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责任法·医疗损害》之管见

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侵权责任法>中的医疗损害责任一章与既往的法律法规大有不同,该法实施后举证责任、因果关系与过失责任等一系列医疗损害中最常见的问题都需要重新认识.笔者就上述问题进行分析认为,只要医疗事故需要鉴定,举证责任倒置就存在.如果<侵权责任法>要求的是严格责任,则某些过错的确认,就不再需要确立因果关系.     

《侵权责任法·医疗损害》之管见

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侵权责任法》中的医疗损害责任一章与既往的法律法规大有不同,该法实施后举证责任、因果关系与过失责任等一系列医疗损害中最常见的问题都需要重新认识。笔者就上述问题进行分析认为,只要医疗事故需要鉴定,举证责任倒置就存在。如果《侵权责任法》要求的是严格责任,则某些过错的确认,就不再需要确立因果关系。     

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明责任研究

通过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界定，区分提供信息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和提供技术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前者承担直接侵权责任，后者承担间接侵权责任和替代责任；进一步分析网络服务提供者直接侵权责任、间接侵权责任、替代责任的责任认定和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以此来作为证明责任分配的基础。由此认为:第一，直接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包括行为、过错、损害和因果关系四要件，网络服务提供者仅就“合法来源”承担证明责任。第二，间接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包括行为、过错、损害和因果关系四要件，网络服务提供者就“过错”要件承担证明责任。第三，替代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包括行为、损害和因果关系，网络服务提供者不承担证明责任。第四，网络服务提供者就合理使用规则的两个判断要件承担证明责任。     

浅议间接侵权

间接侵权与直接侵权相对应。根据间接侵权方式的不同 ,间接侵权表现为连续侵权型与帮助侵权型二类不同行为形态。侵权方式的间接性与侵权法律关系的双重性是其典型特征。在责任构成上 ,因果关系的间接性尤为突出 ,其责任承担也不应笼统地以连带责任而论 ,应视具体实际而区分。     

医疗事故损害赔偿问题探讨

认定医疗事故,应当具备主体、主观过错、过失行为和危害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等条件。医疗事故的民事责任,在性质上是一种有选择性的侵权责任,即选择侵权责任。在解决医疗损害赔偿问题时,应注意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平衡医患双方的利益,公平地处理纠纷。     

医疗事故处理中的精神赔偿问题探讨

:医疗事故处理中精神赔偿责任的构成包括 4个方面 :医疗事故的成立、精神损害事实的存在、二者的因果关系、医务人员的过错 ;并对建立医疗事故处理的精神赔偿机制提出了思考 :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和功能、适用对象、赔偿金的确立原则     

论医疗损害责任鉴定制度的改革

文章意图通过对我国现行医疗损害责任鉴定制度的分析和思考,展开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和司法鉴定两种方式的优劣对比研究,论证保留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之必要性和对其进行改革的思路,为我国医疗损害责任鉴定制度的完善提出合理的建议。     

医疗事故诉讼若干问题探讨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与民事法律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存在一些不协调的地方。在医疗事故侵权诉讼中，认定医疗过失应采用抽象轻过失与具体轻过失的标准；举证责任分配上。实行因果关系、医疗过错推定规则；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应由医疗机构申请，人民法院对该鉴定具有审查权；《条例》规定的赔偿标准过低，人民法院不应拘泥于该标准。     

论董事对第三人责任——以《公司法（修订草案）》第190条为中心

董事作为公司法人机关，执行职务过程中造成第三人的损失，应当先由公司承担责任后，再向有过错的董事追偿。实践中，第三人往往面临公司欠缺偿付能力，而又不向董事索赔的窘境。立法机关为维护第三人合法权益，在《公司法（修订草案）》中引入董事对于第三人责任制度，第三人直接向董事主张损害赔偿变得于法有据。第190条在性质上应当被界定为特别法定责任，而非特别侵权责任。责任成立需要满足董事针对职务懈怠行为存在主观过错，第三人遭受直接或间接的损失，侵害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等条件。责任形式上董事对第三人的直接损失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对间接损失仅负有补充责任。     

论抽象主观证明责任在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功能与应用——以因果关系事实的鉴定义务分配为中心

在我国环境侵权诉讼中,法官对于因果关系鉴定义务的分配存在严重分歧。由于鉴定义务分配属于抽象之主观证明责任的功能范畴,故而解决分歧的关键在于,要明确现行法上因果关系要件之抽象的主观证明责任是如何分配的。尽管《环境侵权若干问题解释》第6条规定,被侵权人应就污染物质与损害之间的关联性举证证明,但《侵权责任法》第66条已将因果关系要件的客观证明责任分配给了侵权人,考虑到抽象之主观证明责任的分配与客观证明责任始终保持一致,且为维护法律规范之间的兼容性,这里的"关联性"只能被解读为污染与损害在空间与时间上的牵连性,而并不涉及因果关系的内容。     

