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质疑——评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

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观点,引起了讨论的轰动。考察其"现代性"的理论,发现从文本叙述本身来看,存在着时空的语境"错位";从文学现代性发展的链条来看,对文学的启蒙性和审美性有着双重"误读",仅从晚清小说这一种文学类型就得出晚清"先于甚或超过‘五四’的开创性"显然是不合理的。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定位和理解不能仅靠一种冲动和新意,更需要的是以理性的态度进行研究和探索。     

一枝独秀前的百花争妍——论对“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误读

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王德威在2005年出版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论》中提出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一个论断,遭到众多国内学者的质疑.对质疑进行质疑立足于发掘王德威论断背后现代性的深层含义,从而警醒学者走出争论新旧文学时间界限的狭隘误区,思考王德威所表达的真实观点——孕育五四文学现代性的晚清文学,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发展多样性的现代性特征.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中国现代文学起点问题

王德威提出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论断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冲击集中在对现代文学起点的看法上。这一论断影响较大，受到的争议也较大，这既与王德威新的理论视角有关，也与其理论本身及论述的芜杂有关。王德威在晚清文学现代性话语和后现代性论述策略之间游移不定，建构和解构的话语纠缠在一起，造成了话语本身的自我驳难、自我否定。这是其无法恰当处理晚清文学与五四文学之间的关系所致，也是其获致非议的关键。     

论王德威文学史观中的现代性问题——基于对《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的再解读

王德威评论晚清文学时提出的“被压抑的现代性”一说备受学界关注。这一观点的提出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多重内涵,极具启发意义。然而,王德威此论在破除线性时间观念、采用一种福柯式的空间化的历史考察方式上不免有失当之处。在呈现晚清的“众声喧哗”时,过多地停留在美学的领域中,忽视了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复杂联系,且在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时,带有一种隐含的西方标准。     

中国文学现代性起源的争议及其实质——论王德威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研究

在中国现代文化领域,中国的"现代"的意涵究竟是什么?这一历史经验如何影响文学书写以及如何创造文学现代性?我们应如何理解历史内容和文学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考察王德威关于晚清文学中存在中国现代性最早萌芽的论断,可以看出:他的关于现代性"推陈出新"只是表面的理解;他对于启蒙和个人主义的否定使他漠视现代民主精神及其在文学中的体现;他对福柯系谱学理论的应用,使得他将内爆视为革新;而从根本上来说,由于他的政治和文化的保守主义立场,使得他援引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致力于一种非历史化的"想象史学"。     

尚未完成的"现代"--也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

中国现代文学的上限应该定在晚清,而非"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并未止于1949.1949只是政治划界,此后中国文学发生了许多激变,呈现出复杂的现代性样式.晚清至今的中国文学仍然属于尚未完成的现代.通常所谓从"五四"到1949年"现代文学"应该作为特殊的学术史概念来使用,而1949年至今的"当代文学"则应该理解为一个文学批评而非文学史的概念.以往所谓的"现当代文学"只是一个暂时性的提法,似乎应该为重新作出解释的现代文学所取代.     

论双重“边缘”身份与王德威晚清文学书写

探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晚清文学已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这得力于王德威等海外学者的深入研究.海外学者的双重“边缘”身份带来了开阔的学术视野,王德威以“中国中心观”模式发掘中国现代性的自源性,创造性地提出了“被压抑的现代性”命题,与国内现代文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比照关系,树立起一种新的学术姿态.     

当代英语世界晚清小说研究的“现代”意义

当代英语世界对于晚清小说的研究迥异于国内学术界长期关注的政治/革命视角,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韩南、王德威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专注于发掘晚清小说的"现代"意义,充分肯定其叙述视角的独特意义与人物形象的自我意识。他们的研究突出了晚清小说叙述主体的创新意识,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路径扩展至晚清时期,进而揭示中国文学与众不同的"现代性"。究其原因,既有当代英语世界学者自身的研究动力,也是晚清小说创作主体和西方话语的跨时空对话的结果。创作主体的现代意识与读者深切的现代感受交融,生成当代英语世界学者对晚清小说多重现代性特征的理解:晚清小说作家不仅具有"现代"商业意识,而且还具有"现代性"的内在张力。     

论晚清小说翻译的文学现代性

受西方线性发展史观的影响,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将中国文学现代性“五四起源”合法化,缺乏对晚清文学尤其是小说翻译进行多维度分析.基于对线性史观的解构性反思,深入考究晚清小说翻译文学体裁、文学主题、文学语言等方面,进而系统分析晚清小说翻译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发现晚清小说翻译在“前现代”语境中已经具备了诸多现代性特征,对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意义匪浅.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现代性”问题的历史审视

