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化时期劳动组织和经营管理责任制的变迁——以湖北省新洲县为个案

让农民“组织起来”是土改后中共农村政策的主旋律。农业合作化改变了农民的生产方式。为了协调各方的责、权、利关系．新的土地所有制需要建立与之配套的有效劳动组织和经营管理责任制。文章以湖北省新洲县为个案，探讨了合作化运动中劳动组织和经营管理责任制在合作化时期的演变历程，分析了其弊端，认为合作化时期的规模生产仅仅是小农经济的简单累加，并不能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论农业生产责任制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两年多来,我国农村广泛地推行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发展了生产,增加了收入,改善了农民生活。事实证明,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发展我国农业生产的正确道路。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产生,不是始自今日,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一九三三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中就规定,社员“帮助其它社员做工时,应照工计算工资,请其他社员来帮助时,也须照工资计算”。(《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册,第86页)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抗战期间,各解放区的农业劳动互助进一步发展,例如,在陕甘宁边区许多变工队又自己规定了大家必须遵守的劳动纪律,有的还“规定了按     

我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兴衰与启示

我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经历了曲折发展的历程,既有上世纪五十年代以集体化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的快速发展,也有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合作运动的停滞与衰退,更有当代农民合作组织的蓬勃发展。新中国农村兴起的两次合作化运动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行动逻辑,也预示着不同的发展前景。推动农村合作化运动健康发展要求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和自主权利,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创新互利合作模式,同时加强政府对合作化的规范与引导。     

新中国农业革命的第三次浪潮及其展望

我国农业自建国以来发生了三次革命。第一次发生在建国前后,其特征是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将其还给农民,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农民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农民即是土地的所有者又是经营者,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劳动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初步改善了农民的贫困生活。这次革命一直延续到合作化结束。但是,一九五八年,我们搞了全国范围的人民公社化,使土地的经营权离开了农民,他们无法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法也使他们缺乏劳动积极性。所以,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尽管我国有4/5的人口种地,却无法满足全国对农产品的需要,中国农民仍然在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次农业革命始于一九七九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其内容是在全国农村实行包干到户和包厂到户责任制,到一九八二年底,全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已占生产队总数的92.3％。由于土地的经营权重新还给农民,再次激发了农民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     

大力提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扎实推进牡丹江新农村建设

农业做为基础产业,必须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建立起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它是农民进行规模化、组织化、合作化经济活动的有效方式,对发展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作用十分突出。     

农民均平求富心态与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变迁

农民具有的均平求富心态在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变迁中发挥重要作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我党采取国家帮助发展、大力宣传合作化的好处等措施,满足农民均平求富愿望,引导农民参与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大量农村剩余转化为工业资本积累,无法实现农民增收,最终促生新时期家庭经营和集体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不同时期的生产经营体制只有体现、适应、满足农民均平求富心态,实现生产发展和农民增收,才会成为农民的自觉选择,才会长久。     

论农业合作化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农村中建立了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指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对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这种情况,使一些人对五十年代进行农业合作化产生了怀疑。有的说,既然家庭经营好处多,当年何必搞合作?有的说,过去搞合作化,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现在应该彻底否     

农民劳动效率机制与激励机制效用的比较研究

本文以生产队制与责任制下制度安排的分析为背景,对农民劳动效率机制与激励机制效用的比较进行了阐述。生产队制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两种制度安排,由于其在分配机制,监督机制以及监督成本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尤其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由于农民自主经营,既无需花费巨额的人力、物力去评定工分与监督劳动,且又可获得全部劳动努力的边际效益,因而从农民劳动的努力程度以及劳动效率等角度去分析,责任制都是要远远优于分工制这种制度安排的。     

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家庭生产功能的变迁——对中国农村的一个跨(亚)文化此较研究

由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发端,在80年代初席卷全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迁,中国农村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的实质,是集体向农民家庭转让土地的使用权,农民因此成了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取得了生产的自主权和产品的分配权,农民家庭又成为组织生产的单位.农村经济因而出现了两种发展势态:1、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     

邓子恢农业生产责任制思想历史性贡献探析

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前身,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有效制度保障。在我国农业合作化时期,作为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践行群众路线,创造性地提出了"分组分队、包耕包产","三包两指标、四固定","四包制度"以及"包工到户、责任到人"等形式多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思想。邓子恢农业生产责任制思想的当代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它是改革农村生产体制的初步探索;它是尊重农民首创精神的实践典范;它是发展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时代先声。     

民国时期沪上慈善组织的现代性特征初探——以中国救济妇孺会为例

中国救济妇孺会是由浙江旅沪同乡团体专门为了救济被拐妇孺而发起的民间慈善组织.中国救济妇孺会组织严密,其内部机构设置采取董事委员会下的分工合作制；理念先进,收容救济与教育改造并重;体制健全,在管理上实行民主的管理方式和严格的制度管理模式.除了其内部组织的严密性和理念管理的先进性之外,中国救济妇孺会筹措经费的方式也颇具时代特色.中国救济妇孺会自筹善款的方式五花八门,其中既有充分挖掘内部资源对外演出的营业性收入,也有利用会展组织临时募捐的行为,更不乏与其他慈善组织联合起来组团募捐的筹集方式.所有这些虽然透露出民国上海慈善事业运转的艰辛与无奈,但从整个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语境分析又恰恰可以反映出以中国救济妇孺会为代表的民国上海慈善组织已然具备了明显的现代性特征.     

