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平衡论”的前提假设与反假设

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固需正义与公平 ,但罗尔斯和沟口雄三的“平等论”思想 ,却鲜具指导意义。由于横亘于中国传统的相关问题是“平衡论”而非“平等论” ,因此 ,揭示和疏理“平衡论”命题所由以发生的文化背景和思想根源 ,尤其是它的假设特质 ,对于深入清理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负面因子以及正确理解近代化和现代化的真实含义 ,或有裨益。     

现代化视阈中的“中国模式”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模式”正对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中国模式”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紧紧依靠人民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方面形成的独特经验.从现代化这一视阈看,“中国模式”是一种后发现代化模式、一种新兴发展模式、一种文明模式、一种价值模式.     

“转型社会”框架下的国家治理能力建构

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重启的现代化进程中,在世界历史的坐标中呈现出“转型社会”的双向运动.其内在逻辑是:社会秩序的革命性变迁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整体性创新.本文在“转型社会”的分析框架下,分析了当下中国面临的市场化转型风险和民主化转型风险,探讨了基于风险应对的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建构的基本理念、价值目标和治理路径.     

“社会转型”理论的再构与创新发展

“杜会转型”理论是一个关涉社会发展范式层面的理论,今天它已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化社会变迁的理论支点。但由于这种范式是对“早发”国家现代化历程所概括出的发展范式,故显得已容纳不下中国今天的现代化发展要求了,也就是说现有的“二分范式转型论”的“单层转型”的模式——“从农业化向工业化转型”理论,已不能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化变迁理论的支点。因此,我们必须赋于“社会转型”概念以新的内涵,即用“三分范式”的“社会双重转型论”来代替现有的“社会转型”理论。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分析框架才能够为我国现实中业已存在的“农业——工业——信息业”三元结构的共时态发展和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协同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并成为真正社会转型理论的支点。     

“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意蕴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人民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创造性开拓出区别于西方式和苏联模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深刻意蕴,充分表现在它立足于中国国情,蕴含中国文化,体现中国特色。“中国式的现代化”由邓小平立足于国情的条件下首次提出,并随着时代不断丰富发展。其“平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突破了资本逻辑下的“西方式”现代化的价值观,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国特色是中国区别于他国的鲜明之处,体现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全面协调地推进现代化进程以及坚持“两个结合”的思想。     

对当下东北地域文学、文化热潮的“误读”及其启示

当下的东北文化热对于东北地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在热潮遮蔽下,艺术家对生活的“误读”、受众对艺术创作的“误读”,都对东北文化造成了某些负面影响。在东北大地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总结和寻证“误读”的因由,唤醒东北人向文化深层底蕴开掘的自觉意识,走出“误读”,不辱使命,以实现东北文化的真正繁荣。     

中国现代化进程需要“文化自觉”

费孝通先生在研究中国社会方面毕其一生功力,他把精力都用在了中国社会的实地调查和对文化的思考上。他在阐述文化的实质、形态和功能的同时更着眼于研究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文化自觉”这一理论就是他一生对社会和文化思考的结晶。我国现代化是不可逆转的进程,也是布满荆棘的艰苦长征。如何在这一进程中清醒的认识自己,不随波逐流,只有做到“文化自觉”,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发扬其优秀的一面,同时也扬弃不适应时代潮流的那部分,才能构建一个全面和谐的现代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健全西部民族地区农村信息化发展模式的思考

近些年来,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在农村信息化发展进程中涌现出了甘肃“金塔模式”、“宁夏模式”、广西“北流模式”、“贵州模式”等具体发展经验,对于加速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现代化发展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然而,上述模式也还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现实问题和缺陷,亟待加以分析与解决。     

从单边到互动：东北城乡关系的现代转型

正确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中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是中国现代化进程面临的难题,这一问题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尤显突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使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关系发展成为“城市偏向”的单边关系。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实践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成为基本共识。城乡关系从单边向互动的现代转型是东北振兴的必由之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应深化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财税制度、投融资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为城乡互动关系的形成创造体制环境。     

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理论的嬗变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问题迁衍

就近现代以来的中国而言,“现代化”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主题,而与之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现代性”主题的凸显则要晚得多.在中国语境下,“现代化”理论侧重于探讨中国如何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近几十年才在中国兴起的“现代性”理论则更多地探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形势与问题.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理论嬗变,昭示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问题的迁衍.应当及时厘清从这一理论嬗变中折射出来的问题迁衍,以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     

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持续发展

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始终与时俱进地发展着。当前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的深层次根源已并非仅仅是物质利益问题,人民群众维护权益的行为正表现出由“规则意识”向“权利意识”过渡的总特征。中国梦背景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可分为：“法治性人民内部矛盾”和“政治性人民内部矛盾”。重要的前提是法治现代化务必高质推进,为社会提供优质的司法正义。积极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和实践,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助力实现“中国梦”进程中的关键转型。     

