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呈现共产国际与中共的一段关系

张秋实近作《解密档案中的瞿秋白》很有价值。该书以俄罗斯解密档案为基础,记述和研究了瞿秋白从1921年与共产国际"结缘"到1931年被共产国际"赶出"中共领导机构及之后的遭遇,可以由此具体深入地看到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民主革命和共产党极为密切的关系,加深对共产国际的认识。     

关于瞿秋白1922年4月陪同达林到广州一说质疑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翻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80页页脚第3条注释认为,1922年4月是瞿秋白与张太雷一起陪同达林到广州的。根据对有关资料和文献的分析,这条注释可能有误。瞿秋白当时正以北京《晨报》记者身份在莫斯科采访调查,并没有回过国。这条注释的说法来自达林的《中国回忆录(1921—1927)》,而回忆录显然出现了记忆误差。     

新版《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瞿秋白简介”商榷

正新版《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一卷首页插图瞿秋白照的页后"瞿秋白简介"中存多处问题,笔者现指出并加以商榷。"1928年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当选为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按:这里的"中国中央政治局     

共产国际与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基本上是错误的,对我们中国党影响最大.”“共产国际中期对中国党的指导是有很大错误的.中国党在这个时期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使中国革命受到了那么大的损失,我们中国人当然要负责,但与共产国际有很大关系.”这个时期中国党犯的错误集中表现在连续出现三次“左”倾错误,并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本文着重探讨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与陈济棠谈判的影响

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与陈济棠谈判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在“福建事变”过程中,由于涉及与十九路军的关系,而共产国际的指示并不统一,这就影响到中共中央的决策。其次,“福建事变”失败后,共产国际不断总结经验,并不排斥与广州方面谈判,但驻华代表还是发生争执,中共中央也没有采取行动。最后,随着反“围剿”严峻形势的逼迫,中央红军突围在即,机遇稍纵即逝,中共中央比较积极主动地与陈济棠进行接洽;共产国际在得知后,明确表示支持且对谈判的尺度、条件等给予指示,最终促成了和谈的成功。     

试论瞿秋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启示

瞿秋白是党幼年时期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占有重要历史地位,为宣传和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各种原因,瞿秋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始终没有摆脱与生俱来的"绅士意识",始终没有摆脱对苏俄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的迷信,在其革命生涯后期,瞿秋白对革命产生了消沉情绪,对自己的革命生涯作了过度的自我否定.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及其在探索过程中的经验和失误,对我们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再谈1926年北伐战争的发动问题

1926年北伐战争的发动，是国民党、共产党、以及联共（布）、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和顾问，几方面合力作用所实现的。联共（布）、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和顾问对北伐态度的变化与内部分歧，导致中共中央一度对北伐消极，并且直接影响了北伐出师后的政治方针，一开始就埋下了葬送北伐成果的隐患。     

福建事变前后陈铭枢等人与共产党的交往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等群众组织积极支援19路军抗战。但是处在王明“左”倾错误统治之下的临时中央以及共产国际对蔡廷锴、蒋光鼐等人持批判、否定态度。另一方面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与陈铭枢有秘密来往。1933年5月陈铭枢从欧洲回国后,为使十九路军摆脱困境,派人到上海与中共联络。9月李济深、陈铭枢起草了19路军司令部给中共的建议,并为自己的谈判代表开出了全权证书。中共上海中央局收到建议书后马上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作了报告。与苏联有密切关系的共产国际在对待19路军和福建事变的问题上总体上说是错误的。时任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博古秉承共产国际的旨意,没有给19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以应有的支持和帮助,结果自己也失去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历史机遇,被迫走上了漫漫长征路。     

“瞿秋白与上海”学术研讨会综述

20 0 1年 6月 2 6日 ,“瞿秋白与上海”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来自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常州市瞿秋白纪念馆、江南大学瞿秋白研究中心、上海市社联、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学所等单位的6 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学术讨论围绕着瞿秋白与上海、瞿秋白思想、瞿秋白文学观、瞿秋白时代、瞿秋白研究动态、方法等问题展开 ,现将主要内容综述如下。一、瞿秋白与上海192 3年夏 ,瞿秋白就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并定居上海 ,1934年 1月离开上海到江西苏区 ,除 192 8年 4月到 193…     

斯大林与中共在开除陈独秀党籍问题上的分歧——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三次学术讨论会背景新探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开除陈独秀党籍,这个消息传到苏联后,1930年年初,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召开了三次研讨会,讨论中国的机会主义和中国大革命的历史。会议以后,共产国际经中共中央转给陈独秀电报,敦促他去莫斯科,重新讨论他的党籍问题。这个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事实,即在开除陈独秀的党籍问题上,斯大林与中共中央向忠发、李立三等人存在分歧。斯大林的重点打击目标是托洛茨基,加上其他原因,开除陈独秀的党籍并不是斯大林所希望的选择。     

