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流变

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探讨一直是西方政治学、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学者们对不同历史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探讨形成了相应的理论:前工业化时期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论"思想;工业化时期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性"和"同一性"并存的观点;后工业化时期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的多元化理论体系,既有"多元主义"、"回归学派",也有国家限度理论、公民社会理论,特别是后者使国家、社会单极走向的研究路径得到了较好的校正.在这种视野下,国家与社会趋向交融与整合状态,国家与社会的统一性逐渐得到关注,国家与社会日渐步入分工、合作、监督、制衡的关系架构,治理与善治成了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武汉抗战时期募捐

武汉抗战时期,国内各阶层民众国家意识的觉醒促进了国民政府中央权威的确立;为适应抗战需要,国民政府放松了对民众团体的控制,这些都为进行有效的社会整合创造了必要条件。在武汉发动的几次募捐运动中,国家整合与社会组织整合两种方式同时进行、互为补充,既发挥了国家政治核心的动员能力,又充分利用了社会组织广泛联系民众的纽带作用。通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条路径进行整合,从而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各种募捐运动均取得良好的效果。     

改革全能政府 构建市民社会——当代中国政府与社会关系发展变革的基本途径

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如何重新界定政府权限范围、规范政府行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成为中国理论界的热门话题.以"政府与社会关系"作为分析框架,通过现代化过程中政府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研究以及当代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迁,提出了中国政府与社会关系改革的目标模式是政府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相互分立.政府与市民社会相互分立的目标模式,一方面要求社会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另一方面,要求政府承认并尊重社会及其各种组织的相对独立性,实行有限度的政府干预和调节,最终形成政府与社会之间互相合作的良性互动机制.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视野下的经济法

经济法领域中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政府如何干预经济、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如果放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背景下来理解,更有助于把握其本质.通过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要保障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必须借助于国家的适当干预.国家在干预经济、干预市场时必须依法进行,在公权与私权之间达成适度的平衡,实现市民社会的和谐发展.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网络社会治理

现实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会映射到网络社会。当前网络社会中“社会”的力量逐步强大,与此同时,政府越来越难以控制网络舆情突发事件,与“社会”相比,“国家”处于弱势地位。产生这种失衡主要是由于现实社会中社会矛盾集聚,社会信任降低,政府缺乏网络执政力所导致的,因而网络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均衡治理既要改善现实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也应实现从网络管制到网络治理的转变。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和谐社会解读

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精髓.马克思在揭示国家阶级属性的同时,深刻地揭示了国家与社会矛盾对立的一般属性.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实质上是逐步消除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和矛盾、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过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充分发挥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     

公众舆论：沟通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桥梁——以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建构为视角

和谐社会是一种和而不同的社会,此矛盾体中必然存在着差别与冲突,在其相互制衡的过程中又相互促进,最终达到社会的相对和谐。和谐社会是以社会的整体结构性和谐为其前提和保障的。然而,我们很遗憾的看到,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市民社会始终处于发展的不充分雏型阶段[1]。市民社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创新

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探讨了目前我国公共物品供给的低效率现象及其原因,提出了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创新的路径选择。     

农业制度变迁与诺思界定产权的"国家理论"

1949-1978年间,我国农业政策的演变过程证明,诺思的国家理论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府行为也有很强的解释力。政府的经济人行为不受社会制度的约束,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也会为了自身的眼前利益不断改变经济交易的规则,从而使这些规则完全失去激励,使经济增长处于长期的停滞状态。我国政府还具有强大的设计制度结构的功能:从工业化发展目标出发,改变土地产权结构,并创造出相应的组织、政策及意识形态。政府的这一功能已经超出了诺思国家理论框架的涵盖范围。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虚拟社会治理

国家与社会关系均衡化发展,是虚拟社会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支撑.无论是代表“强政府、强社会”模式的数字利维坦,还是代表“弱政府、强社会”模式的网络乌托邦,均属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失衡状态在网络空间的具体表现.国家中心主义行为逻辑的网络实践造就了数字利维坦,过度推崇理想化网络公民社会的作用则有可能产生网络利维坦,然而盲目地追求一方力量独大,将导致国家与社会关系在虚拟社会中失衡.因此,应通过推进治理框架下的理念重塑,推动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再平衡,提升网络公民社会的公共理性,完善网络空间公共事务的参与秩序等途径,才能化解虚拟社会治理中的潜在风险,促使虚拟社会走向治理和善治.     

