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辞赋观简论

本文通过对扬雄好赋与悔赋的探讨,认为雄之好赋出于其对丽辞的重视和讽谏功用的强调:而其悔赋亦非否定辞丽,而是出于他对赋劝而不止和赋家类俳的感语。其辞赋观表现了扬雄重丽主用的文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试论汉末魏晋辞赋之“向内转”

“向内转”既是汉末魏晋文学总貌的新质素,也是该时期辞赋发展的基本趋势。该趋势在东汉后期已见先绪,在辞赋价值理论以及表现领域均有体现。情感化与玄理化成为汉末魏晋辞赋“向内转”的两个具体向度。汉末魏晋辞赋的“向内转”,继承楚骚传统,创造了一片有别于汉代辞赋追求外在世界的审美新天地。     

儒家政教观与魏晋赋格建构

在三国儒运衰微、西晋儒术复振、东晋玄儒消长的过程中,宣扬王权一统、四海归一仍是其间重要的文人心态和文学命题.魏晋咏物赋具有鲜明的儒家“比德”观的痕迹,而其篇幅容量和表现技法又有着异于汉赋的细入、周密、采缛等特点.此外,魏晋的变乱局势激发了文人关注个体生命价值、追求个性自由、独立批判、注重挖掘和表现内在情志等主题,更是创新性的拓展了汉赋言志讽喻的传统.儒家政治文艺观念在流变中不断向魏晋辞赋渗透,并对魏晋辞赋精神气格的建构产生深远影响.同时,魏晋辞赋对于儒学影响的剥离运动也始终存在.魏晋玄儒并济的赋风、东晋玄言赋的兴起与纯自然化笔法的推广,均是其表现.     

合南北文学之两长——庾信辞赋及其辞赋观的先导意义

历来对于庾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他的诗赋作品的评价以及关于庾信本人行迹的考辨等方面。事实上,庾信的辞赋观念在赋学批评史上亦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结合庾信前后期的辞赋创作,分析了庾信的辞赋观念,指出:庾信前期的赋学观念,依然没有彻底摆脱汉赋作家曲终奏雅的套路,对辞赋的讽喻功能尚有一定的体认。而他后期提出的“雕虫篆刻,其体三变”说,则体现了他对往代文体的清醒反思。“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反映了向诗之现实主义、骚之发愤抒情传统回归的趋向。     

汉末魏晋辞赋人神相恋题材的情感模式及文体特征

汉末魏晋辞赋"人神相恋"的同题之作,大都表现出丽色-爱悦-自持-分离-怅惘的情感模式,反映了人神邂逅之际或人神爱慕之时,一种来自生命本能的爱悦与内心礼防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一冲突下不得不分离的怅惘.这种脱却外在政治寓意与伦理道德的情感主题,在志怪小说中因"志怪"的外衣而得到更加真实的再现.这一时期的辞赋作家将辞赋虚构的文体特征与创作主体第一人称叙述模式相结合,利用赋体的铺陈功能以及颂与讽的表达效果与模式,让辞赋适时地承担了这种情感主题的表达.随着南朝诗坛声色大开、宫体诗兴盛改变着人们对女性的审美态度,此类辞赋创作在南朝逐渐衰弱.     

吴蜀辞赋观念述论

辞赋创作历经两汉之盛后,在三国时期仍未显颓势。同时,辞赋观念在继承两汉的基础上也有了新的变化。但目前学界对此期辞赋观念的研究重视在曹魏,而忽略了吴蜀。虽然吴蜀在辞赋观念上的整体成就不及曹魏,但它们推崇汉赋、重视辞赋的文采之美和政教功用,以及追求新奇的创作观等观念,均不应忽视。     

论宋代辞赋

文章就宋赋的地位、宋人的辞赋观、宋代辞赋诸体,宋代辞赋的艺术风格及其演变过程等加以论述。     

论汉人辞赋观念

汉人辞赋并称、混称,以赋称辞。在汉人辞赋观念中,辞即是赋,赋即是辞,辞赋一体。汉人亦赋颂并称、混称,以颂称赋。能以颂称赋之颂则为诵,是赋之一体;赋、颂不能互代之颂则为美盛德之形容之颂,别为一种文体。汉人辞赋观念中判定赋体的核心标准就是不歌而诵。汉人是从文体的表达方式——配乐而歌或不歌而诵来判定辞赋,今人却以文体内容和形式的主要特征来判定辞赋,因此造成了汉人和今人辞赋观念的差异,也形成了今人对汉人辞赋观念的误解与困惑。     

