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城市增长的影响因素

文章以国内外城市增长的相关理论和研究为基础,基于长三角地区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城市经济增长、人口规模、劳动生产率三个指标来研究1990~2010年间城市增长,发现长三角地区城市发展呈现出明显的趋同趋势,并且人口迁移和城市经济集聚存在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人口迁移通过增加当地市场潜力、规模经济和外部性等促进了城市经济集聚,而城市经济集聚进一步吸引了大量的人口迁移。为了促进长三角地区城市发展,建议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减少制度性限制,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充分发挥城市的经济集聚功能。     

长三角地区城市增长的影响因素

文章以国内外城市增长的相关理论和研究为基础,基于长三角地区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城市经济增长、人口规模、劳动生产率三个指标来研究1990²010年间城市增长,发现长三角地区城市发展呈现出明显的趋同趋势,并且人口迁移和城市经济集聚存在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人口迁移通过增加当地市场潜力、规模经济和外部性等促进了城市经济集聚,而城市经济集聚进一步吸引了大量的人口迁移。为了促进长三角地区城市发展,建议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减少制度性限制,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充分发挥城市的经济集聚功能。     

城市“蚁族”幸福感调查分析及影响因素探究——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

城市＂蚁族＂是对＂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对该群体幸福感及影响因素调查分析,对于解决城市＂蚁族＂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参照总体幸福感量表（GWB）,从城市＂蚁族＂的实际出发,编制《城市＂蚁族＂幸福感调查问卷》,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运用层次分析法对调查数据进行测评。结果显示,城市＂蚁族＂幸福感颇低,工作就业状况、物质生活水平、情感婚姻问题、居住条件与环境、社会尊重、发展前景等因素与城市＂蚁族＂幸福感呈现显著相关。     

中国城市人口流动增长的空间类型及影响因素

文章利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从地级城市层面分析中国流动人口类型、时空变迁及影响因素。研究结论是:(1)城市人口流入符合集聚规律和规模报酬递增假说,东部发达城市地区和其他区域重要经济中心城市保持着极强的人口集聚能力。(2)城市人口流入增长主要取决于城市所能提供的"综合机会",现代性和国际性特征及生活质量成为吸引外来人口的重要"拉力"条件。(3)城市人口流动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城市人口流入的主要拉力因素开始呈现高生活质量驱动、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创新驱动及高端服务业驱动,而中西部城市流动人口增长驱动力较为复杂。(4)投资对城市流动人口增长,特别是东部和发达城市仍具有较强的驱动作用,消费等因素的影响则不突出。     

汉城城市发展的人口轨迹及对上海的启示

上海核心城区人口密度是世界第一位,由此带来交通拥挤、环境污染、能源短缺等一系列问题,成为阻碍上海经济发展的巨大瓶颈。汉城与上海同是亚洲城市,在自然资源、经济发展历程和产业结构方面都非常相似。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汉城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其人口也随之迅猛上升,上海面临的经济瓶颈也正是汉城曾经或者现在正面临的问题。本文深入研究了汉城政府在面临相似经济增长瓶颈时,为抑制人口增长所采取的各种手段,包括迁都、限制中心地区工业发展、建造新城等,对其政策动机和效果进行相应的分析评价,并比较分析了汉城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借鉴其经验教训来解决上海中心城区拥挤问题,认为适当减少上海中心城区人口会有利于上海经济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合理的城市发展策略,以实现上海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关于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的调查与思考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迁移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当今中国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现象。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革的巨大力量,对于促进经济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别起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日益庞大的流动人口不仅对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管理能力、政府公共服务提出严峻挑战,而且极大地增加了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的难度。     

公共财政视角下城市流动人口的界定

持续和高位增长的城市流动人口有着对城市公共品的强烈需求,为城市流动人口提供基本公共品,是城市政府履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职责的重要内容。现有城市流动人口的界定,已经不能满足城市政府为流动人口提供基本公共品的现实需要。在公共财政视角下,基于城市公共品的非排他性、空间地域性和社会选择性,对城市流动人口进行重新界定,以满足城市政府为流动人口提供基本公共品的现实需要。     

