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瓶梅词话》的政治性

《金瓶梅词话》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只是一部有名的“淫书”,如今要论它的政治性,岂非是故作惊人之笔? 否!事实上早在它流行之初,人们就指出了它的政治性。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明确说它是一部“指斥时事”之书。最早透露有《金瓶梅》一书消息的袁中郎《与董思自书》说得比较含蓄,称它“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众所周知,《七发》一文是针对“太子”一类统治者“久耽安乐,日夜无极”,乃至“久执不废,大命乃倾”而发出的讽谏。《金瓶梅》胜于《七发》,那究竟是何等样的小说?与以上说法类似的,词话本欣欣子序结尾处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廿公     

袁小修何时见到半部《金瓶梅》

《金瓶梅》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它的早期流传,与我国当时著名文学流派公安派的首领袁中郎、袁小修兄弟,具有密切的关系。袁中郎的《锦帆集.思白》,袁小修的《游居柿录》最早透露了《金瓶梅》抄本传世的信息。但是,这两个信息出现在什么时间,目前国内外学者的考证结论几乎都是错误的。袁中郎致董思白书云:“《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美国学者韩南先生、我国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认为,是信写于万历二十四年十月。笔者通过考证认为,是信写于万历二十三年秋。这就是说,《金瓶梅》抄本传世的第一个信息出现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而非万历二十四年。     

论枚乘《七发》的命意、师承及对后世的影响

“t”体成林,机乘《七发》肇其端绪；而其命意卓尔，则迥异乎清作。这是我们将枚乘《七发》与“七”体诸作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模拟之风引人注目。一篇作品同世并产生影响后，拙作常会出现。青时这种模拟创作还会延续较长时期。辞赋创作也有这种情况。班回撰成《两都赋》，张衡即写自《二京赋》，西晋王思便创作《三都赋》；东方朔写了《答客难》，扬雄便撰就《解嘲》、班固继写有《答宾戏》等等。而仿作数量之众多，延续年代之久远，当推“仁”体之作为最。而没机乘首创《七发》，以手法新颖，壮貌国阻著称。西汉一代…     

散赋作家枚乘——《汉赋研究》之一

<正> 一汉赋由骚赋发展到大赋,中间经过了散赋这个过渡阶段,代表作家是枚乘。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枚乘有赋九篇。但现在保存在《西京杂记》、《文选》、《古文苑》和《艺文类聚》里,却只有《七发》、《梁玉菟园赋》、《忘忧馆柳赋》三篇,而且后两篇的真伪问题尚未解决。枚乘的代表作是《七发》。这篇散赋的主题思想是什么呢?自古以来就有争论。刘     

《七发》——音乐赋的滥觞

《七发》是汉初著名赋家枚乘的代表之作 ,历代论者多称其为标志着汉代散体大赋文学样式正式确立的开山之作 ,其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令人瞩目的地位也大体源于此 ,但是欲对这篇赋作更深入的研究却决不能仅仅局限于此。《七发》假设楚太子玉体不安 ,吴客特往探问 ,以音乐、饮食、车马、游乐、田猎、观涛、要言妙道七事来启发太子 ,最后要言妙道收到神奇效果 ,使楚太子“忍然汗出 ,霍然病已”。“七发”之“首发”言音乐之事 :　　客曰 :“龙门之桐 ,高百尺而无枝。中郁结之轮菌 ,根扶疏以分离。上有千仞之峰 ,下临百丈之溪。湍流溯波 ,又澹淡之…     

试论枚乘的《七发》

<正> 枚乘的赋,传下来的有三篇:《七发》(《文选》卷三十四)、《梁王菟园赋》(《古文苑》卷三,又见《艺文类聚》卷六十五)、《忘忧馆柳赋》((古文苑》卷三,又见《西京杂记》卷四,称《柳赋》)。后两篇学者多疑为伪作,可信者只有《七发》。在赋的发展史上,如果说确实存在着一个由《楚辞》骚体向骋词体物的典型汉赋的过渡阶段,那么,《七发》就是这一过渡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大概正是因为这种承上启     

论《金瓶梅》中的谚语运用

论《金瓶梅》中的谚语运用孟昭泉谚语，就是流传于民间的一种现成俗语。或者说，谚语就是俗语里一种义含一定道理的“套话”。《书经·无逸》中说：“俚语曰谚。”《礼记·大学》中也说：“谚，俗语也。”可见，就一般而论，“谚”，就是一种现成的含理俗话。《说文解字》...     

