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儒内法”之再辩正——以明代的法律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我国封建王朝的法律实践,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体现了依礼制法、以礼入法、以法护礼、以法行礼的原则与精神。明代的立法和司法两方面的法律实践都证明,"礼"是明朝统治者统治的最高准则与核心,从而进一步证明了我国封建王朝的统治是"外儒内儒",而非学界一向认为的"外儒内法"。     

皇权与礼制:以明代服制的兴衰为中心

始于三皇五帝的中国皇权观念在春秋战固时期得到儒、法两家的理论支持,并在秦汉两代臻于完善.与以君主为政治目的的法家不同,儒家在理论上将皇权置于礼教的完整体系之内.通过一套系统的礼仪规则,儒家在维护皇权的同时,试图对皇权加以柔性的制约,明初建立的服饰制度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这套制度在明朝前期收到了稳定统治的功效.然而,由于缺少有力的维护机制.以服制为代表的明初礼制在明中期以后就失去了约束力.明代服制的兴衰既反映了程朱以来儒家思想在制约皇权上的积极性,也反映了其固有的局限性.     

论东亚史中的枢纽地带——以明代大宁为中心

明代的大宁位于草原游牧区、东北渔猎区和中原农业区之间的地区,在明代政治、军事史中发挥着枢纽地带的作用.从地缘政治学来看,明代大宁地区在区位、资源方面具备成为东亚大陆枢纽地带的条件,也确曾在三个重要阶段发挥了枢纽地带的作用.但是,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内,只不过是作为缓冲区而非各方争夺的焦点或桥头堡存在,并未以其地理优势而影响历史走向.其作为枢纽地带,仅对历史具备描述价值而非解释价值,所以说,地理因素的影响只有在具体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才得以实现.     

选择神祗:明代公祀体系的包容与排斥——以地方公祭神祠为中心

明代地方公祭内容当中,各类神祗祭祀的变化最为频繁,大致经历了洪武朝定制期,成化、弘治迅速发展期,以及嘉靖以后的持续增长期三个阶段,祭祀内容不断增加,以致繁复.地方公祭对象的选择标准主要考虑其是否有功于国家、惠爱在民、具有保佑功能,或学识德行昭著.这样的选择标准是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量,即通过对这些神祗的公祭,发挥崇德报功、示范表率,及舆论导向的功用.因此,明代公祀体系具有明显的“为公”属性.整体来看,明代地方公祀体系是开放的,并处于不断变动中,其包容和排斥性构成理解明代地方祭祀信仰层级结构的一个视角.这种层级结构显示出明朝政府对国家所倡导的儒家信仰、制度性的宗教信仰,以及各类民间信仰的基本态度.     

明代海防军船考——以浙江为例

明代海防是中国古代海防的主要成熟阶段,除了沿海卫所的设立,备倭军船在明代海防体系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历来研究明代海防、御倭备倭的著述较多,而对海防军船缺乏专门论述。本文拟对明代海防军船做一些初步分析,尤其对明代海防重点区域的浙江海防军船做一些归纳与考证。     

就明代进士祖上的生员身份与何炳棣再商榷——以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的爬梳,确认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出身少的现象乃史籍缺载所致。事实上,明代生员概率接近常态;何炳棣采集的史料若特指生员而言,其来源本身就有局限性,由此统计的数据不宜当作明代进士社会流动率高的一个依据。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在讨论明代B类进士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身份的有限记载,主要来自民间的《进士同年录》而非官方的《进士登科录》。生员身份是否有资格作为进士家状的基本内容之一,必载于或应载于《明代进士登科录》?若是,又始于何年?作者求教于方家。     

