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与新型现代性构建

西方资本主义塑造的现代性强势话语,在现实社会展现的危机中遭受普遍质疑,引发了关于现代性多元路径的期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开辟的"中国道路",既是对西方一元论现代性范式的现实突破,更是探索新型现代性方案的有益尝试。在中国现代性构建的历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担当始终不可忘却。     

马克思如何对待传统:以“德国人的解放”为例——兼论“第二个结合”的唯物史观基础

消弭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张力是每个民族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面对的问题。19世纪上半叶德意志民族面临的困境就是如何将深厚独特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其哲学传统纳入法国大革命所开启的现代性框架之中。为此，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提出了“德法同构”的解释范式，指出德国哲学革命在内在性上完成了法国政治革命所表达的现代性原则。这一解释范式得到了马克思等后来者的继承。马克思承认德国哲学的现代高度，猛烈批判德国社会现实与德国哲学之间的脱节。借助于无产阶级这个历史新因素，马克思为现代化中落后的德意志民族谋划的解放之路是，在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市民社会)的新文明(人的解放)中最终实现德国人的解放。在这条解放之路上，马克思以德国文化传统为根基，同时吸纳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的成果，成功将德国哲学的核心要求，即普遍性的实现，提升为共产主义。自中国共产党诞生起，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就历史性地转变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普遍主义与特殊的民族性的融合则具体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勾勒的“德国人的解放”图景的启示在于，必须要在人类新文明形态的视野中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设中华民族...     

余华的“转型”与“祖先”哲学

就余华“转型”后的生存哲学而言,与其说余华是向“父辈”的认同,不如说是向“祖辈”的回归。《祖先》以其独特的“子辈一父辈一祖辈”的三重结构表达了余华“否定欲望”的“祖先”哲学,这种哲学渗透在其“转型”后的小说中。余华对现代欲望社会的忧虑与本雅明对现代性的思考是相似的。     

修昔底德式“政治生活”与柏拉图式“哲学生活”

修昔底德式"政治生活"揭示了雅典帝国领导者否定一种"只关心自己事务"或"不关心政治"的生活态度,展现了雅典的"行动哲学"和正义立场。而柏拉图式"哲学生活"则表明,在任何一个类型的政制中,由于缺乏正义可言,真正的哲人只好选择过一种"只关心自己事务"的私人生活。     

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左翼精神”

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文学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的复活,出现了一股十分强劲的"新左翼文学"思潮。"新左翼文学"的最为突出的方面,便是以对社会现实的见证与批判为核心的"新左翼精神"。但在同时,历史哲学的匮乏与阙如也成了"新左翼文学"的内在问题。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后革命时代",是否需要和应该建立怎样的历史哲学是我们整个文学界和思想文化界所面临的巨大课题。     

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相匹配的学术体系——基于“现代性”问题研究的学术史梳理

一部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探索现代化道路并力求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是一部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中国特色现代性理论研究与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相伴随,在现实逻辑与历史逻辑的交织中谱写了现实变革与理论创新的伟大历史。在学术史视野中审视这一历史进程,我们会发现,为满足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的现实需求,中国学者在理论与现实的辩证互动中,从基于现实变革的"现代性"理论资源"多维"探寻转向基于理论创新的"现代性"理论资源"一元"整合,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现代性构建提供了内涵丰富的思想理论和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武器。在这一理论满足现实需求并实现自我创新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类哲学理论中的"现代性"思想被激活并在回答现实问题中焕发了生机活力,一种富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特色现代性理论正式登场。在新发展阶段,要早日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就必须在既有学术积累和思想积累的基础上,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相匹配的主体性的、原创性的中国特色现代性理论的学...     

