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白居易诗中的人格形象

浅议白居易诗中的人格形象栾睿古典文学研究中，常把李白、杜甫、白居易称为“唐代三大诗人”，综观三家的诗歌创作，如果说李白以盛唐时代的理想主义精神给后人以深刻印象，杜甫以有唐一代的痛苦转折点为背景，写出了一个伟大灵魂中深重的忧患意识的话，那么，白居易的诗...     

儒道释结合熔铸百家的开放型思想——李白思想新论

在代诗人中,李白是思想较为复杂的一个。虽然在盛唐三大诗人中,他与杜甫、王维三足鼎立,分别有“诗仙”、“诗圣”、“诗佛”之称,然而,他的思想决非仅只一个“仙“字(即道家思想)所能包括的。儒、道、名、法、游侠,纵横、佛教、兵法、阴阳、杂家各种思想均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反映。至于他的指导思想,过去都倾向认为是道家思想。诚然,道家思想在李白思想上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道家的美学思想,形成了李白诗歌自然奔放的艺术特色,若论起政治思想、人生态度,在李白世界观占指导地位的,还是积极入世、希冀建功     

读诗札记

李白有《戏赠杜甫》一诗,李集不收,最早见于孟棨《本事诗》、《旧唐书、文苑、杜甫传》也涉及到,都说是对杜甫的讥刺。关键在三、四句:“借问别来太瘦生,总是从前作诗苦。”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别出新解,说这两句中前一句是李白发问,后一句是杜甫作答,并无讥刺之意。但他也觉得题目的“戏”字有碍,于是便断定为后人所误加。我看,没有任何证据,仅仅为了要助成己说,而把“戏”字除掉,这未免近于武断,绝不是科学的态度。李白和杜甫是心心相印的朋友,彼此之间开开玩笑,有何不可?杜甫自己也说过:“颇学阴何苦用心”,“新诗改罢自长吟,”便可看出他     

李贺与李白、杜甫渊源考

李贺作为中唐诗坛的代表 ,无疑他是带着时代特色和个性特征走进中国诗歌的圣坛。他以“鬼诗”、“鬼才”著称 ,然而他对李白、杜甫诗风的继承 ,仍是有迹可查 ,这一点中国古代诗评家中有些人已经意识到了 ,本文试从李贺同时代及其后人评论中 ,论证李贺与李白、杜甫诗歌的渊源。     

李杜诗歌创作思想刍论

作为一个朝代的诗歌创作的领军人物,李白和杜甫的文艺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唐朝文艺思想的发展和变迁。他们对诗歌艺术的特殊规律各自进行了他人无法替代的独特探讨。李白对“清水出芙蓉”的诗美追求,反映了盛唐诗人特有的气魄和自信;而由盛转衰的社会转折,则为杜甫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生活领域,他在客观、全面地评价历代诗歌成就和总结诗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的著名诗歌观。     

孟浩然：好“卧”好“游”的隐士及其心理机制——兼论李白《赠孟浩然》诗对孟浩然的描述与认知

李白《赠孟浩然》诗是一首名作,近年来有学者却对此诗产生了特异的解读,认为此诗对孟浩然的描述是严重“误解”。事实上,李白赠诗最突出的特征是用“卧”这个意象描述孟浩然的清高、淡泊,而“卧”这个词语和意象也在孟浩然诗中大量使用,“卧”正是最有代表性的隐逸生活方式。孟浩然好与佛、道往还,游山玩水,推崇陶渊明,格调清雅,这是隐士生活的具体内容。尽管孟浩然也追求仕进,但科考失败,使得他有意突出归隐之心和林泉之趣,高自标置,以期获得心理平衡。李白对孟浩然隐士形象的理解与推崇,完全符合孟浩然刻意留给世人的总体印象,而李白与孟浩然在推崇隐逸、崇尚高洁人格方面的心心相印,正是盛唐文化“风流”的反映。     