魏晋士风与两性关系

魏晋任情违礼的士风打破了两性关系之礼制规范,主要表现为：夫妻之间由遵礼到重情;妻以妒忌形式争取婚姻对等;男女交往突破礼之大防,趋向自由开放。魏晋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使女性的个性得以张扬,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魏晋《井赋》《冰赋》论

历代学者对魏晋时期孙楚等人的《井赋》《冰赋》等归属问题的看法略有不同,甚至避而不谈。通过对唐宋以来类书、丛书的梳理,我们认定它们为山水赋的一个小类。同时整体地从玄理和语言学的角度去分析这几篇赋作,也显得十分必要。     

谶纬与魏晋南北朝赋

谶纬包罗繁富,是魏晋南北朝士人的必读书。它推动了赋的繁荣。谶纬的五德历史观是赋家颂扬君命天授的最有力工具。谶纬的祥瑞之象是赋家歌功颂德的最佳材料。赋家还广泛吸收借鉴了谶纬中的天文地理等丰富内容。谶纬的想象丰富、语言精美还影响到赋的奇丽之美。     

魏晋“寡妇赋”的创作特色及其文化内涵

魏晋时期,女性题材的赋作得到大量的抒写;女性角色呈类型化趋势,如思妇、怨妇、去妇等其中最为特殊的莫过于寡妇角色的抒写。其特殊性一是表现为写作主体的不同,二是其写作时间集中在魏晋时期,魏晋已降则不见蛛迹。立足其特殊性,逐层分析魏晋"寡妇赋"的创作特色,探究兴盛于魏晋之缘由,展现出文本丰富的文化内涵。     

魏晋的鹦武赋与当时文士的英才情结

自汉末祢衡为《鹦鹉赋》 ,魏晋时期继作者十余人。细加分析 ,此种现象的发生 ,固有模拟习练、较技竞才的成分 ,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 :当时文士因鹦鹉的聪慧 ,而以之为英才的象征。魏晋乃崇尚英雄的时代 ,文士更往往以英才自居 ,遂形成借鹦鹉以抒写其英才情结的风气。     

论魏晋六朝赋之用典及其审美特征

好用典故是魏晋六朝骈文的一个突出特征,作为这一时期骈文的分支之一--魏晋六朝辞赋,其用典的特征不但自有其渊源,而且在当时文人手中极大地丰富、完善起来,从而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奠立了一种古雅的审美类型,对诗歌等文学体裁都有一定的影响.     

“以类相从”与“见微知著”--关于两部中古赋史的比较

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与王琳《六朝辞赋史》是研究魏晋南北朝辞赋史的两部巨著,程著注重辞赋的类型化分析,王著则以作家作品分析见长,二书在叙述视角、叙述方法、行文结构上存在一些差异,但在书写过程中,二书亦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广博宏富的学术视角、客观的写史态度等。二书的论述,能够形成互补态势,为我们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赋史全貌奠定基础。     

魏晋南北朝林政初探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林业领域取得了一些新的发展，这与当时林政的实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本文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涉及到林业官职、政策、法令、赋税的相关经营管理措施进行分析，研究和总结了其时林政的一些基本特点以及对林业发展的影响，以期给现代林业管理提供一些借鉴。     

鲍照赋与魏晋赋

鲍照赋从情感倾向、风格特点、题材内容到表现技巧,实受魏晋赋的影响:他的赋具有建安风骨的特征,其咏物赋,继承了魏晋咏物赋擅长抒情说理的特点,并有所发展,而其抒情小赋则继承了魏晋抒情小赋的感伤传统。     

中国文人的魏晋传统

魏晋时期形成的中国文人传统,对中国文人品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追求精神上的高蹈与超越,徘徊于庙堂山林之间,逍遥于艺术人生,寄情于诗酒玄言形成了魏晋文人生存的基本状态。研究中国文化的魏晋传统,对认识中国传统文人的人格精神具有重要的价值。     

庄子与魏晋文学中的隐逸思想

《庄子》中有关隐逸思想的论述,在魏晋各个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都有不同的表现。文章分四个时期,对此作了具体分析汉魏之际的避隐;正始时期阮籍、嵇康的尚隐,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西晋时期的以隐为乐;东晋时期陶渊明的真隐。从魏晋文学中隐逸思想的这一发展变化中可以看出文人对人的个性认识日益突出,并逐步确立了人格独立意识。隐居不再是一种逃避,而是他们的人格理想和精神追求。于是文人便有了文学创作的原动力。因而使这一时期的隐逸诗文具有了更丰富、更深广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