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稿(十五)

十七封建末期的小说1.明清话本在宋元话本已获得的成就的基础上,明清小说便发展到空前的高度,这特别表现在章?小说上。现在我们先简单论述一下明清话本。我们曾说宋代话本分“小说”、谈经、讲史三种,现存的作品中却没有谈经。到明代,作品主要是“小说”。这个道理很明显,在宋代已推“小说”最为广大群众所喜爱了。     

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发展环节——明代“文言话本”纵横谈

(一) 何谓“文言话本”? 本文是据《明清文言小说史稿》中的一章改写的。在《史稿》中,笔者已对“文言话本”中的一些代表性作品作了评述,这一部分主要是想谈“文言话本”在小说史上的意义,特别是它和文言小说、世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猥亵小说以及古典戏曲的关系。那么,什么是我所说的“文言话本”?为了简捷,就从成书于明嘉靖年间的《清平山堂话本》谈起。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叙事聚焦艺术

本文从全知“说书人”的外部叙事聚焦、“戏剧式”的外部叙事聚焦、人物叙事聚焦三个方面 ,比较系统地考察了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叙事聚焦艺术 ,认为天启前后是明清历史演义小说叙事聚焦艺术的重要转折时期 ,反映了从话本改编到直接创作的叙事艺术的变化     

试论话本小说中因果模式的盛行、局限与消退

因果模式在话本小说中盛行的主要原因是:它符合了编者与读者欲在作品中寻求“天理”的审美要求;其次它能让话本小说的结构更趋完整。而因果模式的负面效应则表现为:忙于交待前因后果的笔法有时使作品显得支离破碎;庸俗的报应思想也削弱了作品反映现实、批判现实的深度与力度;此外因果模式的固化使得唐传奇的改写完全失败。当然,随着话本创作面向现实的趋势的加强,作者的创作热情与读者的审美焦点,不再为因果模式所局限。因果模式这才逐渐被突破,而因果模式的瓦解,其实也意味着话本小说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文体,逐渐淡出了文学舞台。     

明清长篇白话小说发展规律简论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曾经指出,宋元话本的出现,“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这“一大变迁”至少包括下列两方面的含义:一,宋元话本小说开创了我国白话小说创作的新纪元;二,宋元话本小说为我国长篇小说的诞生奠定了基础。随着宋元白话小说的产生,明清长篇白话小说如雨后春笋,竞相脱颖而出,以其众多的数量和辉煌的成就奠定了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卓越地位。明清长篇白话小说的发展变化尽管纷纭复杂,但仍是有规律可寻的。纵观其演进轨迹,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以下三点重要规律。     

论《豆棚闲话》的叙事艺术

<豆棚闲话>在叙事艺术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首先,它从整体上打破了以往话本小说的叙事方法有不止一个叙述者和叙事者层次,采用了多种叙事视角;就是在叙述故事的时候,它也在内容、形式、主题等很多方面突破了以往话本小说的创作成规.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叙事手法上,<豆棚闲话>都是一部非常有特色的作品.     

话本小说结构体制演进之考察

入话、头回并非如传统所认为的那样 ,是话本小说结构的重要特征 ,具有入话、头回体例完整的早期话本小说并不多。冯梦龙始有意识强化入话、头回和正话之间的联系 ,奠定了话本小说的结构体制 ,但入话、头回的使用并不固定。凌初踵武其后 ,并重入话和头回 ,对头回的重视更甚于入话。《型世言》重入话、压缩头回 ,其故事性减弱 ,论理性增强 ,构思完整 ,主题明确 ,促进了话本小说文人化的进程。这种变化的产生与作者个性、创作观念、创作目的等因素密切相关。     

从创作主旨的改变看明清拟话本小说的式微

拟话本小说兴盛于明清之间,到清代康熙年间已经衰微,究其因为主要是作家创作主旨的改变而致.明末清初,作家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方法能结合话本小说的特征和时代精神,表现出"劝善"与"娱心"二者皆重之倾向;清初至康熙年间,则由于偏重"娱心"而开始呈现衰微之状;清中叶以后的拟话本作家则由于完全走向"劝善"之途,使作品失去了独创性与生命力而没落.     

