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创作时地辨正

《离骚》从主题上看,表现了屈原既放、进退无着之时,悲愤交加、神思恍惚、灵魂漂游、求索的过程;从语言上看,它采用了大量南楚方言词汇;从句式和诵读节奏看,它初步形成了楚辞体诗歌的艺术特征,与屈原放逐沅湘初期的其他骚体诗艺术风格相近。这些都说明,《离骚》是屈原被怀王放逐江南时创作的作品。屈原很有可能在怀王期间就曾被流放到江南,襄王时期再次被南逐,而不是像过去论者所推测的被怀王疏远而漫游汉北。     

探《涉江》《哀郢》之作时、作地与作因——兼论《怀沙》和《悲回风》

清人蒋骥定《涉江》作于《哀郢》后.这一看法颇具代表性,为近现代多数研究者所认同.《九章》中九篇作品,现在能确定作于顷襄王朝屈原被放逐江南之后的有五篇,即《哀郢》、《涉江》、《悲回风》《怀沙》、《惜往日》.照蒋氏的说法,这五篇中《哀郢》最先写出,写于被放“九年”之后.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在被放的“九年”之内,屈原毫无一点反映,在《九章》中竟是一片空白.     

关于屈原在江南的放逐地域——兼答廖化津先生

爱国诗人屈原在顷襄王时期,曾被放逐江南。但他在江南的放逐生涯,主要是在哪里度过的?近世的楚辞研究者却有种种不同的猜测。多数人根据汉人的记述,以为屈原的放逐地域,当在江南“沅湘之间”。清人蒋骥却因为《哀郢》提到了“夏浦”、“陵阳”,《涉江》又有“乘鄂渚”之语,而提出了屈原“迁于”安徽池州陵阳一带的新说。这一说法为近人游国恩等先生所承袭,成为屈原生平研究中影响颇广的见解。 我以为汉人去古未远,他们所了解的屈原放逐地域,较之于蒋骥的推测,应该更可信些。所以在数年前写了《驳蒋骥“屈原迁于陵阳”说》一文,对屈原放于“沅湘之间”的意见作了进一步论说,并对蒋骥的见解进行了批评。前不久读到廖化津先生的《屈原东行考》,文中对我的看法多有辩驳。廖化津先生的辩驳,正促进了我对屈原放逐地域的探索,这里愿借着回答他驳难的方式,将我的意见再加申说。     

清华简关于楚都称郢和《哀郢》的主题

楚武王向周王室请尊号不成,就自封为郢,作为楚国王城。从清华简《楚居》篇来看,称呼都城为郢是当时的表达习惯,屈原《哀郢》所表达的就是迁都时候的情境,哀郢就是悲国自伤之意。     

王夫之、郭沫若的《哀郢》之说不能成立

屈原的《哀郢》究竟作于何时?为何而哀?历来说法不一。 自王夫之在《楚辞通释》内提出《哀郢》是“哀郢都之弃捐”的说法以后,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而郭沫若,游国恩对王说的进一步肯定,使王说风靡至今,似乎成了定论。其实是大可质疑的。     

《招魂》管窥

《招魂》为屈原所作,抑为宋玉所作,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归屈原者,多引司马迁《史记》本传:“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近时郭沫若、马茂元等少数学者主其说,惜论证尚嫌疏略。主归宋玉者,多承王逸《楚辞章句》的说法:“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散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返之     

《离骚》作于汩罗辨

<正> 《离骚》写于何时何地,分歧颇大。如细细数来,竟可达数十种之多,有的观点相近,有的大同小异,归纳起来,大约可分为四类:一曰作于怀王朝屈原遭谗被疏,罢“左徒”,黜“三间”之后,地点在郢都;二曰怀王朝被放于汉北时所作;三曰作于怀王入秦不返,顷襄王来立或初立之时,地点或汉北或郢都;四曰作于顷襄王朝流放江南之后,或流放之初,或流放途中,或流放之末。上述诸说,就时间而言,最早的认为作     

屈原与九华山

九华山古称陵阳山、帻峰和九子山.千年古镇“陵阳”,就在九华山脚下.楚顷襄王在位时,屈原曾流放陵阳,走的是以水路为主的流放路径.“当陵阳之焉至兮”,“至今九年而不复”,此“陵阳”为地名,位于今池州青阳.屈原流放陵阳时创作了《哀郢》《远游》和《招魂》等诗篇,对陵阳山道家思想的形成、贵池傩文化的发展等,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于屈原自沉的原因及其年代

