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的苏菲主义：对“多丽丝·莱辛与伊德里斯·沙赫的苏菲主义哲学”——与苏枕商榷

多丽丝·莱辛作品中的苏菲主义思想是莱辛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但在不同的语境中苏菲主义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本文涉及到苏菲主义的内涵，哲学与宗教的区别；讨论了伊德里斯·沙赫与苏菲主义的关系，西方新苏菲主义与伊斯兰教的苏菲主义的区别；最后，驳斥了苏枕的“苏菲主义推崇众人皆信教，它完全排斥理性、否定国家形式”的说法。莱辛接受的苏菲主义是西方语境下的苏菲主义，它既是一种知识又是一种看问题的方法。     

社会进化型史观刍议

为进一步对历史哲学进行归类整理,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对思辨的历史哲学中的一类具有独特特征的历史观进行界定。分析认为：社会进化型史观是一种有着自己明确内涵和外延的历史哲学类型;它有自己的历史沿革,是一种独特的理论范式;它与社会进化主义等关系密切,但也绝不能混为一谈;它担负着升华出一种新型历史哲学的重任。     

当代政治哲学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探析

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辩证地看待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这一关系问题，正是当代政治哲学语境下最为核心的议题之一。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与英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都在这一议题下进行了长久的相互论辩。综合来看，马克思意义上的“共同体”是以人的生产实践关系为基础的个人的集合体，它既囊括了广义和狭义两种表达方式，又包含了认知性与规范性两种理解维度，揭示了个人与共同体的对立统一性，解决了当代个人与共同体关系问题的理论分歧，是对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的“真正解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公平正义乃至更高超越性价值的伦理追求与道德愿景。     

需要一个改造的教育哲学

本文介绍的改造主义教育哲学实质上是实用主义的一个分支。这一学派主张以学校为先锋进行所谓文化改造和社会改造,从而建立一个体现美国精神科学和物质科学新发展的“理想社会”。它比实用主义更强调学习的“目的性”,并提出具有“更长远打算的”教育理论。实际上妄想通过“改造”来维护和发展目前美国资产阶级教育制度,使之更适应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要求。本文作者布拉米尔得是这一学派的奠基人。他认为当前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三种教育哲学——进步主义、本质主义和永恒主义,虽各有其缺点,但为了“在这个动荡变革的时代对教育进行彻底的改变”,必须“重视这三种学说的渊博理论及其丰富的教育实践”。他从这些腐朽反动的学说中吸收了一些东西,提出所谓“改造的”教育哲学。一望便知,这种“改造主义”不过是东拼西凑的货色,它同实用主义一样,只能表明资产阶级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破产。     

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再认识

本文认为，我们当前在哲学理论研究上之所以缺乏重大的突破和创新，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对“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误解而引起的。本文引入类型理论，把哲学与哲学的具体类型区分开来。哲学是唯一的，与它对应的问题是哲学的元问题，即“什么是哲学”？哲学有许许多多的具体类型，所谓“哲学基本问题”不是对应于哲学而言的，而是对应于具体的哲学类型而言的，有一种哲学类型，就有一个基本问题，所以，它不是唯一的。实际上不应提“哲学基本问题”，而应提“某某类型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黑格尔等为代表的知识论哲学类型的基本问题。现代西方哲学从根本上超越了知识论哲学传统，所以它与近代西方哲学（知识论哲学的典型形式）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马克思哲学是从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它不是知识论哲学，而是实践唯物主义，所以它的基本问题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这一基本问题也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重新认识“哲学基本问题”，将使我们在哲学和哲学史研究中获得许多新的成果。     

多重的苏菲主义:对"多丽丝·莱辛与伊德里斯·沙赫的苏菲主义哲学"——与苏枕商榷

多丽丝·莱辛作品中的苏菲主义思想是莱辛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但在不同的语境中苏菲主义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本文涉及到苏菲主义的内涵,哲学与宗教的区别;讨论了伊德里斯·沙赫与苏菲主义的关系,西方新苏菲主义与伊斯兰教的苏菲主义的区别;最后,驳斥了苏枕的"苏菲主义推崇众人皆信教,它完全排斥理性、否定国家形式"的说法.莱辛接受的苏菲主义是西方语境下的苏菲主义,它既是一种知识又是一种看问题的方法.     

