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良的情感世界同情的女性抒写——穆时英作品重读感悟

从情感世界重新解读穆时英。一、穆时英情感世界以一贯表现的是善良的一面:同情穷人,关注女人,关注不幸的人,其原因有个人身世经历、时代氛围及关注民众生活的时代大背景。二、对女性的抒写表现了他对女性的同情、理解与尊重。反驳部分偏见。     

杜甫笔下的儿童形象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鲁迅先生这两句诗,使我们想起了杜甫。 如果看过杜甫的画像,或许以为这个干瘦多病的老翁,是一个只知苦吟、乏味呆板的诗人。其实不然。他的风趣,他的柔情,他的童心,都是十分突出的。尽管他没有专门写过什么“儿童诗”,但我们从他的诗集中,可以看到许多儿童的形象。从这些童稚的身上,我们看到时代离乱的影子,人世的苦难和辛酸。虽然这些儿童,常常是诗人自己的儿女,但我们不妨理解为,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广大儿童的缩影。     

李白的“携妓东山”和杜甫的“莫学野鸳鸯”－－诗仙、诗圣女性观的一点比较

透过李白和杜甫涉及“携妓”的诗,具体分析李白杜甫对待女性的心态,进而指出在女性观方面,李白杜甫各自的特点。大体上李白是放诞、浪漫甚至不“雅驯”的;杜甫虽然也不乏浪漫,总的是拘谨和严守礼法的,并有“女性主义”的萌芽。两人都有同情女性的一面,但杜甫优于李白。     

超越"忠君"--重读杜甫《哀王孙》

杜甫<哀王孙>是一首反映安史之乱中唐皇室悲惨遭遇的诗篇.诗中流露出很明显地"忠君"思想,导致古今论者对此诗评价悬殊.如果我们能够超越诗中"忠君"思想的表层,就会发现杜甫在此诗中流露出的思想其实仍是他一贯的爱国爱民思想的流露.本诗"指陈时事,反思致用"的特质于我们认识那个特定时代有着不可忽视的"诗史"价值.今天的我们有必要对此诗重新认识,重新定位.     

悲而不哀 怨而不弃——论司马迁的悲剧意识

司马迁的人生有着惨痛的经历,然而他既是那个时代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通过《史记》我们了解到司马迁对人生之悲、社会之悲的不凡见解。司马迁的悲剧意识既是深刻的,也是超越的。他既看到了人性的劣根性、社会的弊端、人生的无常,又能立身高处,悲而不哀,怨而不弃。     

“法”、“神”之论与钟嵘《诗品》

钟嵘和杜甫都重视诗之＂法＂与＂神＂。二人诗论在很多方面有着相通之处，但比之于《诗品》，杜甫的＂法＂、＂神＂之论则有着巨大的超越。杜甫诗论更多地体现出海涵宇宙的深广思想和对各种体式的欣赏与宽容。在诗之神化境界的创造观上，杜甫诗论也同样体现出与钟嵘的《诗品》的关联。飞动是杜甫所谓神化境界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也是杜甫对钟嵘主张清虚自然，富于生气的诗学思想的承接与张扬。     

杜甫与他所处的时代

杜甫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又一次发生巨大动荡的时代。当时，唐代社会以安史之知己为转折点，先治后乱，对比鲜明。本文论述了时代对杜甫的影响，使他得以成为一代杰出的伟大诗人。他写出了大量富有爱国思想和同情人民疾苦的不朽诗篇，而被誉为“诗史”，也被后世尊为“诗圣”。     

从"经济人"到"现实道德人"--"经济人"的伦理反思与超越

从伦理学的角度对"经济人"进行反思,我们可以看到,"经济人"的行为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具有一定的道德合理性,但其伦理缺陷也是明显的.作为现实的人、特别是市场经济中的人,需要"经济人"的一些特性,但又不能局限于"经济人".健全人格的行为选择需要超越"经济人"达于"现实道德人"."现实道德人"是基于现实条件、从现实出发的道德人,他追求义与利、精神与物质、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实现"经济人"到"现实道德人"的超越,需要从社会层面建构扬善抑恶的利益和精神双重机制,也需要主体实现从急功近利到追求长远利益,从利益追求到自我实现价值取向的双重转化.     

莎士比亚悲剧的宗教解读

莎士比亚悲剧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无所不在的"恶",而"恶"源于人的自由意志。在悲剧中,莎士比亚一方面表现人的理性力量,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人的有限性和悲剧性处境。这种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与基督新教对人的本质理解是一致的。从莎士比亚悲剧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基督教文化继承与发展的一面。     

析卢梭之自然情感

对卢梭的思想进行研究就不难发现,他始终关注着社会人。人是他研究的起点更是目的。对人的自然状态进行研究,将其作为其思想的逻辑起点,寻找能让人本真地活着,并能实现大多数的公平和正义的状态。     

《都柏林人》中的女性形象

本文运用女性主义的批评方法,试图分析《都柏林人》中的女性形象,并探讨乔伊斯早期的女性观。虽然《都柏林人》中的女性形象没有完全超越时代,但也并不局限于顺从依赖的男性附属品。乔伊斯对女性的态度同情多于憎恨,理解多于责难。     

"回归社区"与社区精神重建

在工业化、城市化时代,"回归社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修补和矫正现代化对人的扭曲与异化,避免市场经济发展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其目的在于让人们回归到人本的另一面--善良、互助与共生."回归"既是对传统社区本质精神的皈依,又是要超越传统的狭隘亲情和人际关系,走向更为广阔的人际互助.新的社区精神体现了群体精神与个性精神、传统精神与创新精神的结合,民主与自治精神的张扬,群众参与、领导垂范、长期实践是提炼和培育社区精神的正确路径.     