辩证法的“中介”思维与现代性原则的反思和超越

“中介”思维是辩证法思维方式核心内容之一。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的中介思维扬弃了哲学史上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辩证法中介思维的抽象性和思辨性,使之转换为关于理解现实生活及其历史运动的哲学智慧。在哲学的层面上反思和回应现代社会的分裂并在新的视野中寻求辩证和解,构成了其最重要的问题意识。它把现代性“主体性”及其自由原则置于现代社会生活的现实基础上,既在一个更为深远的视野中扬弃了现代性原则,同时又对现代性原则的历史成果给予了积极肯定和妥当安置,为我们超越在此问题上非此即彼的抽象的两极对立,从而克服现代性原则的内在矛盾和分裂开启了一个深具启发性的思想路径。     

实践过程中的“几”、“数”、“运”

实践展开于人与世界的互动过程。从本体论的层面看,人与世界的互动不仅涉及实然,而且关联可能、必然与偶然。作为行动背景的可能、必然与偶然不同于人之外的本然趋向和规定,其存在意义无法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分离。以人的行动为视域,本体论意义上的可能、必然与偶然分别呈现为"几"、"数"、"运"。与人的活动相关的"几"、"数"、"运"在中国哲学中已得到了不同层面的关注,后者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和阐释其意义提供了历史前提。从现实的层面看,"见几而作"、"极数前知"、"慎处时运"相互联系,构成了实践过程有效展开的综合前提。     

“一带一路”的哲学内蕴及其战略价值

"一带一路"既是我国意识形态话语的重要创新,也是我国外交方略与全球治理的"新战略、新工程、新实践"。基于哲学的分析框架能够有效地厘清其思想脉络、价值旨趣与实践指向:历史观上,人类解放构成"一带一路"的价值旨归与实践旨趣;本体论上,"一带一路"是"自由人联合体"的当代阐述与中国话语,对于消解"虚假的共同体"的魅惑与构建"真正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价值论上,"一带一路"将全球正义作为其根本价值追求,是对西方"自由世界主义"的超越,为"应然正义哲思"走向"实然正义图景"创造了正义原则、正义规则和正义机制的支撑。"一带一路"所内蕴的哲思呈现一体性:人类解放是"一带一路"的核心主题和终极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带一路"的结构样态和实现路径,全球正义是"一带一路"的基本价值和实践指向。     

由现代性“风险”看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一系列现代性风险的凸现,对现代性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反思与追问成为理论界的关注热点。中闰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改革开放30多年来呈现出一系列现代性风险景象。国内外风险并生,传统式与现代型风险共存,结构性风险和过程风险并存,呈现多元复合的特点。转型风险是发展过程中的风险．这就要求从调整社会发展方式出发来超越发展的悖论、化解当代风险问题。建立在现实批判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正是解决发展悖论的理性选择。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当代中国破解现代性风险的有效途径。     

哲学解读“以人为本”

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历史的推动者和创造者。当今我们提倡的"以人为本"是科学的哲学命题,其思想的理论源头就是马克思主义,要深刻理解"以人为本"的思想就应追根溯源,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的语境中来进行解读。     

人的感性活动视域中的“有”“无”之辩

"有"无"之辩是中国哲学中持续不息的主题,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海德格尔也深入地讨论了"有"无"问题。从"人的感性活动"角度看,"有"无"及其相互转化涉及人的感性活动的现实境况、社会化程度的提升和社会空间的扩展、自觉程度的提高、历史传承和历史连续性的加强、民族自觉意识的发展和观念引导,涉及生存的意义和价值。     

论哲学语境中的“化”

"化"在中、西方哲学和现实生活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其主要含义是变易、生成、转换、会通、贯彻、创造等。在哲学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哲学现代化和西方哲学中国化都涉及一个"化"的问题。"大化"是宇宙论,道化("自化")是形上学,"化境"是审美学,"化"论与西方哲学传统的"是"论(存在论)也可相互发明。"化"论对于理解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实质"自化与化他",建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并走向世界,尤其具有根本的意义。     

“秩序”与“意义”视域中的毛泽东哲学——以“人民民主”为内核的世界哲学合理形态

什么是"毛泽东哲学",如何给"毛泽东哲学"命名是研究和阐发毛泽东哲学的关键,但"毛泽东哲学"的命名和统摄毛泽东哲学的核心范畴的获得,却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走出这一困境的关键,是从哲学史实际和人类共同面临的社会失序与意义失落这一根本问题出发,在"秩序"建构和"意义"形塑的哲学观视域中来命名"毛泽东哲学"和把握其合理内核。毛泽东哲学的贡献和意义恰恰在于成功解答了中国社会秩序问题和人民的生存、生活意义问题,重建了中国社会治理秩序和生活意义世界,而这个秩序和意义的世界又正是以"人民民主"为合理内核和总体性范畴来建构和统领的。以"人民民主"为内核建构的现代社会"秩序"与"意义"的毛泽东哲学,也因此而具有世界意义,与现代世界哲学形成有效对话,成为合理的世界哲学理论形态。     