关于拉美国家现代化研究若干问题的探讨

本文根据对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初步研究,对“拉国家现代化的起始时间”、“发展模式转换的‘钟摆现象’”、“工业进程的大反复”、“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不协调”、“社会变迁与社会分化”、“政治现代化的曲折经历”等重要现象或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即:如果过分依赖于指标体系去判断问题,很可能会使研究工作陷入某种误区;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在不同的文化、历史、国情等背景下进行的,从这些进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即便是客观的、严谨的,也不可能为当代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一条现成的现代化道路,拉美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必须坚持走“自己的道路”,而对这条道路的探索,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应当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应当贯穿于现代化的全过程。     

从“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的现代化”具有其“特别性”。它生发于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定历史环境下,具体使用于1979年至1984年这一时间段的现代化相关政治话语中,是立足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动荡挫折后我国坚定追求现代化的具体战略,强调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特色与中国实际。“中国式的现代化”是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着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现代化谨慎探索的发展态度、实事求是与立足自身的原则遵循、调整起步的战略规划与理论发展。而历经四十多年的现代化实践与理论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标志着新时代新征程我国现代化开启了新局面,体现为自信自立的科学态度、自我发展与世界视野的价值融合、伟大成就的现实取得与理论体系的成功构建。可以说,从“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升级转换,在发展态度、发展视野、现实与理论成就方面体现了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时代性跃升。从“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字的删除、这一话语的变动与转化彰显了我国现代化思想在理论层面的成熟与自信,表明了在实践层面中国式现代化已处于我国现代化的成熟点与人类现代化的转折点。     

“数字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研究

“数字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理念和模式不断演变,数字化、多元化、现代化成为客观而普遍的需求。近年来,中国与东盟高等教育合作领域逐渐增多,在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然而,随着“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推进和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加速,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面临着新的挑战。“数字鸿沟”问题依然突出、数字安全威胁不断升级、数字教育治理效能不高等等,成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实现数字化成功转型的主要障碍。为此,“数字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应增强数字政府效能,探索数字教育治理规则;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优化数字教育环境;筑牢数字安全屏障,创建包容友好的数字教育生态;构建数字教育合作格局,共建高等教育命运共同体。     

从统筹兼顾到统筹治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理路跃升

后发现代化国家通常都会遭遇“好事不会同时发生”的困境，发展资源的有限性、治理能力的边界性与发展任务多元化、治理需求扩展化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这个超大型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得更为复杂多样。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领导者，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实践中，探索出摆脱现代化困境的中国式道路，其核心理念就是“统筹”。从“统筹兼顾”到“统筹发展”再到“统筹治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认识理路的不断跃升，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升级转型。统筹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代全面展开的重要原则。在中国，统筹治理要发挥党的领导的确定性以应对发展中的诸多不确定性，要保持战略定力，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深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中国文化的转型与日常生活的批判重建——百年现代化的深层思考

当我们把中国百余年现代化进程中的许多重要时刻联系起来加以反思时,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现代化的每一历史投入,无论采取什么形式,最终都总是将文化层面的问题凸现到醒目的位置。在中国近现代史中,长盛不衰的文化激进主义一次又一次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当作现代化的首要问题;但是,这一文化转型又似乎举步维艰,同一问题似乎总是在同一层面上被重新提起。于是,一方面是文化激进主义的汹汹崛起,另一方面则是文化转型的承诺迟迟难以兑现,这一强烈的反差或背反构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巨大而难解的“结”。     

浅析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从“资本主义精神”这一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途径,开启了西方思想界从社会心理、宗教根源等角度研究经济发展的新纪元。新教伦理作为一种精神动力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它与资本主义精神具有天然的“亲和力”。然而这种“亲和力”在支撑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走过一段辉煌的历史阶段之后,两者似乎分道扬镳了。     

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与心理

现代化进程伴随着复杂的文化的转型与心理的震荡。其深刻的根源在于人们与自然界交换物质和能量的技术方式,人们相互之间交换自己的活动及其产品的社会方式发生了变化。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与心理现象尤其纷繁复杂,影响并决定它们的有三对矛盾,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矛盾,更是“聚焦”所在。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要求人们善于审视自己的文化存在和调整自己的心理世界     

浙江的现代化进程与发展模式

经济现代化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和核心内容。以市场化为特征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是推动浙江经济近二十年来高速增长的最大动力。工业化和城市化是这一资源配置优化动态过程的两个主要表现。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浙江经济发展模式,是浙东北地区与浙东南沿海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农村工业化进程中相互交融的结果;而“温州模式”是其典型代表,也是中国现阶段一个最富生命力和最有前途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是当前浙江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革政府机构、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理顺企业、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与当代中国社会资本转型

社会资本理论主要是围绕不同层面的“人类合作”问题而展开的,如何促进合作网络的不断扩大和发挥其积极效应可以说是该理论的独特价值与核心追求所在。当代中国社会资本的最大问题就是“合作网络”的封闭、缺失和分布不均衡,即合作秩序的难扩展。社会资本转型的实质就是探讨如何使不同层次的“合作网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逐步走向扩大并发挥其正效应。“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实质上是指西方市场经济文明下的人类合作秩序问题,由于中国的社会资本转型是建立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日益融入国际社会的背景之下,所以从哈耶克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中得到理论启迪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