克思实践存在论的的基础是人们的社会实践,脱离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谈论纯粹的存在论违背马克思哲学原则的实质.建筑在实践基础上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构成了一种全新的具有革命性变革意义的思维方式,正是凭借这种思维方式马克思完全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的理论模式,并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创立了实践存在论意义上的新历史观.     

区块链+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创新机制研究

十九届四中全会报告中首次强调"科技支撑"在构建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区块链技术是信息社会的产物,有利于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利用区块链技术可规避传统基层社会治理困境,诸如:行政色彩浓厚、需求与服务不对等、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等.区块链技术具有智能合约、时间戳、分布式账本等特点.基于此,创新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的三大机制:需求评估机制、服务供给机制和监督保障机制.区块链+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不仅是一场技术变革,更是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之间的信任关系重构.     

“拒绝式”社会心态的形成、影响和调适

社会心态是社会成员的观念意识与时代的社会现实发展之间紧密互动而产生的一种社会心理。"拒绝式"社会心态是指社会成员对社会变迁或社会重大变化持否定态度的一种社会心态。"拒绝式"社会心态的生成与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平均主义观念、清官政治伦理和义利观密切相关。社会心态和社会矛盾的生成具有同源性,"拒绝式"社会心态对于社会矛盾具有推波助澜的消极影响。调适"拒绝式"社会心态,对于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劳动体系变迁、个体化与劳动者个体安全

我国社会劳动体系浮现出的劳动与资本的"弱结合化"、劳动形式的"轻型化"和劳动组织的"解体重组"等新趋势,实质上反映出社会个体化程度的深化与延展,传统社会联结形式瓦解,个体自主性获得解放。但与此同时,"自主人生"亦意味着一种"风险人生",个体由此陷入了"不确定的自由"之境。在应对风险的"集体整合"的传统模式解体的情况下,必然要求"个体分立"感知并处理风险。然而吊诡的是,风险和不安全又天然具有排斥个体独自处置的本质属性,个体安全遭遇巨大的现实挑战。国家制度化安排是实现劳动者个体安全的根本路径,应当以深层理念、基本原则和操作实践"三位一体"的整体形式构建劳动者的个体安全网络。     

制度伦理与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建构

制度伦理是对特定社会正式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中蕴含的一系列价值目标、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等的总称,是一种隶属于制度的道德本体论规定。这里所谓的制度,首先指涉一组互为关联的规则和规范体系,其次指涉一种基本的社会结构;制度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它始终委身于一定的规则规范与社会结构之内,并永远颉颃在权力规范与伦理智慧之间;不仅如此,政治共同体内部伦理与政治或制度发生邂逅时,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制度优先"选择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和风险社会,个人道德早已无力直接转化为合理的政治与制度;另一方面,离开一定社会结构的制度和政治是不存在的,不涉及具体社会结构的伦理言说也是徒劳甚或是无意义的。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在新时代,"中国之治"与中国各级各类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原本就属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与伦理道德建设也具有逻辑同构性。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建构任重道远,尚有诸多问题亟待褒贬勘定。     

社会研究中的问题与从问题出发的社会研究

社会研究始于问题,然而社会科学对"什么是问题"和"从问题出发的社会研究"反而缺乏系统的反思。通常情况下,社会研究中的问题源自于已有知识积累对解释目标无法提供充分解释而产生的疑惑,完全不能解释的"新问题"是很少见的。问题具有时空延展性,可以附着在不同的现象中,社会研究需要从现象中分离出问题并进行解释,现象描述不等于解释问题。社会研究中的问题大致呈现为三种基本形态:(1)逻辑上的内在冲突;(2)认知上的"黑匣子";(3)实践上的不正常状态。那么,从"问题"出发的社会研究如何展开,不仅需要我们发现真正的"问题"作为研究起点,而且还要求把对"问题"的科学分析和认知上的推进作为研究的主线。概言之,一是对问题的解释应超越人类知识遗产已经提供的解释;二是对问题的理解和阐释需要情境性材料和分析性材料的系统支持;三是通过特定的机制分析呈现问题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