论重视对利益性非正式组织的管理和监控

目前对非正式组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际层次的关注,而对具有利益冲突性质的非正式组织缺乏足够的重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利益性非正式组织不仅在组织内部广泛存在,而且扩展到了社会层面。近年来,由劳资矛盾、集体争议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增速明显,正是利益性非正式组织在社会层面的反映。利益性非正式组织的有社会层面和组织层面二个方面的形成原因。加强对利益性非正式组织的管理和监控,应该创造组织共同的价值观;构建科学合理的组织制度;注重对利益性非正式组织领导人的引导;加强政府宏观管理的协调。     

组织制度与人力资源管理

对人力资源管理的目的就是充分调动组织内部成员的工作积极性,并保护和合理利用这种积极性。组织内部成员的工作积极性能否得到合理配置,关键在于组织制度。组织制度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关键性影响有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合理的、科学的组织制度不仅能激发组织内部员工的工作动机和工作愿望,而且能使之得到合理使用和配置。     

从劳资关系不对称谈农民工维权艰辛的原因

在中国,外来工的劳动权利保护问题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随着城市化进程中逐渐凸显出来的。根据社会学家布劳的社会交换理论,私营企业雇主和农民工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种社会交换关系,在这种社会交换关系中雇主和农民工之间存在着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造成这种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的原因有生产资料、社会资本占有的悬殊,信息占有的不对称,组织化程度的不对称,监控机制的不对称等,正是这种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使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得不到切实有效的保障。     

论近代矿业生产中的包工制度

包工制度是近代中国矿业最为盛行的劳动组织方式。从单个经济体上看，这种制度有利于节省开支、分散风险、维持利润，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是，企业的经济理性不等于社会理性，一时的合理不等于长远的合理。从社会的要求与期许来看，包工制度激化了劳资矛盾，无法实现劳资协调的目标，没有得到公众舆论的认可。从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这种制度的代价是降低了劳动者的生产效率，损害了中国矿业的发展前途。对包工制度历史作用的评价，要选取正确的历史坐标，坚持动态、发展的观点。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健康风险及其应对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是农村城镇化的必由之路。这种转移催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农民工。由于农民工面临的生产、生活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从而面临大量的健康风险,并对农民工身心健康产生严重威胁。农民工的健康风险具有多源多因性、职业病是其最严重的风险因素等特点。要消除社会政策排斥,消灭农民工健康风险的社会成因,并从制度、组织、机制等层面进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化解农民工所面临的健康风险,为城镇化顺利推进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和重要的人力支持。     

高校辅导员职业化——基于组织和个体视角的分析

分别从职业化的组织视角和个体角度分析了辅导员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认为辅导员的职业化一方面要从制定职业发展政策、明确职业分工、健全管理体系、完善培训体系等方面加强辅导员职业化的组织建设,另一方面还要从制订职业生涯规划、提高职业素养和技能、规范职业行为等方面加强辅导员个体的职业化建设。     

科学管理运动兴起原因新探——从劳资互动关系看科学管理运动的兴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管理作为一种新的管理理念,从出台到走向实践,一方面源于这种管理制度承诺可以提高效率,增强市场竞争能力,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它许诺可以剥夺工人对生产过程的实际控制权,并且铲除工会。科学管理制度能够得到资方的认同和接受,离开这些因素的规约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关于知识和管理要素的会计思考

知识和管理要素是继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之后的第四要素、第五要素,成为现代社会生产要素最重要的内容.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这表明知识和管理要素是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有效形式.而会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核心,属于知识管理要素的重要内容,已成为生产要素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示出巨大的生产力效用,并将以此构建知识管理会计的基本框架.     

农地规模与农业生产效率的关系分析——基于湖南省400农户的调查

基于湖南省20个县（区）400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DEA分析方法,测算不同农地经营规模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结果表明：农地规模和农地生产效率并不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据此,提出土地制度改革中不应过分强调土地流转的制度供给因素,而应大力刺激土地流转市场上的农业主体的“有效需求”,重视土地流转后的农业组织制度和经营模式,以及由此引致的对新型专业农民的培养和农业科学技术的创新等需求,提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与产业化的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