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道是什么——康有为视界中的孔子何以成为教主

在康有为那里,孔子之所以成为教主与孔子的思想密不可分.正是在孔子之道具体内容的展示中,康有为完成了对孔子何以成为中国教主的论证:第一,孔子之道包括天道与人道两部分,天道表明孔子重鬼神,言灵魂.第二,孔子之道以仁为宗旨,这与孔子的救世初衷相印证,也是孔教与佛教、基督教的共同特征.在以仁为宗旨上,孔教与佛教、基督教完全相同.第三,孔子之道具有六艺与口说之分,六艺日以教人,口说择人而传,二者具有高低之别.第四,孔子之道注重变通,三世、三统兼备,后学中分出高级之大同之教与低级之小康之教.     

出入于为学和为仕之间——孔子价值观述略

《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以高山仰止的盛赞法排除了成“圣”可能,以“仁”为最高现实人生理想,从而也把个体的企达仁境作为现实人生的最高价值。由此断定,孔子以仁的实现为人生终极目的之所在已无疑问,那么如何得仁,通过何种途径达到仁境,就构成了孔子价值观的基本问题。我以为,孔子对个体实现人生理想、获得人生价值提出了两条途径,其一是所谓为学,其二是所谓为仕。《论语·子张》篇“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话虽然并非出自孔子之口,但却恰切地道出了孔子对个体人生的价值设计和价值选择。     

从“是非无定”到是非定于“童心”──评析李贽认识论思想的本质

宋明以来,道学家们在孔子之是非与吾心之是非二者间,盲目尊崇孔子与儒家经典,以孔子之是非为万事之定论.自阳明提出以心为准绳,虽出自圣贤,若不足信,也不可作为是非之标准的思想以后,给后学以极大的鼓励.李贽深刻领会阳明思想的精髓,张大阳明的怀疑精神,以为孔子之是非不足为据,提出要以童心之是非取代孔子之是非,最后由"是非无定"论走向了"是非定于童心"的认识论.     

“吾道一以贯之”章义旨辨略二题——以近代以来《论语》注疏为中心

《论语·里仁》“吾道一以贯之”章一直引起学者热烈的争议.本文就其中两个聚讼不已的论题深入考察了近代以来众多注家的相关论述,指出:一、孔子之道的“仁”的价值取向对孔子之学提出“觉”的品格的要求.无论是孔子对弟子所作的以“近取譬”、“范本引导”为特征的示教,还是曾子、子夏等对先师之训的遵从,无不是由“效”而“觉”以致“道”.二、“仁”、“人”相即不离、相互成全.只有真正领会了践行“仁”德方面的“知(觉)行合一”精神,把“仁”、“人”、“道”把握在一种向着无穷远处动态升进的视野里,才可以说真正理解了“一以贯之”,理解了孔子学说的形上之维.     

道问学与尊德性折衷于孔子之道——论孙奇逢解决朱陆五百年聚讼的理路

自从“鹅湖之辩”后,“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便一直延续下来。对于这长达五百年之“聚讼”,孙奇逢解决的理路是,既承认二者之别,又阐释二者之同,最终超越出“门户”之争,将二者“折衷”于“孔子之道”。“孔子之道”虽为“本于天”的“天理”,但它不离人伦日用,故“体贴天理”只需“操功于日用食息间”。实际上,这种解决“门户”聚讼的理路可具有普适意义。     

从《论语》看孔子道德教育的思想方法

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道德教育始终是摆在首位的,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见《论语·为政》,下引《论语》只注篇名）。纵观孔子道德教育的过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道德信念的培养,道德情感的培养和道德行为的培养。《论语》中记载的孔子的言语行事,反映出了孔子在这三个方面的思想方法。一、关于道德信念的培养道德信念就是人们对于道德理想的坚信和对履行道德义务的强烈责任感。培养人的道德信念,是孔子道德教育的基石。在道德信念的培养方面,孔子的思想方法表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志于仁”。“仁”是孔…     