明代词曲创作择用牌调比较研究——以《全明词》、《〈全明词〉补编》、《全明散曲》为中心

词牌与曲牌的调式择用是词曲研究的基本起点,同样是词曲研究首先必须直面的重要问题,惜今人对之关注者寥寥。论及词曲研究,一般学者均好以主观式的印象批评来取代实证性的探索。本文据《全明词》、《〈全明词〉补编》、《全明散曲》对有明一代词曲作品所择用调式进行数据统计,并由统计结果辨析明人于填词制曲方面所折射出的崇古心态。对于词与北曲创作而言,明人多尊奉宋元为圭臬,亦步亦趋,欠缺突破的勇气与创新性实践。所幸惟有明代的南曲创作,因元人于此涉猎不多,留给明人发挥的空间亦大,故明人南曲创作实为明散曲最值得肯定的畛域。由对明代词曲牌调运用的比较性辨析可见:任何文体都不是凝固而一成不变的,文体的生命力在于不断的突破创新。正是这种文体内部的质变为传统文学提供了不断发展的源源动力,同时构成了传统文学绚烂多姿的万千景致。     

明代纺织品流传日本之研究——以入明僧策彦周良为例

在明代中日关系中，纺织品交流是重要的一个内容，其中又以明代纺织品流播日本为主。本文主要以两次入明进行朝贡贸易的日本使臣策彦周良为例，以其朝贡日记《初渡集》为基本素材，分析和研究明代中日纺织品交流的特点。总的来说，明代纺织品流播日本的方式和途径主要有政府赏赐、友人馈赠、使臣自购以及走私贸易等。而赏赐品中以丝丝、文绮、纱罗、绢布及金织袭衣等为多见，馈赠品以便于携带、轻巧的手巾、帽巾、手套、枕盖等为主，使臣自购物中尤以红线、毡毯为多。     

明代甘肃进士研究综述

关于科举制度的研究成果数不胜数,其内容大到通论性的研究,小到关于科举考试规模与录取率,甚至是对科举文献的研究,种类繁多,研究方式也多种多样。进士是科举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把不同地域的进士作为一个群体,进行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群体性研究。针对明代甘肃进士群体的研究成果主要从人数考证、时空分布及地方文教状况等方面入手,在群体的研究中又包含了个体的分析。还有一些关于清代的甘肃进士研究成果,其中或多或少提到了明朝的进士状况。在这种将两个朝代相对比的研究角度下,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明代福建社会风气的变迁

福建的社会风气,自明代中期以后,无论沿海或内地,均开始随商品经济、海外贸易的发展,日渐僭侈,风气之变,由衣食住行的物质文化间始,竞相华侈僭越,然后及于人伦道德关系之精神文化。其变迁的程度,虽不像江南那么高那么全面,但也不似华北那样,有相当多的州县,一直到明末都没有什么变化。但由于福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有一些内地和沿海的府县,由于商品经济不够发达,社会风气始终维持着明初的"俗安朴素"。     

明代吕坤的社会保障思想——明清江南地区慈善家系谱研究

吕坤是晚明政坛、学界颇有个性、独具特色的历史人物。在传统民本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吕坤关注社会问题,时刻以民生为念,他在备荒救灾、救助弱势群体、优抚军士等社会保障各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设想,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实践。其社会保障思想的丰富全面、先进合理乃至影响,均有超越前人之处,在社会保障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明代杭州的夜市

夜市虽是日市的发展,但是它必须具备丰沛的商品和繁茂的市场,它离不开周边地区发达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明代杭州夜市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繁密的人口,辐辏的商旅,畅达的交通,繁荣的商业和较高的消费需求。夜市是衡量一个城市发展的标识。     

明代北京的民间抄书活动

民间抄书在中国古代图书流通文化研究中尚属不足 ,但它却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有其特殊的意义。本文选择明代北京这一特定区域作为切入点 ,分析了几种重要的抄书方式 ;并对其特征、影响作了初步的探讨     

明代河西在西北边镇的地位

甘肃镇是明代西北四大军事重镇之一,是明朝北部防务的重要军事体系。明代河西独特的地理位置,复杂的民族关系以及政治、军事、外交的需要,决定了明代河西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明廷对河西给予异乎寻常的关注和煞费苦心地经营,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明代河西重要地位的确立,促进了河西功能的发挥,推动了河西的军政建设和经济发展,这正是明朝经营河西战略成功的必然结果。     