爱国诗人屈原,是在滚滚的汨罗江中,结束他那坚贞不屈的伟大生命的。弄清屈原沉江的年代和原因,对于了解这位诗人的生平,研究他的晚期作品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自从清人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提出,屈原《哀郢》“哀郢都之弃捐,宗社之丘墟,人民之离散,顷襄王之不能效死以拒秦,而亡可待也”以后,现代的屈赋研究者,大多定屈原沉江为顷襄王二十一年,原因是殉国难。例如,郭沫若先生就持这样的见解。他在《屈原考》中指出:“就在郢都被攻破的那一年,屈原写了一篇《哀郢》,……他看不过国破家亡、百姓流离颠沛的苦况,才悲愤自杀的。”在《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中,他又指出:“屈原的自杀,事实上是殉国难。”     

《九章》阐释三题

重新考查屈原的生平 ,《抽思》当作于屈原被放逐到汉北之初即楚怀王十八年 (前 3 11) ,是写来献给怀王表明心迹的 ;《涉江》作于顷襄王决定将屈原流放到溆浦山中之时 ,诗人的情绪特别悲愤 ,诗中表达了宁折不弯的性格和操守 ;《惜往日》作于自沉以前不久 ,其中总结楚国失败的教训 ,与大败楚师之秦将白起的有关分析合若符契。     

屈原未遭“放逐”考

屈原是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诗人、思想家。政治家。《桔颂》《招魂》《离骚》《哀郢》等是他的代表作。古今中外的研究者一致认为,屈原所获得的文学成就与他晚年的放逐生涯紧密相关,没有屈原晚年放逐的遭遇,就不可能有他在文学上的成就。然而,关于屈原放逐的时间地点,事件,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 “放逐”,《说文》:“放,逐也”,“放”与“逐”同义。《小尔雅·释言》:“放,训弃”,有弃置不用之意。可见“放逐”是赦罪宥免,从轻发落的一种刑罚。这种“刑罚”,它通常具备两个特点;一,“放”是死罪改为活罪的一种处分。二,在执行时,经常是把罪人放逐到异国,并且多是当时边远国家。楚国是有这种刑罚的。《春秋·昭公八年》载:“楚师灭陈,执陈公子昭,放之于越”,于越即后来的越王勾践之越,说明放的地方是荒远之地。经考证,屈原一生中并未遭受过刑罚而被放逐。至于传说中被放逐的地点:(一)汉北(二)陵阳(三)南楚就更不存在了。要澄清这一历史事实,推翻前人定论,     

《离骚》为屈原绝笔

关于屈原的临绝之笔,历来众说纷纭,有司马迁的《怀沙》说,蒋骥的《惜往日》说,王夫之的《悲回风》说,黄文焕的《哀郢》说等.这些说法失之偏颇,不能成立.屈原的绝笔当是《离骚》.离骚者,远离人世之忧愁也.学术界对《离骚》的创作年代异说甚多,大致有两类说法:一是认为写于怀王时期,一是认为顷襄王时作.我们认为,分析《离骚》的创作时代,必须紧扣诗文中所透露的史实和诗人的思想情绪,结合楚国当时的实际,作出准确的判断.下文就从几个方     

论《天问》

（一）《天问》：放流中泄胸中块垒之作司马迁在《史记》卷八四《屈原面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人《天向》、《招魂》、《哀郢》，悲其志也。”史家著录，理当可信，说明《天问》的作者的确是屈原。太史公亲自读《天问》，悲其志，得骚人之心，可见《天问》不单单是形式上的问难之作，还有着精神的自然历史过程。只是年代久远．今人已很难拣出他的志向，明其骚人之心了。对《天问》的写作环境和文心，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天问序》中，有一段比太史公悲其志说更为形象具体的阐述：《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忧心愁停，…     

