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小说中的“我”

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上,以饱含抒情的笔调将“我”贯入小说之中的,郁达夫虽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却是最有影响的一个.当时写作这种包含作者身世“自叙”的作家很多,有早于郁达夫的鲁迅,也有晚于郁达夫的王以仁,以至女作家庐隐等.可是真正把“我”带入文坛发扬光大,而且经久不衰的要算郁达夫了.在郁达夫的小说中,“我”的不幸,突出地映衬着国家和人民的不幸;“我”的悲哀,始终流贯着时代和社会的悲哀.“我”,是郁达夫在全部创作中精心塑造的一个艺术典型.当我们今天希求以客观的态度评价郁达夫时,不能不注意他这些为数众多的“自叙传”小说,注意小说中“我”的变迁与作家生活及社会时代的联系.     

论郁达夫早期小说创作中的死亡意识

郁达夫早期(1927年之前)的小说创作中,性观念上的矛盾与信仰的缺失凝聚为作家的死亡焦虑.他通过文学的想象暂时消解了这种焦虑,随之又在寻找英雄的过程中企图超越焦虑的威胁.这些对死亡的思考和书写形成了郁达夫在小说创作中独特的死亡意识.它不仅验证着"五四"启蒙语境中知识分子的某种困惑,而且也为郁达夫创作的转型指明了方向.     

郁达夫小说性爱叙事的文学史价值重估

斯蒂纳、卢梭、戈蒂耶、王尔德、施笃姆和尼采这些关注人的感性生命的西方文学家都对郁达夫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影响.同时,郁达夫也受到日本私小说的影响,但他的情爱书写,缺失了将好色与物哀等日本传统审美理念相结合的审美特征.俄罗斯文学也对他的创作有影响,屠格涅夫塑造的多余人形象,曾经引起郁达夫的极大兴趣,然而,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不是消除男权的斗士,而是维护男性自尊的最后一根稻草.陀斯妥耶夫斯基对于病态心理和变态人格的描绘也给了郁达夫以有力的影响.关于郁达夫作品的文学批评,一个观点值得商榷,现代社会不是不受限制的性自由时代,性仍然要尊重道德的界限、人伦的规范和法律的限制,而宗法制社会也不是一贯地否定性欢乐.颓废是西方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文化语汇,与中国的时代背景并不相同,所以郁达夫性叙事的革命性并不能成立,他的爱国主义情怀也来得比较牵强.     

关于郁达夫的后期小说创作

郁达夫小说创作的后期是其浪漫主义文学思想发生深刻危机的时期。日在变化着的时代的审美要求，与郁达夫力图突破自己、适应这一要求所进行的新的艺术探索，使其缓慢然而却坚实地步入现实主义的创作之路。虽然由于其个人的深厚的艺术背景的牵涉，郁达夫后期的小说创作仍然留有某些浪漫主义的主观性和抒情性色彩，但是现实主义已经作为一种独立而主导的创作精神出现了，并且，现实主义拓展了郁达夫创作的审美空间。郁达夫的这种转变是深刻的，研究这种转变，对把握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发展是有意义的     

郁达夫《迟桂花》给予《边城》的启迪

沈从文早期小说受到郁达夫自叙传小说的影响。《边城》的产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不是突兀的现象,同样得到《迟桂花》的深刻启迪,沈从文始终关注着郁达夫的创作,并抱着不变的钦服之情。郁达夫和沈从文小说创作的艺术嬗变,也具有着某种相似的面貌。另外,《边城》人物的塑造,也有废名小说《竹林的故事》的影响。但是,《边城》依然是一部超拔之作。     

郁达夫南下入闽考——兼论其与陈仪的知交

郁达夫1936年应陈仪之邀入闽,从此开始了二人的知交.虽然两人在性格特征、行为做派方面有很多不同,但能够互相尊重,陈仪称许郁达夫的聪明才气,而郁达夫则推崇陈仪的励精图治扣对人才的重视.而郁达夫遇害前的托孤行为更显示了二人之间的交往是名符其实的君子之交.     

论郁达夫与佐藤春夫的关系

日本唯美主义大家佐藤春夫与郁迭夫关系密切.一方面他们交往甚笃;一方面郁达夫在接受佐藤春夫影响的同时,对其进行了变异和转化,使其成为郁达夫文学创作的重要养料.     

郁达夫小说研究综论

本文拟从郁达夫小说的题材、人物形象、艺术风格、心理分析和自卑心态五个方面对郁达夫小说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力求反映出郁达夫小说的某些带有本质规律性的东西来。一、郁达夫的小说题材在郁达夫的大多数作品里,男女之间的关系占了很多的篇幅。郁达夫之所以喜欢这类题材,与他受外国作家影响和其独特的审美趣味有着紧密的关系。屠格涅夫、卢梭等外国作家对郁达夫的影响深远,而这些作家都是描写男女爱情的圣手,同时,郁达夫自已也认为,人类有一种感情是“比较的注重他人的安宁、快乐,而自已常处于一种牺牲的地位”。这就是爱情。“古…     

都达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间,郁达夫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接受姿态.与"为人生"派作家普遍看重陀氏作品中的小人物形象、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主题不同的是,郁达夫更为注重陀氏创作个性中一些更具本质性的特征,如对痛苦的宣泄,对于二重人格、变态心理的表现,对人性真实的深度探索及其冷峻的艺术风格等等.在这些方面,郁达夫的创作无疑也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     

郁达夫"举家迁杭"原因新探

1933年4月,郁达夫和王映霞突然决定由上海迁往杭州.几十年来,关于郁达夫离沪迁杭的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指责王映霞的声音占据主流,认为正因为她的误导,才致使郁达夫家毁人亡,造成千古遗恨.通过深入考察郁达夫的生活轨迹,指出郁达夫离沪迁杭的主要原因:郁达夫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无法排遣内心的寂寞和疲倦,与王映霞的婚姻又由于种种原因裂痕重重,希望寻找一个能够带来新鲜刺激和安全感的居住地,故而才有了离别繁华的大上海和风雨同舟的战友,携妻儿到杭州隐居之举.     