新管理主义的评估问题剖析与“第四代评估”理论的借鉴--基于场域视角

高等教育作为一个场域有其自身的关系构型和惯习，本文依据布迪厄场域理论对我国新管理主义的教育评估问题进行了剖析，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新管理主义的评估对高等教育场域的负面影响。“第四代评估”作为西方最新的评估理论，它与高等教育场域的可持续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其全新的哲学范式与建构主义的方法论为我国教育评估问题的破解提供了路径。     

从哲学－语言学看巴赫金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巴赫金划分“个人主义的主观主义”和“抽象的客观主义”两种哲学－语言学研究倾向的哲学基础，以存在论来理解现实的历史的人。巴赫金在个人之我与他人彼此独立又相互共存的历史语境中考察人的存在状态，由此揭示出“对话的语言使人成为人”，这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现实的人、社会和语言相互关系的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尽管马克思主义对马赫金的影响不是基础性的，但巴赫金对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关系的研究，无论有意无意、主动或被动，在今天看来，都是提出了一相非常有前瞻性的超语言学论题，它对语言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约定论或结构实在论

一直以来,彭加勒被视为约定主义者,然而,这一观念有理由受到质疑。因为,通过进一步研究可以看到,除“约定主义”之外,彭加勒科学哲学中还包含有“关系实在论”、“多元主义”、“整体论”及“马赫主义”等丰富的思想。因此用“结构实在论”来概括彭加勒的科学哲学比用“约定主义”或“经验约定论”更合适。     

证伪主义的作用及其命运

本文由证伪主义的研究展开,讨论了逻辑实证主义的特点和问题,论述了证伪主义对它的扬弃,从而展现了自身以“证伪”为核心关于科学知识的增长的“四段式”动态过程,因而在科学哲学发展史成为重要流派,然而由于其理论固有的逻辑矛盾（约定主义）,证伪主义自60－70年代后被历史主义所取代,正是在这种扬弃和取代过程中,证伪主义本身“科学”的命运凸现出来。但是,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在现代西方的科学哲学史中占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它是西方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过渡的重要环节。因此探讨证伪主义的一些思想与观点对于我们研究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以及科学方法论史都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论哲学教育的“哲学方式”——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生活化的范式

长期以来哲学教育存在着“政治化”、“知识化”和“低俗化”几种“非哲学”的施教方式,说明了当下哲学教育要处理好政治性和教育性、哲学教育规范化与哲学学科特性、理论性和现实性的关系,恢复哲学教育的“哲学本性”。解决这一问题要建立哲学教育生活化的范式。其思路是确立哲学教育生活化的理念,建构哲学教育文本与现实生活互动的教育话语,探索面向教育现场的情境化哲学课程模式。     

哲学家的私人生活与其哲学的解读

在哲学史研究中，对哲学家之哲学的解读与其私人生活的考察之间是否存在本质性的关联，是一个颇为耐人寻味却又不易回答的问题。而且，正像对“哲学”这一概念的本质主义理解是不可能的一样，这个问题也不存在一个本质主义的解答。不过，借助两种哲学类型的区分以及哲学史研究过程的三阶段划分，我们能够相对具体而又深入地来分析和讨论这一问题。     

论罗蒂对基础主义的拒绝

拒绝基础主义是罗蒂哲学的一个主要特征。罗蒂把实用主义和作为西方传统主流哲学的基础主义看作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坚持并希望扩展实用主义的思想和观点。他认为,当代西方哲学发展和演变的趋势,是向实用主义的思想和观点靠近。这在学理上证明了基础主义是站不住的。实用主义在哲学取向上以政治问题替代认识论问题,实现了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它拒绝寻求基础,包含着对于社会民主政治与哲学思考之间关系的认识。罗蒂对基础主义的拒绝,也是与他的政治信念相关的。     