普适医疗伦理问题前瞻

普适医疗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基于技术引发的医疗革命。普适医疗开创了新的就医模式,拓展了人类的健康观念,促进了医患生态的和谐化,提升了医疗系统的效率,同时为有效应对现行医疗体系的重重困境指明了方向。普适医疗带来颠覆性医疗变革的同时,也将引起传统医疗伦理的冲突与流变：医疗隐私范围无限扩展、“医疗信息数字化”带来隐私泄露或被恶意利用、个体医疗隐私控制权进一步弱化、在线医疗纠纷和基于智能医疗系统的医疗事故责任难以界定、电子医疗ID引致偏见与歧视、医疗数字鸿沟和医患关系物化加剧等。有效应对和规避伦理风险,需要完善普适医疗技术设计,需要制度和伦理的协同制约,更需要培育一个德性的社会环境。     

缔约过失责任若干法律问题探析

缔约过失责任赖以存在的基础是诚实信用原则,其构成要件是:行为人违反了先合同义务,给对方造成了依赖利益的损失,其行为与对方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以及行为存在过错。在缔约过失责任承担问题上应借鉴国外的司法实战经验,确立依赖利益不得超过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原则以及缔约过失责任过失相抵的原则。     

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

通过对本地区各级人民法院民庭法官调查问卷汇总分析，了解人民法院对现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制度的评价．指出现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认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和法医司法鉴定的关系，充分发挥医疗事故鉴定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更好地服务于审判工作。     

公立医疗机构民营化的路径选择与风险判断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政府采用了渐进性的策略推动了公立医疗机构的转制与改革,民营医疗机构的数量得以大幅度攀升。尽管公立医疗机构民营化改革在增加医疗卫生资源供给、提高医疗机构运作效率与缓解政府财政负担方面显现了独到的优势,但是民营化的不良后果亦日渐暴露出来,尤其是民营化改革所内蕴的风险更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在界定公立医疗机构民营化的内涵与可行性的基础上阐述了公立医疗机构民营化的实现路径,进而从医疗机构与患者的供需关系出发建构医疗服务提供体系,厘清医疗机构、患者与医疗保险机构等参与主体自身的内在风险因素,以及各参与主体间制约关系失衡时所引发的风险,包括新垄断风险、监管风险、软约束风险与社会公平风险等,力求全面地诠释公立医疗机构民营化的风险及其发生的机理。     

我国资产评估质量评价标准的差异分析

资产评估信息的供给者、需求者及监管者是资产评估活动的相关利益主体。通过分析他们对资产评估结果的不同预期和质量评价标准的差异,提出了从四个方面协调各方利益、建立统一的资产评估质量评价标准的具体措施,即以社会公众利益为本,制定统一的行业标准;明确资产评估相关各方的责任;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社会公众认识;加强对资产评估的监管。     

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成就与中央命令链断裂之险

我国在推进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过程中，由于目标管理的痼疾、“进步学习”、“退步学习”和对绩效评估公式的博弈等原因，使得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结果与国家命令链统一之间关系比较特殊。甚至出现绩效越高，中央命令链越有可能断裂的危险。我们建议把“行政和谐进步”融入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不定期给绩效评估指标“升级”和在权重之下，每级指标设置合格线，以根除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的国家命令链断裂危险。     

浅议民事责任竞合

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是由于某种违反民事义务的行为既符合违约责任构成要件又符合侵权责任构成要件 ,从而在法律上导致多种民事责任并存和冲突所产生的现象。因此 ,采取责任聚合与自由选择诉因的措施来解决责任竟合 ,以期充分保护受害方权利 ,消灭责任重叠可能导致的不公平 ,合并不重叠部分的责任。     

归因与归责:刑事医疗诉讼中鉴定机构与法院的角色定位

在刑事医疗诉讼中, 鉴定机构和法院的关系应当是刑法上“归因”与“归责”的关系。归因是因果关系的判断, 是事实判断;归责是刑事责任的判断, 是价值判断。中国刑法中所使用的“归责”不同于大陆法系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中使用的“归责”, 区分归因与归责对于准确界定鉴定机构和法院之间的功能与角色以及医疗诉讼的处理具有重要意义。     

鉴定机制在医事仲裁模式中的重要作用

仲裁是解决民商事争议的一种法律制度,目前越来越多的医学法学专家主张通过医事仲裁来解决医患双方的争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医事仲裁实现了对医疗纠纷鉴定和裁决的有机结合。医学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科学,对于普通人包括患者群体来讲可谓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这种医患双方在知识结构上的不平等性造成了医患关系的特殊性,也造成了医疗纠纷得不到专业性、经济性、快捷性的处理。而通过医事仲裁,并在仲裁模式中引入鉴定机制,将能准确定性纠纷涉及的医学问题,有助于作出公正裁决,实现分清责任、化解争端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