杜甫的“关陇”诗路

王安石《杜甫画像》诗中“饿走半九州”深情描述的是杜甫在穷愁潦倒中颠沛流离的生命历程,宋人林亦之说“杜陵诗卷是图经”,则是从杜甫流离路线的角度高度评价杜甫诗歌的“图经”地理价值。安史乱起,杜甫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颠沛流离的一段生命历程。他艰难地跋涉于关陇道上,历尽坎坷,受尽磨难,一路上留下了堪称不朽的诗篇。也正是这一时期,杜甫的诗歌从内容到形式发生了质的飞跃。杜甫的“关陇”诗歌创作,自然地禀赋了其诗歌的主体内涵,也就自然地具有了“图经”和“诗史”两个维度的架构,沿此寻绎,我们会清晰地看到,杜甫颠簸跋涉的“关陇”道不单是一条战乱中的流离之路,更是一条充满着诗人深情关注社稷安危、苍生安乐,流淌着儒家仁义血泪的崎岖“诗路”。     

谎言世界：人性叙事的深刻与困境——读鲁敏的小说《惹尘埃》

魯敏是一位敏锐和深刻的作家,具有对世界的整体概括想象能力。《惹尘埃》继续她对现实的敏锐和深刻,为我们揭示出我们身体感知到的一个谎言世界,并且把这个世界背后的政治、历史、文化、制度等因素呈现出来。＂同情性理解＂是作品的叙事风格,这种叙事把人性叙事的深刻展现的淋漓尽致,但同时也暴露出作家人性叙事的困境。这也是当下作家共存的问题,所以如何突破对底层的＂同情性理解＂的人性叙事困境,就成为魯敏也是当下作家共有的课题。     

康德的崇高论及其现代意义

崇高是近代美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范畴,康德在他的哲学美学体系中完善了崇高的内涵.康德认为崇高在于主体内心的道德情感,把崇高的审美判断建立在一个"人之为人"的尺度,为审美超越和审美自由的实现奠定了哲学基础.崇高体验中痛感到快感的转化过程,也是人生境界提升的过程.我们只有理解了"痛感"的实质,才能寻找到超越痛苦的力量,体会到真正的审美快感.康德的崇高论对于现代美学的发展和超越现代文明的困境都有深刻的意义.     

波爱修的"存在"概念

波爱修的“存在”(Esse)概念,既是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的融会,更是对《出埃及记》中上帝之言的倾听。对于波爱修,哲学不是他的目的,而是他的道路,是通向上帝的道路。存在(Esse)的真正含义,乃是使万物从“无”到“有”。“存在”是世界的第一规定性,也是最高规定性。存在是超验的,但这种超验不是外在的,不是与世界分离的,而是世界本身的存在,是世界的生命本身,存在即生命,这层含义充分体现在id quod est这个概念中,我们不应该把它一般地理解为“存在者”,而是应该理解为“这一个存在”,就像海德格尔的“此在”所指示的那样。     

批判肖滌非先生的“杜甫研究”

肖滌井先生在他著的“杜甫研究”,书的“尾声”后面写道:“我誠恳的希望得到讀者的指教!——为了我们的詩人——杜甫。”在这本书的“前言”里也说过这样的话:“我经常怀着这样一种心愿,就是:把詩人杜甫和他的詩,向广大的劳动人民介绍,让广大的劳动人民也懂得他和他的詩。”这种心愿是好的,向广大的劳动人民介绍我們伟大的詩人,劳动人民自然是应该欢迎的了。但是、劳动人民不需要为了了解杜甫     

同情——宗白华美学思想的基本范畴

宗白华在其美学思考中引入了＂同情＂这一范畴。他所说的＂同情＂,既强调＂情感状态的相通与相同＂,又强调主体对于对象理解与交流的＂主动＂。这一范畴的引入凸显了宗白华美学思考的价值追求,也使宗白华＂艺术是创作主体人格的外化＂的基本美学观念得到了拓展、提升,同时还为他将自己的人格美学思想与其对宇宙人生真相的探求结合起来做好了理论准备,从而保障了其以救世情怀为价值根基的美学思想体系的完善。     

试论杜甫的人情味

杜甫以诗而名垂千古,被后世誉为诗圣。杜甫的人品堪为后人楷模,也是世所公认的。然而,宋代以来,论杜者却多推崇他“一饭不忘君”的忠君爱国之心。到了清代,梁启超对杜甫忠君爱国、同情人民的深情大加赞许,誉他为情圣。诚然,杜甫作为一位封建社会里“奉儒守官”的诗人,忠君爱国自然是其为人的主旨,但是,杜甫既生活在人类社会中,必     

理解的伦理学

人类之间的相互理解现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真正地实现理解需要运用复杂性认识方法。看到每个人都具有潜在的多重人格,在随着历史背景条件飘移中实现某一种自身,因此我们不应把犯有罪过的人简化为他们一时犯下的罪过,而看到他们改变的可能性。客观的理性的理解还应辅之以主观的推己及人的理解,才能产生同情。了解产生不理解的各种根源自觉地加以克服,从而力争达到人类的相互宽容和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