“人民诗人苏涣”之说质疑——评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中的“杜甫与苏涣”一节

杰出的诗人兼历史学家郭沫若同志在他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最后一章《杜甫与苏涣》中,认为苏涣是“造反诗人”、“人民诗人”。他在此书最后一句话说:“如果要从封建时代的诗人中选出‘人民诗人’,我倒很愿意投苏涣一票。”郭老的这一结论,我不敢苟同。1971年公开发表了郭老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可以看出,郭老是在研究杜甫的过程中发现了杜甫对苏涣“倾倒备至”,从而起意研究苏涣并发现了苏涣。我们就顺着郭老的路子,从杜甫与苏涣的关系入手探讨一下苏涣的为人及其政治活动与文学活动。苏涣只留下四首诗。关于他的史料,零星的有几条,都非常短,并且间接的居多,而杜甫有关苏涣的诗就有三首。     

孟浩然诗歌魅力探寻

盂浩然以布衣终其一生,在“众星罗秋旻”的盛唐诗坛,他的生活经历格外平淡无奇,其诗表现的生活也并不十分丰富,然而他却赢得了同代与后世许多著名诗人学者的激赏。李白用礼赞的口吻称颂道:“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赠孟浩然》)。杜甫怜爱倾慕,情溢笔端:“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解闷十二首之六》)。王维“美其风调”,画其像于郢州刺史亭,后遂称“孟亭”。后世称其诗制思清美、匠心独妙的,代     

李杜与盛唐:一种诗性文化名片的产生

李白和杜甫使盛唐文化名片,闪射出熠熠动人的诗性神采。唯有采取"李杜合观"的学术思维方式,才能综合考察中国诗性智慧和语言魅力在一个盛世中可以达到何等彪炳千古、震撼人心的力度。后世的李杜优劣论,是以一定的标准裁判无限的诗学智慧所致。宋人在盛唐诗人中发现"圣",在盛唐诗中发现"经"。幅员广袤的中国人文地理,起了潜在的文化基因浸染作用。李白的身上有胡气,他是长江文明夹杂着胡地习气的产物;杜甫的身上有诗书旧家子弟气,是黄河文明间杂着诗书旧家子弟习气的产物。诗歌意象史,蕴含着风尚史和文人精神史。李、杜代表的盛唐,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和诗性智慧的"枢轴时代"。     

李白论画诗中的艺术见解

唐代诗人李白的九百余篇诗章 ,不仅生动地反映了盛唐时代的社会现实和生活风貌 ,而且相当广泛地涉及了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等艺术领域。李白的论画诗 ,约有二十首 ,与绘画多少有些联系的诗篇近六十首。盛唐时代流传至今的绘画已经廖若晨星 ,现存的唐代绘画理论著述 ,也不过二十余种 ,因此 ,李白的论画诗 ,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盛唐时代的绘画状况和绘画理论的发展 ,将是很有裨益的。李白有关绘画艺术形象的诗句 ,如“闻君写真图 ,岛屿备萦回” ,“图真象贤 ,传容写法”“粉为造化 ,笔写天真” ,“爱图伊人 ,夺妙真宰”。提出了“真图”、“…     

对李白研究中的几点意見

(一) 关于李白所处的时代,特别是他的詩歌是不是歌颂和反映“盛唐气象”的问题,需要我们作進一步的探討。时萌先生在“谈研究李白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对李白的时代背景及其詩篇中的“盛唐气象”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作者認为李白的詩篇確是反映了“盛唐气象”,不过不是主流。如果这一論断,有充分的事实根据,那倒是十分有价值的。时萌先生说:“李白既然面对过繁荣昌盛的盛唐,那末在他的诗篇中,就不会不反映‘盛唐气象’。”(重点为筆者所加) 看來,这种推论有些问题。它缺少必要的正確的前提。根据时萌先生的说法,凡是生活在盛唐的     

不能说李、杜是盛唐诗人

李白、杜甫一向被称为盛唐诗人,是盛唐气象的代表,其实他们与盛唐诗人不同,他们的诗反映的不是盛世而是乱世。他们的成长正在唐代盛衰转折时期,也正是在这急剧的社会的变动中他们成熟为伟大诗人。裴斐在《文学遗产》1982年第3期上     

李杜之变与唐代文化思潮的转型

李白与杜甫的诗风绝然相反.李白与杜甫之间的巨大变异,不仅仅是诗人个性与个人风格的差异,这是唐代诗歌主潮的变化,更是由深刻的文化思潮嬗变所引起的,是盛唐浪漫诗风向转折时期的现实写实诗风的嬗变,是唐代前期的理想主义文化思潮向后期现实主义文化思潮转型在诗歌领域的体现.     

