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党国"体制下公务员制度的变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务员制度的建立,既是孙中山思想的体现,也是近代政治制度发展的追求.但"党国"体制下的公务员制度的最根本的出发点是保证国民党的政治利益.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对人才的需求与公务员制度的"政治中立"原则相悖,造成了意识形态化标准与公务员选拔制度的两难,进而不可避免地使得国民党的"党化"标准渗入公务员制度.因此,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务员制度在承受"党国"体制的巨大压力下不断地扭曲与变形.     

大历史视野下南京国民政府对民众的控制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身份、角色发生变化,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其政纲政策随之改弦易张,党民关系亦由动员体制转为控制体制。国民党政府以社团整理与管理为突破口和工具,以"软、硬"两种手段实施国家对社会的强力渗透及对民众的广泛监督与控制。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解读这一过程,它既是中国政治由传统到现代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特殊图景,亦为国民党执政初期"党国体制"下政权建设的重要一环。受客观环境、自身原因及历史传统等深层次因素制约,国民党通过社团对民众的控制最终以"民心流失"和"民众疏离"为结果而告失败。     

战后国民党政府的电影检查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继续实行全国统一的强制　性电影检查制度,其内容、体制和操作方式与战前基本相同,但也有若干变化。在战后一度　出现的政治缓和空气下,国民党对于电影检查的坚持仍不稍或减,可见国民党政权对电影这　样一种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大众艺术形式之特别关注与对待。战后国民党政府电影检查当局,　加强了对现实题材电影的检查,表现出对电影反映社会生活真实面的压制,这或为国民党政　权面对其统治危机时的本能反应。由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统治的终结,作为国民党统治制度　一个组成部分的电影检查制度亦随之而告消亡。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对民众运动的控制

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标志着国民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其身份、角色发生变化,政纲政策随之改弦易张,党民关系亦由动员体制变为控制体制。国民党政府以社团管制为工具,以刚性和柔性两种手段实施国家对社会的广泛渗透及对民众运动的强力控制。受自身原因及其消极的控制方式等深层次因素影响,国民党通过社团对民众运动的控制最终以"民心流失"和"民众疏离"为结果而告失败。     

论大革命时期中共对国民党性质的认识

大革命时期中共对国民党性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这一认识过程基本上循着两条线索发展:既存在着一个联合战线形式的国民党,又存在着一个联合战线之外的纯粹的国民党。联合战线形式的国民党是“各阶级合作的党”,属于阶级联盟,并且随着国民党右派的分裂逐步由四个阶级转化为三个阶级;而纯碎的国民党则是“资产阶级民主政党”,在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后又成为“小资产阶级政党”。党力图将两种不同性质的国民党加以区别,看不到联合战线与国民党的一致性。     

透视蔡英文的民主困境——基于政治衰退理论的视角

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引发了严重的政治衰退现象,形塑了当前岛内"弱政府""强社会"的畸形政治生态,这是造成蔡英文当局执政危机的根本原因,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无法解决。而蔡英文为了缓解自身执政困局,一方面打压国民党和统派力量,一方面利用民粹主义转移内部矛盾,必然加剧两岸之间的对立,加大未来两岸关系的不确定性。面对复杂多变的两岸新形势,大陆应以更大的智慧,更高的格局来因应变局,直面挑战。     

影响朝鲜义勇队与台湾义勇队筹建速度的因素分析

朝鲜义勇队与台湾义勇队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中华大地上两支姊妹义勇队。两支队伍筹建速度存在较大不同,这是由三方面因素造成的：国民党当局对于金若山和李友邦的政治态度不同;筹建于抗战不同阶段,受到国民党抗战的态度及国共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当时中国人对韩国、台湾所持观念不同。     

国民党与台湾政治转型的内在关联性探析

“《中华民国宪法》”具有较高的调试弹性,使台湾的政治转型存在“回归宪政”的制度选项,台湾在国民党执政时期长达四十余年的威权体制肇源于“临时条款”而非“《中华民国宪法》”;国民党自身在内外压力下通过“本土化”等一系列改革完成政党转型,在失去执政权后能通过改造实现“体面再生”,表现出较高的组织调适弹性。这些高度的调适弹性使得国民党面对改革呼声采主动推进而不是推延或镇压,加之两蒋时期国民党对台湾的经济贡献,成为当时国民党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和政党轮替后仍然保持政治集团动能的根本原因。     

地方自治与统一国家的建构——北洋时期“联省自治”运动再研究

北洋时期中央权力式微,地方势力崛起,这一过程与西方自治思潮及联邦制主张在中国的传播相伴始终。"联治"含有多元合一的因素,并非"统一"的对立物。虽然"联治"有对抗北洋军人操控的中央之含义,但"统一"却始终是多数国人的政治诉求。由于北洋军政体系在"分"与"合"的争斗中趋向瓦解,推动统一的力量就只能在北洋体制之外去寻找。而以"分"为特征的北洋时期的"联省自治",也就悖论式地成了解构北洋军政体系、为形成中的国民党集权体制提供支撑的建设性因素。不过新的政治统一体却否定了自治及联邦,厉行党治,这又是多数客观上促成了这一体制的人始料未及的。     