论经济哲学的认识论基础

对经济哲学的认识论考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展开:对经济本体的认识论考察,其基础问题主要表现为经济主体的主体意识与经济行为或活动的关系问题;对经济学的认识论的考察,它把经济本体的认识论问题折射为对研究方法论的反思,它不仅反映在对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分野的反思上,反映在对演绎方法与归纳方法的对立的反思上,也反映在个体主义方法论和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反思上;对经济哲学这一学科的认识论考察,包括经济哲学赖以建立起来的认识论根据和经济哲学的认识论意义分析。     

主体性原则之确立——评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

近代哲学无疑是与笛卡儿的名字紧紧联在一起的。本文试图通过对“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的剖析来揭示笛卡儿是如何确立哲学的主体性原则,从而实现哲学发展史由客体向主体转变的伟大变革的。一、“我思故我在”命题的提出问题首先涉及到笛卡儿哲学的方法论问题。笛卡儿的方法通常被认为是怀疑主义的方法。从表面上看,怀疑主义是要否定一切确实     

神秘主义:一种哲学的“境界”和“方法”——论冯友兰对神秘主义的诠解

人们通常将冯友兰哲学视为一种具有新实在论特征的理性主义形态。然而,冯友兰哲学在追求严密清晰的逻辑分析的同时,“神秘主义”也是一条一以贯之的经线。冯友兰将神秘主义理解为一种哲学的“境界”和“方法”,并主张“只有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统一才能造成与整个未来世界相称的哲学”。这种对神秘主义的独特诠解,斫出了一条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有机统一的新路径,从而为建构当代中国形上学的新范式奠定了基础。     

论“国家理由”的二律背反——对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康德式重构

近代以来关于“国家理由”的论证中,以基督教二元主义政治观为背景的自由主义与在思辨神学的框架中展开的黑格尔主义,各执一端,互相反对。如果以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为线索,以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为视角,重构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进路,则不仅可以揭示出黑格尔法哲学的思辨哲学根源,提炼出一种既不同于自由主义、又不同于黑格尔主义的国家形式,而且还可能将这种形式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批判性分析予以对接。在更高的层次重构马克思的法哲学批判,当是突破“国家理由”之二律背反,激活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当代潜力的推进方向。     

杜林哲学性质并非唯心主义

杜林哲学並非传统观点所指出的具有唯心主义或折衷主义性质,而是一种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它唯物地解决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但其方法论原则是形而上学的。所谓杜林的“先验主义”也並非就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而言,而是就其关于科学的分类方法而言的。     

对分析哲学一个非历史角度的考察

现代英关哲学史基本就是分析哲学发展的历史，分析哲学的本质是一种哲学研究的方法，这体现在它英文名称的语法构成和语义内涵之中。它实质上主张对哲学进行“分析”，在对“分析”概念进行哲学分析之后，可以看到分析哲学如何诉诸现代数理逻辑，将语言分析视为哲学研究的动力和任务。毫无疑问，对语言结构的逻辑分析有助于我们清晰地思考、精确地使用语言，因此也给哲学提供了一种比较严谨的研究方法。     

黑格尔关于怀疑主义的批判及其意义——以《怀疑主义与哲学的关系》为研究中心

《怀疑主义与哲学的关系》是黑格尔耶拿早期批判怀疑主义的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论文。这篇论文,一方面,通过论述古代怀疑主义与舒尔策的怀疑主义之区别,来阐明舒尔策怀疑主义的困境与古代怀疑主义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由此引申出“真正的怀疑主义”的内涵,即它本质上被视为通向真正哲学的一个过渡阶段,并且最终所关涉的是澄清“真正的怀疑主义”在黑格尔最初的哲学开端以及整个思想发展进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位置。因此,怀疑主义在黑格尔哲学中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并具有积极意义,即怀疑主义在黑格尔哲学体系生成过程中扮演着解构性与建构性的双重角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把黑格尔与怀疑主义的关系视为黑格尔整个思想发展的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