在“仁者爱人”的背后——“孔子之道”评议

近年关于孔子与儒学的研究,不时有人提出：孔子的仁学思想只是讲普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行为准则,具有超越时代和阶级局限的普适意义。不少论述或割断历史联系而刻意洗刷, 或抽掉阶级内容而着力粉饰,实似是而非。本文以《论语》中的原始载述为基本依据,就孔子儒学的伦理思想进行辨析,说明仁礼合一、以礼为本的孔子之道,体现着封建宗法主义的价值追求,并不具有近代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学说所特有的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格独立的价值精神。我们今天可以而且应该积极汲取孔子儒学中的某些合理内核,但决不能以复兴儒学为指归。     

《礼记·王制》之官制研究

儒学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分。前者以《王制》为经典依据，推崇孔子，主张改制立法，是早期的经学；后者以《周礼》为经典依据，推崇周公，主张复古从周，是后世的史学。史学重在记录历史，保存国故，面向过去；经学则要指导现实，经世致用，面向未来。故周公之制已属于旧制度的陈迹，孔子之制则是正当其时之新法。本文通过文献断代的上推证明，《王制》在时代上更加靠近孔子，它很有可能是一部直接来自孔子的改制法典，而不仅仅是一部汉代儒生记录先王之事的历史文献。     

“直躬”的故事——《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章人物辨析

《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章,体现了孔子"亲亲相隐"的观点。该章涉及了直躬、孔子、叶公三位主要人物。其中,直躬之"直"是心直口快的率直,直躬之"證"是直来直去的告知;而孔子之"直"则是来自内心那种率直的人性之爱,因此对于亲人的过错不宜轻易公诸于众。直躬故事的叙述者叶公既不是"儒学的挑衅者",也不是"孔子的好学生",对于《韩非子》和《吕氏春秋》们的"故事新编"不必确信。     

经子关系辨正

经与子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均处在变动之中。孔子整理、编纂后的六经与先秦诸子学皆源出"前孔子之经",即三代以来的史料性质文献。孔子经典化的六经为先秦孔门弟子经学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文本依据和之后历代经学思想之总根源,因其上升为汉以后的文化典范,造成九流之学皆出于六经的假象。然而,如对经书与经学加以区分,考虑到经书系统并非静止凝固,往往随时代精神与社会情境的需要而动态扩展,而其中最显著者,莫过于升格子书为经书。这表明,经与传是相对之名,而经学与子学的学问性质相同。孔学与其他子学,都在对"前孔子之经"加以继承和诠释,传记、经学与九流之学在此意义上同源同质,属广义的子学范畴。透过对经子关系的分析,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国思想史上种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和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的内在机制,同时也可弥补往昔学术史多谈经史关系而少谈经子关系之不足。     

在"仁者爱人"的背后 --"孔子之道"评议

近年关于孔子与儒学的研究,不时有人提出孔子的仁学思想只是讲普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行为准则,具有超越时代和阶级局限的普适意义.不少论述或割断历史联系而刻意洗刷,或抽掉阶级内容而着力粉饰,实似是而非.本文以<论语>中的原始载述为基本依据,就孔子儒学的伦理思想进行辨析,说明仁礼合一、以礼为本的孔子之道,体现着封建宗法主义的价值追求,并不具有近代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学说所特有的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格独立的价值精神.我们今天可以而且应该积极汲取孔子儒学中的某些合理内核,但决不能以复兴儒学为指归.     

论《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对孔子提出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两千年来多有误读。尤其是当它与另一个经典命题“《关雎》,后妃之德也”相对接时,由于系统杂糅与框架混乱,便在三个方面引发尖锐的冲突：毛诗内在的冲突;毛诗与三家诗的冲突;孔子诗说与传统诗经学的冲突。对孔子的这个经典论断,不能从诗义的角度,只能从乐章的角度去求解。     

为政以德──孔子的为政观

为政"，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论语》的相当部分讲到如何"为政"。而"为政以德"又是孔子为政思想的核心。在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今天，认真研究孔子的为政观，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一、为政以德的重要性孔子十分强调"为政以德"。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以下凡引此书，只注篇名）。何谓"为政以德"？按照《论语疏义》的解释，就是"明明德以亲民，本仁心以施仁政，保民而王，非自求尊荣与富贵也，是谓为政以德。"这就是说，"为政以德"的要义有三：一是"明明德以亲民"，就是为政者首先注重…     