李颀歌行体人物诗与盛唐气象

以往的文学史家,由于理路的扁平与叙述的方便,往往把李颀置于盛唐大家名家之后讨论,不仅把他淡化得模糊,且存在盛唐前后期的倒置。李颀歌行体对初唐朝代易革、边塞、闺怨三大题材予以大刀阔斧的革新,而且与送别酬赠诗结合起来,成为新型的人物诗,刻画了形形色色的各色人物。这些人物多为时代精英,展现了盛唐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而七言歌行也在李颀手中绽放出新奇光彩,对此后的李白、杜甫、王维、高适、岑参都有绝大的影响。     

以王夫之“情景论”谈杜甫、李白和王维的月趣诗

由于世界观、人生观的不同,“月”在杜甫、李白和王维的诗中所体现的艺术境界就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以王夫之的“情景论”为依据,杜甫、李白和王维月趣诗的意境当分别属于“景中情”、“情中景”和“情景妙合无垠”的审美范畴。     

乐府诗的绝唱——唐代乐府诗成就探说

盛唐乐府名家辈出 ,佳作繁多 ,其中李白、杜甫最为杰出。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则在通俗化方面成就突出。中唐以后 ,乐府诗创作渐呈衰势。唐代乐府是汉魏乐府后的又一个高峰。     

诗:聆听与言说

一、什么是诗人对于诗人的形象，我们较早而强烈的印象来自屈原，他给我们留下了刚正不阿、独立不迁、怀才不遇、上下求索的动人记忆。陶渊明与屈原不同，屈原在天问无对的时代人生悲剧面前，把自己的身躯投进了泪罗江，写下了一首无字的最悲壮的诗；而陶渊明在不得志的人生中返归本真的自然田园生活，在人与自然的无言交流中．产生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恰然与静穆。李白最大的特点是不愿作一个庸人，他狂放高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内在地透露出一种盛唐气象。而唐代另一个诗人杜甫，则又是一个“穷年忧黎元…     

试论大历十才子 (《大历十才子诗选》)序言

在我国文学史上,唐代是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诗人辈出,创作繁荣,有如百川争流,群峰竞秀。既产生了举世瞩目的伟大诗人李白、杜甫及其光辉灿烂的诗篇,也出现了各种诗歌流派及其独具风格的作品。盛唐以降,继王孟、岑高、李杜之后有“大历十才子”。他们的诗虽然有一些是酬唱应制之作,但是有不少名篇传世,在唐诗中,有一定的     

对杜甫《赠李白》（七绝）的质疑

杜甫并不以七绝见长,保存下来的七绝也不多,大约一百首左右。最早的一首七绝便是《赠李白》,原诗如下: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据说此诗作于公元745年(唐玄宗天宝四年),杜甫和李白再度遇于山东的时候。此诗的三、四两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王嗣奭认为“三自谓”,“四谓李”。但过去大多数注家,如仇兆鳌、钱谦益、浦起龙等,直到今天的杜甫研究者肖涤非均认定后二句系指李。不过分歧双方有一共同点,即都认为这首诗,特别是最后一句,是意在讽谕、警告或批评李白,表现了“朋友相规之义”云云。我经过反复研究,同时把这首诗和杜甫其它有关李白的诗及其酬赠之作仔细加以比较,     

论李白的游仙诗

在“诗仙”李白全集中，有关求仙学道的诗，有些是全篇，有些散见于赠别、山水等诗中，有百多篇。李白的游仙诗，长期以来鲜有论及，在介绍李白生平、诗歌内容时对于李白的求仙学道及这类诗歌大多持否定的态度，一笔带过。李白的游仙诗，是盛唐社会思潮的产物，反映了李白的思想，特别是他后期的游仙诗，是研究李白思想的重要资料之一。本文拟探讨李白创作游仙诗的背景，所抒发的情感及继承发展曹植所开创的游仙诗的传统。李白主要活动在玄宗、肃宗两朝。唐代儒道释并举，因唐代皇帝与李耳同姓，于是尊崇老子，兼褒庄子，崇奉道教。有后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