国民党内“丁家党”的兴起及其附蒋原因探析

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丁惟汾为首的一股北方力量,借第一次国共合作、党内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有利形势,结成集团;利用主持北方党务、领导北方人民反军阀的运动,不断扩张势力形成了以北方青年党员为主要力量的“丁家党”,并在大革命高潮之时,沦为国民党右派。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基础的局限性、个人利害及性格的影响、丁家党自身缺乏实力的弱点,使他们最终倒向了南京政府一边。他们抓住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后,国民党四分五裂,蒋介石集中精力于军事方面,二陈羽毛未丰,在党内势力有限的机会,拥蒋自大,成为支撑南京政府的一支重要力量,被时人称为“蒋家天下丁家党”。      

鲍罗廷与武汉国民政府

鲍罗廷对武汉国民政府的成立和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他直接推动成立临时联席会议和召开国民党三中全会，主张用法律手段收回英租界，领导提高党权、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斗争，但在革命危急之时却主张退让。总的来看，他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起了积极作用。     

战后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力图利用“四强”的国际地位和英国即将退出印度的机会,加强中央政府同西藏地方的关系。国民政府战后西藏政策的核心是全面支持以热振活佛为首的西藏爱国僧侣和民众,但达扎集团在英国和印度的支持下,将热振逮捕并杀害。由于在处理热振事件上的失策,国民政府在西藏僧俗各界的威望急剧下降,其所制订的西藏政策无法实行。     

国民政府收复台湾考论

孙中山先生为中国的独立奋斗了一生。囿于实际情况，他曾考虑将台湾作为反清活动的一个据点。国民政府建立后，鉴于日本占领台湾的现状，加强了与台湾的民间联系。在二次大战中，国民政府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使美英承诺在日本战败后将台湾归还中国。台湾资源调查委员会筹划收复台湾的具体工作。１９４５年，国民政府收复台湾。     

非对称信息环境下政府决策行为分析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政府理性决策存在极大局限性,其重要后果是使公众和下级官员在决策信息流程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因此,需要采取积极措施,构建政府信息激励约束机制,使政府决策真正体现民主原则。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工厂法》的社会反应

南京国民政府于1929年颁布的《工厂法》,客观上有利于保护劳工的合法权益,堪称近代中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劳动法.《工厂法》的出台,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各方褒贬不一,支持与反对意见共存.其中有基于自身利益的评判,也有整体角度的考量.社会的不同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厂法》颁布和实施的进程.     

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制度建设述略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文官选拔制度、考绩制度、薪俸制度、审计制度和监察制度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建立了到当时为止中国历史上最完备的文官制度。但由于当时客观的政治环境和制度本身的缺陷等纷繁复杂的原因,南京国民政府的文官制度建设的绩效从根本上说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全面抗战前国民政府空军建设评析

“一·二八”事变后,鉴于中国面临来自日本日趋严重的空中威胁,国民政府军方开始致力于防空计划与战略的制定,期望在五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接近日本的军事航空水平.这些计划随着局势的变化后来被不断地调整,虽未能全部实现,但毕竟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空军(航空队),初步形成了积极防空的力量.在此过程中,国民政府还通过成立航空学校,快速培养了一批急需的空军人才.此外,又与美国、意大利、德国等国的飞机制造公司合作建立飞机制造厂.这些举措对于推进中国空军建设、抵御后来日军的空中侵略,具有积极意义.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人口政策研究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应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促进国内社会发展采取了较为积极的人口政策。国民政府在这一时期并未形成一套系统的、及时有效的人口政策,更大程度上是对现实的被动反应。分析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人口政策,有助于了解抗战时期社会发展状况,也能为建国后中国人口政策的制定寻找一定的历史渊源和背景。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

自20世纪初日本侵占韩国后,韩国人民一直坚持抗日复国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大批韩国爱国志士流亡中国,他们一方面与中国人民一道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另一方面也掀起了复国的独立运动。中国国民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及在华各党派在政治上、军事上、物质上给予了大力支持,从而加强了中韩两国人民的友谊,也有利于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南省的地方行政腐败

根据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文献中的部分案例和湖南省档案馆馆藏文献的相关资料,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湖南的部分行政腐败问题属于南京政府时期全国范围带有普遍性的行政腐败问题;另一部分案例则具有湖南地方行政特别是县级地方行政的特色.湖南行政腐败问题的地方特色,主要是由湖南新军阀集团,为推行反共清乡政策,强化县级行政机构的权力,但是又无法实现有效监督造成的.这其中又以团防腐败尤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