城市低收入群体就业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南京市的调查数据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中的低收入群体主要由就业困难的人群构成。文章以南京市对“低保”边缘群体的调查数据为例,通过多重选择模型对影响低收入群体就业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健康状况不佳、年龄偏大、无法从其他家庭成员那里获得经济支持,以及家庭中有学龄前儿童将会导致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可能性降低,但是受教育程度对低收入群体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政府的就业促进政策在男性与女性劳动者之间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中国城镇化模式研究综述

城市化是未来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西方经济学关于城市演进的理论上主要有分工演进、推—拉作用和集聚经济理论。众多学者在这三个主要理论指导下,着重以"经济增长"为目标来探讨我国的城镇化模式,并关注于城市规模效应和城市体系建设。但这些研究还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城市发展的目标也太过于强调经济增长,未深入探讨以全体居民的福利改进为目标的城镇化可行性路径。     

基于城市容量的农民工深度城市化探析

从城市容量角度关注农民工城市化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本文从城市容量出发结合人口城市化的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城市容量是一个以人口负荷量为主体,包含自然容量、经济容量和社会容量的三维系统,并建构了人口城市化与城市容量之间交互作用的分析框架。认为,在现阶段,城市的自然容量和经济容量有助于人口城市化,而城市的社会容量则因无法满足农民工均等地享受公共服务而延缓着这一过程,也使农民工＂半城市化＂成为长期现象。因此,作出农民工城市化进程包括两个阶段、四种身份和八个特征的判断。在此基础上,认为,解决农民工＂半城市化＂的关键须从城市的社会容量着手,系统地考虑三维容量之间的相互嵌入和协调扩张,并提出农民工＂深度城市化＂的几点建议。     

基于城市流强度模型的甘肃省城市发展研究

城市流强度是量化城市外向服务功能的指标,反映了城市间空间联系的强弱。基于城市流强度模式,本文对2012年甘肃省12个地级市的外向功能量、城市流倾向度、城市流强度及其结构进行测度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兰州属于高城市流强度值城市,经济实力突出、经济辐射能力强,是全省经济发展中心;白银、天水、庆阳与酒泉、嘉峪关、武威分别是甘肃东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重要区域副中心,在各自所在地区发挥着带动功能;平凉、定西、陇南以及金昌、张掖等城市的城市流强度值较低,其辐射面主要是城市所在地,属于地方性经济中心。最后,提出增强甘肃省各城市空间联系的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经济效率测度研究

文章选取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劳动力作为投入变量,地区生产总值、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职工工资总额作为产出变量,运用DEA分析法对中国城市经济效率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城市的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与城市所处的地理位置无关。城市规模效率与城市人口呈正相关关系,增加城市规模能够提高城市效率。中国近年来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呈轻微下降趋势,城市规模效率呈低速增长。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城市以东部地区城市为主。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注意优化资源配置,加快技术进步。     

城市人口老龄化面临的形势及对策

未来的30年内,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将不断加快,如何承载4亿多老年人群的各种需求,是一个十分严峻的社会课题。由于城市老年人口的抚养具有相对较强的社会性,因此,城市人口老龄化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更加突出。以齐齐哈尔市为例,就如何面对和把握城市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提出积极的应对策略。     