试析《金瓶梅》中的世界图景

对于古典长篇小说《金瓶梅》，现代的学者大多注意到其揭露社会黑暗的批判现实意义，同时也有不少人认为这部作品过多地暴露、渲染了社会的黑暗面而缺乏理想、光明的亮色，因而是一部“自然主义”作品。不管是褒是贬，今人对这部书中的世界图景是阴暗甚至黑暗、绝望的认识是颇为一致的、然而，这毕竟是现代人的看法，古人并不一定都这样看。如明人袁中道在《游居柿录冲曾记董其昌的话说此书“极佳”，沈德符《野获编》中则引袁宏道的话说此书“甚奇快”，而袁宏道给董其昌的信中更赞此书“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显然这样的评语…     

朱星《金瓶梅考证》辨误一则

朱星《金瓶梅考证》中说:“有人说:不读《金瓶梅》就不知道《红楼梦》是怎样写出来的。因此,《红楼梦》是受《金瓶梅》的影响毫无可疑。最早持此论的是苏曼殊居士,他说:论者谓《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乃《金瓶梅》之倒影云,当是的论。”(见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96页)这段话有两个错误的地方,现略加辨正于下:第一,“论者谓《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乃《金瓶梅》之倒影云,当是的论。”这句话并非苏曼殊所说。在《小说丛话》(见1903年《新小说》八月号)中,这句话是署名为“曼殊”的。但是,在当时,称曼     

文马与鸡斯之乘

马王堆汉墓出土《帛画》天门上有二神马,披马衣,绘花纹,盖即所谓“文马”,模拟西戎名马之有纹者。文马较占老之名称应是“鸡斯之乘”。除《山海经》郭注引《六韬》外,《淮南子·道应训》亦谓:“鸡斯,神马也。”鸡斯语讹为《逸周书》《山海经》《说文》洁黄、吉皇、吉良(或云,吉黄、吉良为吉斯之黄马、良马,待考),吉黄又音变为《穆传》之渠黄、《文选》李注引《瑞应图》之吉光,而《逸周书·王会》古黄之古则吉之误字也;鸡目、鸡尾之颈,容或有之,然云“鸡”则亦从“鸡斯”附会也。而“文马”者,初谓其毛色有花纹,后乃以彩绘于马衣以象之。鸡斯文马之来源于西戎,诸书无异词。鸡斯     

《金瓶梅》《笑笑录》之异问

一首小诗 ,把明代小说《金瓶梅》与清代笑话集《笑笑录》牵连在一起。《笑笑录》卷五载有《王姓诗》,诗曰 :　　三槐旧族实堪夸 ,听我从头说几家 :　　小二沿街敲鼓板 ,老八到处送琵琶。　　已无道士能降怪 ,剩有虔婆惯卖茶。　　地下若逢韩捣鬼 ,岂宜重问后庭花。　　严格地说 ,不如说诗是口口相传的顺口溜。诗前按语 ,谓是“旧诗”。惜未指明“旧”是何时 ,诗作者为谁。　　诗确是借《金瓶梅》之事 ,嘲王姓之人。嘲王姓谁某则无法指实。诗从嘲王角度 ,审视《金瓶梅》,启人新思路 :　　惯卖茶 ,一个“惯”字道出 :《水浒》《金瓶梅》中 ,王…     

《全唐诗外编》所收沈亚之逸诗逸句的真伪问题

孙望《全唐诗补逸》卷八载沈亚之逸诗一首,冠以“传奇小说诗句”之题。原诗是: 命笑无人笑,(笔者案:《太平广记》二“笑”字作“啸”。)含娇何处娇。徘徊花上月,空(《广记》作“虚”。)度可怜宵。注明出于《艺林伐山》十七,又《诗人玉屑》卷十二引后二句。另载《观北藩谒庙》诗句“瑞气千重色,箫韶九奏声。”注云《古今图书集成·乐律典》选句,又《诗话总龟》三十“道僧门”引《古今诗话》。     

《金瓶梅》原是评话说——兼谈《金瓶梅》的作者问题

《金瓶梅》成书以来,长时期存在一个问题,即众多学者都以为《金瓶梅》出自大名士、大作家之手。近几年来朱星同志的“王世贞”说,吴晓铃、徐朔方同志的“李开先”说,张远芬同志的“贾三近”说,黄霖同志的“屠隆”说,也没有脱离这一窠臼。这里,他们都忽视了文学创作的一个根本问题: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你不了解、不熟悉某一方面的生活,你也就写不出、写不好反映这方面生活的作品。而王世贞、李开先、贾三近、屠隆这些名士、作家,或是大官僚,或是大地主,谁也没有经历过《金瓶梅》主要描写的那么丰富、那么多样的市井生活,仅凭一些道听途说,他们绝不可能写出《金瓶梅》那样的“奇     