从“终古”论及《天问》的写作背景

王汝弼尝论屈原所任左徒是左史。今考《哀郢》所言“去终古之所居”的语法结构与“从 彭咸之所居”等句全同,“终古”当为人名,即夏代史官,屈原借以自指。“去终古之所居”是指屈原被 贬离左徒的史官职位。古代史官所掌图册中有丰富的绘画作品,终古且有泣图出亡之意。《天问》正 是屈原作为史官离职时的泣图之作。     

“震愆”——《楚辞》札記

九章·哀郢:“何百姓之震愆。”王注:“震,动也。愆,过也。人君不纯一其政,则百姓震动以触罪也。”解释殊为迂曲,既与上文“皇天之不纯命无直接联系,亦与下文“民离散而相失,方仲春而东迁”二语不贯。王注不得不指民为屈原自“己”,遂与上文百姓不相涉。割裂原文,曲成其说,使后来读者不明哀郢篇究为郢都沦陷而作,抑仅由于屈原个人迁谪而写成。王船山独释震愆为失其生理,文气贯串,民     

《哀郢》“上洞庭而下江”浅解

屈原《九章·哀郢》说：“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这四句诗的背景是：屈原被迫离开郢都大约已经九年左右。作者在这首诗中叙述他离开国都,从夏首(即与长江交汇处的夏水口)出发,沿夏水顺流而下,入汉水,至夏浦(今汉口),再西向入长江,溯流而上,进入洞庭湖一带的经过。除了主张屈原东迁安徽陵阳的学者外,大家都认为屈原的行踪大略如此。关于屈原是否去过安徽陵阳的争论与对“上洞庭而下江”的理解也很有关系。比如汤炳正《楚辞今注》主张屈原去过安徽陵阳,因此把这一句理解为选择疑问句。但既…     

屈原名平及相关问题考论

东方朔以“平”为屈原之名。司马迁明确记载屈原名平,并有呼应。刘向明确记载屈原名平。王充认为屈原名平字原。王逸明确记载屈原名平,于此无刊刻传写错误。《文选》并非所有有字之作者均以字称,屈平即在有字不以字称而称名之列,《文选》五臣注空疏荒陋,不足为据。《卜居》、《渔父》开篇言“屈原既放”,篇中反复出现“屈原日”字样,此为屈原赋之文体性质所决定,此不能作为《卜居》、《渔父》非屈原所作之根据。《卜居》之作者为屈原,《卜居》当作于怀王十八年,具体时间当在该年屈原使齐之前,作地当为郢。《渔父》之作者为屈原,当作于屈原自沉前不久,作地当在江南。     

屈原卒年新考

关于屈原的卒年,以前学者们纯粹从《哀郢》一诗反映的历史来推断,由于各家对《哀郢》前半部分反映的事件及诗的作时看法不一,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体有以下九种说法:1、顷襄王十年(前289),黄文焕《楚辞听直》主之;2、顷襄王十一年(前288),林云铭《楚辞灯》、刘永济《屈赋·通笺·叙论》主之;3、顷襄王十三、四年,或十五、六年(前286——283年),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之;4、顷襄王十六年(前283),姜亮夫《屈原事迹续考》(《楚辞学论文集》)主之;5、顷襄王三年(前296)、林庚《屈原生卒年考》(《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主之;6、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郭沫若《屈原研究》,孙作云《在历史教学中怎样处置屈原问题》、陈子展《屈原传评注》(《楚辞直解》)主之;     

《九歌》三题

传说中的启《九歌》是祭祀之乐。在流传过程中,古《九歌》发生了一些分化。《九歌》是屈原创作的祭歌集合体,是后人编辑的结果．其本身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从诸神的地位、作品中的祭神背景以及作品的风格等可以推断屈原《九歌》非一时一地之作,有的作于朝廷任职时,有的作于流放民间时。     

汉魏六朝纪行赋的形成与发展

<正> 汉魏六朝赋中有大量的“纪行赋”,其名称见于萧统《文选》,《文选》于赋卷中单列“纪行”类。这类赋与韵文体的游记相似,篇幅一般较大赋短,但内容很丰富,叙述行程、反映现实、抒发情感,可谓赋中奇葩。本文试图就这类赋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内容和技巧方面的特点作些探讨。纪行赋是在屈原《九章》的影响下产生的。《九章》的《抽思》、《哀郢》、《涉江》、《怀沙》等作品中,有许多记述屈原流放经历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