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基于工具变量的实证研究

人口空间分布受地域生态环境、商业条件和历史文化差异的影响而呈非均匀性特征。随着大中城市经济优势的日益扩大及限制人口自由流动政策藩篱的消除,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的向心力不断强化。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规模已经突破2 000万人,大规模的人口流入对城市的交通、社会秩序、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住房保障等诸多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人口疏解与人口控制成为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重要社会管理举措。同时,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人口红利加速消失的背景下,人口作为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成为各个地区竞相吸引的宝贵资源。面对疏解人口还是集聚人口这一现实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回答人口集聚是否拥有经济增长效应并在实证上检验人口集聚经济效应的大小。为此,本文应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我国人口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为了克服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应用工具变量、矩估计等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小学教师数和卫生医疗工作人员数符合工具变量的要求,结果显示人口集聚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此外,通过引入交叉项实证研究人口集聚引发的人口结构效应,即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改善人口结构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基于此,应进一步促进人口集聚,发挥人口集聚效应,特别是通过人口集聚来改善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这对于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更有意义,在实行人口疏解政策时有必要考虑人口结构优化的经济增长效应。     

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人口结构体系分析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城市人口结构体系中各种不同规模城市的比重发生变化,其中特大城市和小城市的比重下降。另外,通过比较东、中、西部地区的城市人口结构发现,西部地区的城市人口结构不合理,大城市的比重过少。     

城市计生协在“两个转变”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我国人口转变过程中,社会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地区,不仅妇女生育率的降低要大大快于农村地区,而且在计划生育管理活动中起到了积极的带头、示范和辐射作用。但是随着人口低增长阶段的到来,特别是上海、北京等一些特大城市出现人口持续负增长或接近零增长的局面,使得...     

城市生育环境驱动人口增长的组态路径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人口是国家繁荣昌盛的“基本盘”。基于“基础设施-经济环境-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不可抗力因素”的城市生育环境分析框架，以2019～2020年中国省会城市（直辖市、港澳台除外）的数据，运用变异系数-TOPSIS模型和fsQCA方法，从组态视角解析了我国省会城市生育环境与人口增长的复杂因果关系。研究发现：（1）单个城市生育环境因素并不构成高人口增长的必要条件，但生态环境对人口增长发挥着更关键的作用。（2）在无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下，驱动高人口增长的城市生育环境组态有3种类型，分别是环境哺育型、经济刺激型、经济-生态双重驱动型；在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下，驱动高人口增长的城市生育环境组态仅有1种类型，经济-生态双重驱动型。（3）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可抗力因素并非直接影响人口增长的核心条件，但在其持续影响下，生育愈发悲观。（4）导致城市非高人口增长的4个组态均缺乏经济环境和生态环境作为核心条件。文章验证了驱动城市高人口增长的等效组态路径，明确了生态环境等因素存在差异激励效应。     

结构变迁理论视角下的流动穆斯林城市适应的障碍性因素分析——以兰州市回族、东乡族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口进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这一群体在接受＂城市化＂和＂现代化＂洗礼的过程中,相对于一般的进城务工人员,由于加入了民族意识、民族宗教习俗、民族价值文化等因素,从而使其城市适应变得更加复杂和艰难。本研究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出发,以兰州市流动穆斯林社会调查为基础,对影响流动穆斯林城市适应的障碍性因素（民族因素、自身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和制度因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并阐述了流动穆斯林城市适应的关键障碍因素：地理距离、经济条件及心理文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与以往的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关键障碍因素不同,制度因素已不再是阻碍流动穆斯林城市适应最主要的因素,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论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区域差异

本文分析了建国以后中国三大地区的城市增长状况 ,三大地区的城市规模分布特征及其成因 ,探讨了中国中、西部地区城市规模结构的缺陷可能给对外开放和西部大开发带来的负面影响 ,同时指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城市发展方针与对外开放政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等的矛盾。本文认为 :大城市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中、西部地区缺少具有较大影响范围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使得这些地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和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创新机会和领先条件大为减少 ,而且会影响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顺利实施     

广东省地级市设置与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就业人口增长分析

论文回顾了广东省20世纪80、90年代的行政区划变动,指出增加地级市对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就业人口增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论文说明了,在一些地区,特别是一些新设立的地级市,其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就业人口增长存在着不太合理的成份。最后论文指出,存在着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行业的本地人保护倾向,这种倾向在经济落后地区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