论中国早期“学”、“术”的产生与发展

本文通过对中国早期思想文化发展过程的梳理,认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来自于"巫文化",后来逐渐演变为"巫史文化",进而在西周时期形成了以"史官文化"为主体的精英文化,然而这些文化,都是属于"术"的范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兴起,通过教育和整理典籍,使思想文化在大众中的广泛传播,导致中国早期"学"、"术"的出现。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兴起与诸子百家的相继兴起,形成了政治理念的伦理化与一元化、宗教的伦理化,这样完成了中国在"轴心时代"哲学的突破,最终为中国早期"学"、"术"的发展确立了方向。     

马克思的哲学观和“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哲学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或作为一种学科创制的哲学。对马克思来说 ,哲学从来就不是纯粹形而上学的思辨 ,不是什么重建本体论的努力 ,而是人类解放的精神武器。现代西方哲学主张“哲学的终结” ,但却始终未能超越哲学。“哲学的终结”反映了哲学的危机 ,更反映了社会和文化的危机。维特根斯坦否定哲学是因为哲学没有正确地使用语言而造成许多伪问题 ;海德格尔宣布哲学终结是因为哲学无法思考存在的前提 ;罗蒂提出后哲学文化是为了反对实证论的本质主义 ,去除哲学的真理垄断地位。刺激他们思考的科学主义、虚无主义和本质主义正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 ,这些特征不仅在人的思想中、更在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中有其根源。马克思把哲学危机看作一定时代危机的表现 ,批判哲学 ,必须批判哲学生存的现实 ;消灭哲学 ,必须消灭哲学依附的制度。马克思真正使哲学变成了社会改造实践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 ,马克思真正实现了对哲学的超越。     

出入“有”“无”之境: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实相与命理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需要直面市场化体制实践中社会利益冲突所带来的"变化了的总体"和"差异化现实",着眼于实现具有时代高度的"历史性"和"精神性"相统一的新突破。一方面,需要对由马克思哲学指导下的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复杂特质,以及在这种实践中所生成的诸多"观念"本身,作出属于马克思哲学意义上的价值理念确认与剖解;另一方面,这同时意味着需要诉诸"明心见性"的修行功夫,明确当代实践中进而文化公共性逻辑生成过程中,民众在一定程度上所面临的窘迫的真实、真切的生存与生活难题,坚定地以社会公共价值优位和人民群众利益本位的立场,校正马克思哲学"真现实化"的合法化路径,最终形成并确立自己的独特立场、境界、理论品质、个性化的新的叙事方式和话语表达方式,实现中华民族优良心性秩序生成过程中的"实践自足"、"理论圆融"与"文化自性"。     

马克思对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困境的破解与超越

西方传统政治哲学以二元对立的理论方式探讨政治理想与现实生活,这造成了追求正义的政治理想只是在思想世界中构建,而不能在现实世界中实现的理论困境。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立足于"实践"之上,破解了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这一理论难题,它提出通过改变社会现实来实现政治理想。政治理想的价值诉求是"正义","正义"是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马克思的正义论立足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论证了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根本差别,提出实质正义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建立自由人共同体才能实现。从社会体制本身寻求实质正义的可行性道路,体现了马克思政治哲学对以往政治哲学的超越。     

康德作为两种现代性理论的源头——从“物自体”看现代性及其初始可能

康德"物自体"范畴的两个维度以及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二分法所喻示的是现代性的初步分裂,《判断力批判》则体现了弥补现代性分裂的初步尝试,提供了第一个包含张力的现代性解决方案。三大批判共同构成了现代性得以支撑的先验的批判性母体,也标志着社会关系进入哲学的视野。这使得康德成为现代性的思想家。审视现代性及其流变,可以确知,康德的"物自体"理论及其审美解决方案成为日后两种现代性理论的源头。     

中国现代性建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与中国现代性诉求之间存在着"历史契合"。这样一来,作为一种关切现实的理论平台,现代性视域有益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论题深化。从而作为现代性基本建制的资本逻辑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切入现实的通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在互动中,呈现出一些基本原则,应以资本逻辑批判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转换为现代性建构的理论资源、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共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