王安石与孟子

在“四人帮”横行时期,王安石曾被称为尊法反儒的法家,批判孔孟之道的旗手。这是真实的吗?不是!王安石不仅对孔子尊崇备至,他对孟子的崇敬也远过于和他在政治上对立的所谓孔盂之徒的旧党人物。     

品质行为的总抽象──释《论语》中的“德”

“德”是《论语》中的重要概念,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重要意义。一、“德”是人的内在品质和这种品质所外化的实践行为的总概括和总抽象;二、“德”被孔子视为赖以实现其社会理想的根据;三、“德”的形成要靠主体的修养;四、“德”对中国社会政治思想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论孔子与孟孙氏

论孔子与孟孙氏李启谦鲁国＂三桓＂主持国政１００多年，孔子正是生活在这个时期。孔子曾批评过＂三桓＂（见《论语·季氏》），据此人们认为孔子与＂三桓＂的关系是矛盾对立的关系。其实不尽然，因为孔子不仅批评过三家，而且也赞许过三家。如孔子曾说：＂自季孙之赐千锺...     

孔子“一贯之道”定论析疑

《论语·里仁》所载曾子之语"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千百年来一直被视为孔子"一贯之道"的定论。但是,这个未经孔子审定的定论是很可怀疑的。它涉及孔子学说的精髓,故而不可不辨。其实,曾子的才华、出此言时的年龄、学问境界及其治学方式,都不足以支持其能够独知孔子的"一贯之道"。孔子之道博大精深,涉及博学、修身、安人、安天下,不是"忠恕"二字可以统贯的。忠恕是拘谨的、自我限制的、但求无过的。把忠恕视为孔子之道的精髓,是曾子自己的体会,这与曾子本人的性格和境界有关。"忠恕而已矣",不过是曾子对其所得孔子之道的精微表述,而非孔子本人的"一贯之道"。     

孔子在封建社会前期政治地位的变化

<正> 孔子作为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其社会影响和政治地位在其生前死后是不断变化的。它是怎样变化的?为什么有这种变化?从中又能看出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本文就封建社会前期(春秋末至东汉末)这方面的问题,谈点看法。一、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影响逐步扩大孔子活着的时候,曾受到过围攻和讽刺,但也曾受到很多人的称赞和尊崇。如他的弟子颜回称颂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论语·子罕》,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     

“吾道一以贯之”章“忠恕”、“一贯”关系辨略——以近代以来《论语》注疏为中心

《论语·里仁》"吾道一以贯之"章一直以来都是《论语》注疏史关注的焦点之一。曾子是假借"忠恕"言"夫子之道"以喻示、劝勉门人,还是认为"忠恕"即是"夫子之道"?"忠恕"与"夫子之道"的关系当如何把握?这是其中引起学者热烈讨论的问题之一。文章结合近代以来的《论语》注疏,指出:一、就价值取向而言,"忠"、"恕"可谓与"仁"完全一致,它们所指向的虚灵境地显然是通向作为一种极致状态的"仁"的。另一方面,就价值取向所指的虚灵境地的义蕴而言,"忠"、"恕"又可谓收摄、贞定于"仁",而"仁",在推扩的过程中必定不会止步于"忠恕"的内涵,在提升的过程中亦必定不会范围于"忠恕"的德目。二、"人""己"、"己""人"在以"己"为重的前提下在"忠恕"这里被处处联为一体,如此对孔子之学乃"求诸己"之学、孔子之教乃"近取譬"之教的认可可谓无以复加。只是在这一前提下,以共通的"恻隐之心"为端倪的"忠恕"才从一般的德目提升出来,成为最佳的入德之方、趋"仁"之途。     

民国时期《船山学报》办刊宗旨发覆

船山学社是民国初年创办的学术研究团体,《船山学报》是船山学社主办的学术杂志,因社会变迁的关系,船山学社和《船山学报》在民国时期都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阶段,虽然共用《船山学报》之刊名,但其办刊宗旨是不同的;民国初年的《船山学报》办刊宗旨是通过宣传船山学术思想崇尚传统文化反对西化以新天下,这代表着在中国重要的转型时期部分知识分子的忧虑与努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船山学报》,虽然声称继续本社民国六年以前学报办理,但实际上是以尊船山为号召重在提倡尊孔读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