知行两相难:史禄国云南调查事件探析

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在中国早期人类学史上充当了要角。1928年,他奉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派,率队赴云南调查罗罗。这是中国首次有组织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但史禄国惧险,仅留在昆明作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调查,其表现引起中山大学同人的不满与质问,从而放弃了对他的聘作,因此他改为由中央研究院单独聘任。此事牵涉的并非仅仅是人事纠葛问题,更揭示了民国学人当时对诸如民俗学、人类学等新学科的认识存在个体差异。尽管许多学人的治学观念已有所转变,但在具体实行时,仍然难以摆脱自身固有知识的牵绊,导致学术认知与实作两难的境况。     

魏晋迄隋官员任期探讨

曹魏官员尚无明确任期规定,两晋始规定官员任期为六年.南朝刘宋前期行六年之制,后期改为三年制,此被南齐、萧梁和陈朝继承并有所变革.北魏早期以久任为原则.自孝文帝至北魏末,地方官任期为六年,中央官则为三年.北魏宣武帝后规定散官任期为四年.东魏北齐地方官任期不足六年,西魏北周内外官任期为四年.隋朝开皇年间几经改革,至开皇十五年文武长官任期稳定为四年.杜佑所云"魏晋以后,皆经六周"的说法值得商榷.     

从《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看明清时期国家在地方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传统社会政府向民众传达法令告示等国家信息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纸质的,张贴于交通要道,供人们学习参考;另一种是在交通要道刻石立碑宣传政府的法令政策.前者不易长时间保存,时间效力有限,后者具有永久性.刻石立碑是传统社会政府公布官府法令的重要方式,是国家管理民间经济活动的一种重要手段,其在树立政府权威,维护地方社会经济秩序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对方力钧艺术的误读

20世纪90年代初期,方力钧的艺术蜚声国际,然而,由于当时尚处于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东西方存在着长期的隔阂与误解,所以,国内外对于方力钧艺术一直存在着误读现象。国外评论者认为,他的艺术代表着与主流意识的对抗;国内评论者认为,他的艺术是后殖民主义的象征。这种结果导致方力钧虽然在国际重要展览中大受好评,但是艺术家真实的声音一直淹没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实质上方力钧的艺术是立足于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特别是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普遍存在而又容易被人们忽视的社会问题,更为真实地记录了那个年代处于体制转型时期的历史。     

简狄与商始祖契之关系新论

简狄与契不是母子关系。简狄处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契处于父权制已根深蒂固的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简狄时代盛行的婚姻制度是普那路亚婚,契时代盛行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制。简狄只是有娥部族历史上距契母年代最近且最为杰出的一位女性首领而已。     

元代亦集乃路的屯田开发

元代屯田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甘肃行中书省下的亦集乃路,虽为下路,但地处边陲,是西北军事重镇,该地的屯田开发亦受到元政府的重视。亦集乃路的屯田开发在元代屯田的大背景下,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屯田类型囊括了元代的全部类型,屯田户种类及民族成分复杂等。本文仅就亦集乃路的屯田面积及户数、屯田类型、屯田户的构成和屯田的管理机构等问题略加阐述,力求向读者展现亦集乃路屯田开发的概况。     

唐玄宗《庆唐观纪圣铭(并序)》"汾阳之龙角山"考--绵山龙脊岭曾叫龙角山

重新解读山西浮山唐玄宗亲撰<庆唐观纪圣铭(并序)>一文的第三自然段,发现"汾阳之龙角山"一段属于插叙文字,并非写浮山龙角山.高祖时代的汾阳龙角山与玄宗命名的浮山龙角山系两座山.高祖时代的汾阳龙角山即今日介休龙脊山,碑文中的汾阳指唐代汾州.浮山龙角山原名羊角山,高祖时改浮山县为神山县,玄宗时才更名龙角山.     

李贺的少年情怀

李贺出身皇族,少年成名,对自己的才华十分自信。他对历史上的明主充满景仰,对得遇的英雄贤臣十分敬慕,他期待自己能够得到重用,鼓舞自己不在逆境中消沉,要奋发向上,等待时机。然而现实无情地剥夺了他这充满豪情的少年情怀,他没能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而是在绝望里郁郁而终。他的这些情感表现在诗歌里,成为李贺诗的重要组成部分。     

刘禹锡诗中九仙公主孝

刘禹锡《经东都安国观九仙公主旧院》一诗中的九仙公主是谁,是一个悬案.现考证出,玄宗胞妹玉真公主行九,曾结婚,并生有二子,就是诗中的九仙公主.洛阳正平坊安国观原为太平公主宅,后玉真于观中建精思院,即刘诗中之旧院.玉真入道后联系宗教人物和文士,陪侍游宴,干预朝政,在政治上与玄宗同进退,是玄宗的得力助手.     

朝鲜诗家与山西诗人郭执桓的诗文友谊

郭执桓是清乾隆中期的山西诗人，与朝鲜诸多文士有“澹园联唱”之谊，扬名海东。朝鲜诗家欣赏其人品、学问，并称赞其诗歌“清虚洒脱”，有李白之遗风。郭执桓在中国并不是有名的诗人，而朝鲜诗家对他却颇为赏识，与当时中朝宗藩体系的稳定、两国文人交流的频繁有直接关系，同时也说明了清代中期两国诗歌交流的深入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