《金瓶梅》中的“达达”考

<正> 《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的古典名著,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小说写作的地理背景就在于鲁西——古东昌府一带,书中也大量地使用了山东方言,这就为研究考证它的人提供了最重要的内证,它直接关系着成书与作者籍贯的考证判断。在所有方言中,亲属称谓方言更显的至关重要,《金瓶梅》中的“达达”一词就引起许多研究者的争论。著名学者朱星先生认为《金瓶梅》中有些方言词并非纯山东话,如“达达”吴中方言也有,常州人说“爹爹”(tia tia),宜兴人说(ta ta)即“达达”,可知常州人宜兴人所说的都是“爹爹”的转音。故而,对《金瓶梅》中山东方言的这种认识就成了他的论点——《金瓶梅》作者苏州人王世贞说的一个论据。     

我国古代赎刑制度述略

“赎刑”一词古已有之,始见于《尚书·舜典》:“金作赎刑”。赎刑何谓?《说文》:“赎,贸也。”又:“质也,以财拔罪也。”《朱子大全·卷六十七·舜典象刑说》:“赎刑,使之入金而免其罪。”可见赎刑非刑种之谓,它不同于作为财产刑的罚金,而是我国古代规定犯人交纳一定数量财     

《金瓶梅》是一部自然主义的小说吗?

一九五八年,在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运动中,复旦大学中文系四年级明清文学小组,曾对《中国文学发展史》有关《金瓶梅》的评价展开批判(注)。这本自成一家的文学史著作起初认为:“《金瓶梅》有它的艺术价值,但是一本带有自然主义倾向的作品。”(见同年三月一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卷)中文系同学提出了:“《金瓶梅》是一部带有浓厚的自然主义色彩的反现实主义作品。”著者接受帮助,说这次运动使自己“明确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所存在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主要错误方向”,所以他在一九六三年七月新一版的修订本中便得出了“从总的精神来说,它是一部自然主义的小说”的结论。事过境迁。经过二十多年来的实践,人们已经逐步从严峻的历史反复中冷静下来,开始对事物作出较为切实的评价。自然,《金瓶梅》的整理出版与分析研究也有可能在正常的学术讨论中进行。现在,公开说它是一部反现实主义作品的说法还未见到,但持有它是不是一部自然主义小说的疑惑却还存在。对于这个以什么样的方法     

《金瓶梅》研究的新水平与新成果——评李时人《<金瓶梅>新论》

近年来国内出现了一股不小的“《金瓶梅》热”,随之而来的是雨后春笋般出现的《金瓶梅》研究的论文与论著,可谓成绩斐然。上海师范大学李时人的新著《〈金瓶梅〉新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8月版)是其近年来《金瓶梅》研究的结晶,也代表了目前《金瓶梅》研究的新水平与新成果,尤令人瞩目。《〈金瓶梅〉新论》突出的特点是“新”,这“新”不是标新立异,而是观念与方法的更新。《金瓶梅》是一部伟大而又复杂的小说,单纯用文学批评的标尺去衡量就难以把握其真正的价值,正如李时人同志在书中所说,“那种对《金瓶梅》采     

“王禅老祖”略考

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九回写西门庆纵欲过度而病危,其妻吴月娘派人请来吴神仙诊病,吴神仙说西门庆已经病入膏肓,难以治疗,“天罡地煞皆无救,就是王禅也徒劳”。王禅何许人也?各类工具书、人名辞典均未将“王禅”立目,各类正史稗史也未见记载“王禅”的事迹。王利器先生的《金瓶梅词典》、毛德彪和朱俊亭二先生的《金瓶梅评注》均避而不释。台湾的“金学”专家魏子云先生的《金瓶梅词话注释》仅有一个语焉不详、模棱两可的解释:“王禅乃仙人与?未能详知。仅儿时听及‘王禅老祖’乃神医之说,不能详记矣!”经考索发现,王禅并不是神…     

奇书导读 金学揽胜——《金瓶梅鉴赏辞典》及其它

《金瓶梅鉴赏辞典》汇总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对《金瓶梅》的最新研究成果,重视挖掘《金瓶梅》的学术价值,帮助读者去认识和阅读这部奇书,向读者展现了《金瓶梅》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和人物群像,尤其对潘金莲、西门庆的性格剖析,辞典更是突破了习见的“淫妇”、“淫棍”说,将其置于晚明特定历史背景中加以研究;并指出陈经济的意义在于表明,腐朽透顶的官僚阶级不但自身必然走向灭亡,他们的接班人也不配有好命运。     

汉、魏两武帝与文学发展关系的比较

一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封建帝王与文学家的关系大多是君臣关系,汉武帝和魏武帝时期尤其是这样。本来,知识分子在先秦属于“士”的阶层。“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春秋战国社会大变动,造成了“士”的解放,他们从旧贵族的最下层走向社会上层,纵横捭阖,游说献策,以至如苏秦、李斯那样位至卿相。在当时剧烈的社会大变动中,他们自由地发表对社会、历史、人生和文艺的看法,著书立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几乎“诸子百家”中的每一家都是文学家。一直到了汉初,纵横家和道家等学说在士人中还颇有市场。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枚乘的《七发》等,就是明证。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封建统治者为了加强皇权,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