张力的度量--以"朝珠花的传说"为例对国家与民族社会关系的研究

神话传说是人类本质的符号表述,白族的"朝珠花传说"显示的国家与民族社会之间的张力关系表现为在空间维度上,当国家权力出现掠夺性下沉时,国家与民族社会处于对立关系之中,双方互残互伤;反之,则形成整合关系,国家与民族和谐互动发展.在时间维度上,当现代国家排斥民族文化传统,国家与民族社会亦形成对立关系,传统与现代断裂;反之,则形成整合关系,民族传统适应国家现代化发展.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中西方公民道德思想的演进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同,西方公民道德思想的内涵与取向也不尽相同,从最初受到古希腊城邦至上主义基因的滋养,后经罗马共和的权利、法制精神的奠基,以及中世纪西欧臣民道德的逆反,近代权利本位市民道德的大行其道,直至当代新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社群主义等的反思,种种迭加与交融,使其成为一种具有杂交优势的复合型或嫁接型公民道德传统。国家社会关系变革与公民道德思想嬗变之间的默契性贯穿了历史进程。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互动变革为主轴,便可勾勒出西方公民道德思想嬗变的轮廓,凸显不同历史阶段公民道德思想的特质,为当下中国公民道德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     

建国以来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演进

摘 要: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运用国家限度理论探寻在不同社会背景中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可以明显看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两个阶段两者关系的变化演进情况。     

“市民社会“批判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

对市民社会理论,尤其是对近代以来的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考察,发掘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丰富性及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涵义,对于构筑中国"小而强国家,大而强社会"的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目标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国由于具有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它所处现实时代和独特的国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多层次、全方位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是实现我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关键所在.     

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民国律师公会

民主与法治是"市民社会"不可或缺的要素,而以往运用国家与社会理论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律师是民间社会代言人,民国律师公会对民间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二者呈互动关系.近代"救亡"是律师公会与国家之间合作而非对抗关系的原因和内容,但又使律师公会承裁了不堪承受的历史使命,抑制了应有的维权与制衡国家权力过度扩张的使命.     

"非典"流行时期的国家与社会

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已经走上了良性的发展轨道,但总体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仍然是一种"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非典"流行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某种变异,"非典"流行事实上打断了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发展进程,正是由于社会缺乏自救能力,也无可以自救的组织资源,才使国家有了大规模介入社会的可能,国家不得不依靠强化政府权力的方式和传统的动员渠道来控制疫情的扩散,也在事实上强化了对中国社会的控制.在处理突发事件或者社会传染病时,能否不以伤害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关系为代价?"非典"之后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应建立在公平、平等、民主、自由与正义的基础之上.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马克思廉价政府思想探析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资产阶级"廉价政府"思想的批判和在巴黎公社宝贵经验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廉价政府"思想,实际上都交织着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思考,或者说国家(政府)的社会关系是马克思构建"廉价政府"理论的一块基石。从这一视角出发审视马克思"廉价政府"思想,会发现它和现实之间存在的明显落差,因此,它所提供的只能是提纲挈领式的预测而非具体方法的指导。     

市民社会伦理与国家伦理的辩证统一--兼与张博颖同志商榷

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具有经济基础的同等含义,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始终奉行个人主义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伦理与国家伦理的对立是人为的界划。市民社会伦理与国家伦理的关系,是应然的道德要求与实然的道德现实的关系,而不是两种不同的道德规范体系之间的矛盾。     

社会资本视角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塑

国家和社会之间一定的社会资本,包括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等,能够很好沟通、平衡和发展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促进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协作,为和谐社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因此,有必要培育社会资本,增强社团的自治性,以促进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协作,从而实现和谐社会“政府-市场-社会”的三维动态平衡。     

社会转型与权力支配:民族国家构建视野下的习惯法

习惯法是构建乡土秩序的基础，它大致分为“公”、“私”两类。以往的习惯法研究往往注重于“私”习惯法，而文章则着重考察建立在乡村权威基础上的公共习惯法。20世纪中国巨大的变迁可以看作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国家权力开始渗透并控制乡村，它摧毁了旧有的乡土秩序，建立普遍规则统治，而习惯法作为一种旧封建陋习被清除。当今民间权威的重建，习惯法呈一种复苏态势，有效地影响了法的运行。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化在乡村的广泛深入，习惯法的影响成为一个不能确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