瞿秋白《多余的话》之我见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向人们诉说了自己平时总是如何厌倦政治。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主要就是通过曲解瞿秋白的这种诉说，而给他罗织了“叛徒”罪名。文革后，虽然中共中央实事求是地推翻了林彪、“四人帮”给瞿秋白罗织的“叛徒”罪名；但是，某些学者仍然认为他在《多余的话》中的这种诉说情调消沉，或者思想动摇。其实，人们至尚未准确体会出瞿秋白进行这种诉说的真正动机，所以在评价他这种诉说方面还欠公允。本文力求建立在准确体会瞿秋白进行这种诉说的真正动机的基础上，对他的这种诉说重新作个评价。     

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不断地依靠共产国际(实际上主要是从苏联)定期提供的经费援助开展活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初中共建立起南方根据地、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而定期获得经费的情况虽然就此改变,但中共依据自身的实际需要,不定期地向共产国际提出申请、进而获得相应的财政援助的情况,却一直延续到共产国际解散之后.来自共产国际的这种财政援助,无疑对中共自身的发展与成长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西北学说”与大革命的失败

“西北学说”的实质是右倾逃跑主义;是鲍罗廷的理论;它使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恶性发展为右倾投降主义,使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在大革命后期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失误,是大革命失败的最直接的原因。     

瞿秋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瞿秋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受惠者，也是贡献者。他在五四前期广泛阅读新文化报刊，接受新思想的启蒙；在五四后期则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多方面的重要贡献，而这些贡献至今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在纪念瞿秋白百年诞辰和迎接五四运动８０周年的时候，总结瞿秋白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是很有意义的。一１９１９年五四学生爱国运动过后，瞿秋白与友人创办《新社会》旬刊和《人道》月刊，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新思想，研究新问题，投入蓬勃发展的新文化运动。当时，新文化运动面临新的发展关头，出现“提高”与“普及”两…     

陈独秀拒赴莫斯科再评价

陈独秀政治生涯和莫斯科有着密切关系,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提到他三次拒绝去莫斯科.通过对俄罗斯解密档案和其他资料的研究可知,中共五大前后,国际代表也多次提出让陈独秀去莫斯科,最早提出陈独秀赴莫斯科是远东局;以往研究者只注意到陈独秀几次拒绝赴莫斯科,却没有注意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拒绝他赴莫斯科;中共中央把陈独秀拒赴莫斯科作为开除其党籍的理由是不合适的,共产国际根本没有召开过审议陈独秀被开除党籍的会议.     

我党首倡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领导权思想的是谁

关于我党提出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近几年党史学界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但较多倾向于认为瞿秋白是首倡者。1982年7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宋士堂关于《瞿秋白是我党最早提出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领导权问题的》文章。文章认为是瞿秋白最早“很明确提出并论述”了领导权问题。此后,又出现了一些类似观点的文章。1985年纪念瞿秋白就义五十周年,这类文章更多了,有的说,瞿秋白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作了“最早最全面的论述”。这些文章一致的主要的依据是瞿秋白1923年12月在《新青年》季刊第二期发表的     

瞿秋白同志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的序言

这个文件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的珍藏,原刊于一九二七年四月武汉长江书局出版的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毛泽东同志的这篇报告曾在一九二七年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响导》第一九一期发表了前半部分,由于彭述之的压制,没有继续发表。瞿秋白同志对这篇报告非常重视,主张继续发表,但又为彭述之所拒绝。为此瞿秋白同志把报告交给了党办的长江书局,以《湖南农民革命》的书名出版,并写了这篇热情洋溢的序言,赞扬这篇报告。本刊重加发表,供读者研究。     

大革命后期共产国际在中国土地革命问题上的失误

<正> 大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在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的具体帮助下开展革命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土地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都和共产国际的指导是分不开的。如果撇开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孤立地研究当时中国的土地革命,就如同面临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弄不清其来龙去脉。笔者仅对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土地革命的指导概况作以下粗浅的探讨,不妥之处,请大家教正。     

中共成立前后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919年11月,瞿秋白与他人在北京创办了<新社会>季刊,1920年加入了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创办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1920年秋,瞿秋白以<晨报><时事新报>记者的身份作为赴俄特派员,并在苏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国后,他重译<国际歌>的歌词,参与<向导>周报的编辑、领导工作,筹办、主编中共中央理论机关报<新青年>季刊,创办、主编<前锋>月刊,还开创了党报注重实际的传统,并以<新青年>为阵地,坚持历史唯物论,彻底批判唯心主义的哲学,及时向民众介绍、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后他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     

鲁迅和瞿秋白的革命友谊

我党历史上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瞿秋白同志和鲁迅先生的革命友谊,光照日月,长久以来为人们称颂与赞美。但是,在林彪、“四人帮”猖獗期间,随着给瞿秋白戴上“叛徒”帽子的诬陷,他和鲁迅的伟大友谊也被一笔抹煞了。当时一些所谓的“讨瞿”文章按照林彪、“四人帮”的腔调,把鲁迅的战友瞿秋白污蔑为“用两面派手法来欺骗”鲁迅的“敌人”;而鲁迅与瞿秋白之间的关系则被歪曲为“两条路线的斗争”的敌对关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