关于明代廷杖的仪式解读

廷杖是明代帝王对士人的公开处罚,作为帝王报复“犯上”朝臣的残忍攻击和污辱,其目的在于让民众意识到皇权的至高无上、不可侵犯,也是对其他官员和社会民众的恫吓,以儆效尤.若以仪式视角来审视,这种处罚形式承载着维护皇权的政治功能,是朝廷权力走向的一种“控制仪式”;就整个仪式原由和过程来看,廷杖是“重建”受到挑战的皇权的仪式;从仪式的终极性意义来看,廷杖处罚是受杖士人实现其人生终极意义的道德场域.廷杖伴随明朝始终,其最终消逝则反映了明代政治变迁与传统士人处世心态的微妙变化.     

明代诣阙上诉与国家政治研究

明代民众诣阙上诉蔚为风潮,诉访事宜广涉政治、经济、社会等。其中,民众控告官员罪行、乞留清官胥吏、揭露地方败政等诣阙上诉行为多能得到明廷允准,并根据上诉事宜,因事制宜、规范程序,惩治贪官、以示警戒,受理陈诉、除弊兴利,转送推诿、不予受理。诣阙上诉体现了明人追求申诉权、公正权的自觉意识与执着精神,蕴含着一定的权利意识和民主观念。虽然明代诣阙上诉存在诸多局限,但仍是明廷了解舆情、洞察民意、肃清吏治、监控社会的重要途径。     

明代士大夫对商税征收的认识

关于关市设立缘起,明代士大夫大都重申其本在除奸御暴,限制垄断,非为专事盘剥,渔利虐民。然后世国用渐增,商税实有济匮佐急之助,因而在重视农业的前提下,征商又被视作减轻农民负担、调节本末关系以均平赋役的一种手段。为保障商众生计和满足财政税收,明代士大夫还主张商民无分,对之一视同仁,均予施惠。他们批评病商苛政,提倡爱养民力,廉正奉公,并建议加强榷政监管,以期实现官商共利。明代士大夫的榷税思想在对传统的继承中亦有发展,他们顺应商业繁荣的时潮,赋予通货鬻财以足国裕民、富国利物的新意涵,其所阐释的厚农资商、农商交重、国商两利、工商皆本等理念,不仅表达出对农业与商业、国家与商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思考,也预示了农商二者在当时社会体制内尚有充分的活动空间并可同国家达成共生并荣的广阔前景。     

明代北京街道沟渠的管理

明代北京没有统一的市政管理机构。其时 ,街道均为土路 ,晴则尘土飞扬 ,雨则泥泞难行 ,且路面上粪溲遍布 ,卫生状况较差 ,容易引发疾疫。工部、五城兵马司、巡城御史、锦衣卫对街道、沟渠均有管理职责。其管理 ,主要是对壅塞的沟渠和塌损的街道及时疏浚、填垫 ,对损坏和侵占街道、沟渠的行为进行查处。     

明代的论史风气

史论是中国古代史学中的一种体裁。它由先前附缀于史书的论赞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史学门类,一直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而在明代,史论似乎突然间喷涌而出,成为学界公认的一个独特的史学现象。本文拟从"明代史论"的提出、明人对史论的态度以及后人对明代史论的评价三个角度,通过切实丰富的史料,来增进对明代史论的认识。     

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研究的丰硕成果——评梁志胜《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研究》

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是卫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赋予世袭武官优厚的待遇,有利于卫所军队的军政建设,同时也埋下诱发卫所内部矛盾的祸根,对明代卫所制度的兴衰乃至整个明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明代军事制度乃至明王朝兴衰的认识,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然而迄今为止,只有很少的学者涉足这个领域,研究成果极为有限,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很不够,留下诸多的学术空白。梁志胜博士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的学术专著《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的出版,填补了这个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