对新时期尤其是 9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问题进行历史审视,认为对"现代性"概念的界定,越来越显得纷繁驳杂,将"现代性"看成一个无所不包的百宝箱,这就有违对学术名词科学界定的逻辑性了.对此,提出了回归 80年代王瑶先生对"现代性"的诠释,重要的是掌握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主体内涵民主、科学、启蒙、进化、进步、先锋性、社会主义等.对 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问题研究,开始注意的是起点问题,是起于"五四"还是起于晚清,后来逐渐将视角投入晚清至"五四"这一历史链条上,结合文化思潮、作家创作的现代性审美特征,分别论析晚清和"五四"文学的"现代性"形态,显示了"现代性"研究的深入、深化.针对以往对 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主义、进化论、国民性、颓废、反现代主义、先锋性等问题关注较多,而对审美现代性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现代性和重点作家作品的现代性品格,则缺乏深入研究,故提出除了注重"现代性"的"外在批评",还应该加强文学"现代性"的"内在批评",尤其是文本的审美现代性研究.     

梁启超“三界革命”与现代汉语语境文学观念的发生

中国传统文论之“文”与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是两个异质的谱系。然而，从晚清至“五四”，粱启超却以“三界革命”为中心，在借鉴西方现代诗学中“文学”的观念并摆脱中国传统文论中“文”的意识后，从功利主义一维初步确立了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观念。     

没有“五四”,何来晚清——兼与王德威先生商榷

王德威先生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命题,并由此得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晚清的结论。这个命题貌似无懈可击,实质上存在严重的理论误区。他误将母亲受孕的那一刻当作了新生儿生命的起点,并且忽视了"五四"相对于晚清文学的艺术创新,从而无限放大了晚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立价值和意义。晚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需要"五四"来凸显,与其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倒不如说"没有‘五四’,何来晚清"。     

颓废——晚明文学现代性研究的新视点

现代性研究的困境在于变笼统概论为专题分梳。五四以降的晚明文学现代性研究,首先视晚明文学为五四新文学的源头,继而以资本主义萌芽等话语为轴线,新时期以来则从中国文学的整体观念和美学思想方面着手,新世纪以降则从消费文化等方面考察晚明文学的现代性。梳理此研究历史和现状,借以审视其研究困境,力图从颓废面向来重视晚明文学的现代性,寻绎中国文学自身的现代性。     

从"谴责小说"看文学研究的亟待突破

"谴责小说"概念在获得它特有的含义、被用于指称晚清社会讽刺小说之后,也渐渐获得一种整体性质,几乎成为晚清小说的代称.而实际上,这个概念难以承担对晚清小说的整体指称,时代赋予了鲁迅、胡适那一代新文化人创造新文化和新文学的使命,也决定了"谴责小说"一类概念的历史暂定性.五四对传统形式文学的批评,目的是创造新形式,并不负责为将来的批评提供固定的结论.因此,超越前人和历史,是当今文学研究能否有实质进展的关键所在.     

“小说”的诞生——论晚清以来的小说知识话语

晚清和五四分别以趣味和人化建构了两种关于小说的知识话语。它们起源于关于中国的知识话语建构，以不同的实践策略，追求不同的最大化的利益。     

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的"向前移"问题

"'五四'新文学运动"曾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这样就遮蔽了"五四"前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实际进程,相应也忽视了"五四"前许多文学作品已经初具的现代性.从早期启蒙者身份的重新认定,在文学作品中对科学、人权的引进时序,中国期刊的三波现代化浪潮,早期白话文的倡导和早期翻译作品的成就等方面来看,有必要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向前"位移,才能将20世纪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加以把握.     

"但开风气不为师"--试论近代演说体白话文的兴起

近代演说体白话文是在晚清白话文运动中出现的一种独特文体。它在内容与形式方面的持点,反映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心理矛盾。其兴起与整个近代中国的变革有着密切关系,对当时的议论文体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新文学”本位观质疑——以学衡派的定位为例

为了在1930年代证明五四“新文学”的合法性,《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在编纂《文学论争集》时,通过否定“旧文学”来强化其“新文学”立场,但将学衡派这样的现代性矛盾统一体贬为“复古派”,暴露了这种二元对立模式的排他性和策略性,《大系》也因此割裂了自己和传统的联系,窄化了“现代文学”观念,这种遮蔽和重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