论宋元小说的道德劝惩观念

虽然宋元志怪和传奇与话本有共同的时代背景 ,但前两种进一步张扬道德劝惩观念并以之为重要主题 ,而后者则少有劝惩 ,这在作者的写作动机、作品内容等方面都有所表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文言和通俗小说两种不同文体形式分别处于各自不同的发展阶段 ,有不同的作者和读者群体及传播方式 ,从而形成不同的创作思想。劝惩观念影响了宋元小说的艺术特点 ,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小说发展的一个侧面     

新时期现实主义小说的精神风貌

新时期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竞新求变，表现出鲜明的时代风貌：１．对生活本真状态的深刻揭示和作家主观世界的真诚表露，辐射出搏击现实的艺术勇气；２．反思精神成为作家的自觉追求，贯穿于新时期文学全过程；３．人道情思在反映对象、形象塑造和创作过程中的流注，使作品焕发出了令人感奋的主体人格力量和生命激情；４．创作思维、艺术功能的认识和艺术表现形式等表现出艺术观念的开放性。     

《第三代》基座的宏大展示——论《过去的年代》的悲剧色彩与艺术追求

肖军以长达20年的艰苦历程,创作了80万字的长篇小说《过去的年代》(原名《第三代》)。作品以近代社会复杂多变的转折时期为背景,热情歌颂了东北人民在苦难屈辱中表现出的充满悲剧色彩的抗争精神。作者在艺术上不懈追求为作品表现悲剧色彩增添了鲜明的艺术特色。     

明清小说作者的地域差异与科举及小说创作的关系

明清小说的作者和作品数量众多,绝大多数的小说作者都与科举存在联系。从地域的角度来讲,具有地域差异的明清科举,对众多的小说产生了一定影响,并成为影响作者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地区、各类科举身份的小说作者数量的不同,导致他们在小说创作类型的总体选择上存在不同,其中涉及的科举内容,也表现出赞同、讽刺等差异。     

余华小说创作中重复艺术的价值

余华小说中重复叙事艺术的运用是其小说创作的一个突出特征.重复的叙事艺术在他的小说中用的较多,也比较讲究.不断地重复使他的作品产生了不同寻常的艺术效果,叙事也有了鲜明的节奏和韵律.其文学价值在于,在简单与复杂的叙述突围中这一叙事手法大大提升了小说的艺术境界,在冷酷与温情中他为我们抒写了一种温情基调,在扬弃与重建中作者保持着他对艺术精神的一贯追求.余华用最简单的外在艺术形式来表现内在容量复杂的小说艺术世界,既推动了叙事的向前发展,又充分表明了他叙事艺术的日趋成熟.     

明清话本的文人创作与商业生态

明清话本的作者是文人,读者主要是市民,文人作家与市民读者各以自己的方式影响话本的创作.文人根据自己的思想感情与审美趣味对话本的功能、题材、体制、语言进行改造,市民则通过购买行为要求话本创作适应自己的欣赏趣味与阅读水平.     

话本小说中高僧坐化的理学隐喻

明清话本小说有诸多作品叙写了高僧坐化一事。与佛经叙述不同,话本小说所言及的高僧,在坐化后往往投胎转世,根据坐化时的心念,以新的生命形式重新出现。文学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建构行为,联系话本小说产生的理学时代语境不难发现,高僧坐化故事除诠释佛理外,还是心性理学的形象隐喻,在一定程度上其完成了对理学的肯定和传播。     

作者文人化及其对清代白话小说创作的影响

清代是白话长篇小说创作全面走向文人化的时代。作者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层次有了很大提高,且呈现出明显的专业化特质。小说创作模式由原来的“世代累积型”转变为文人独创。文人创作使作品的主体意识大大加强,小说的题材更广泛,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更深切,小说的艺术品位也得到根本性提升。     

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艺术演进的基本轨迹

<正> 长篇小说,是我国古代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一个门类。但它的演进线索远不象短篇小说那样单纯、清晰。在品种、类型上,它分为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世情等不同的流派、系统,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是单线独进而是多线并驱的。在艺术质量上,除世情小说外,其他流派、系统的作品都没有呈现出由低向高的发展趋势,而往往一个系统的最初的作品也就是它的顶峰。古代长篇小说创作史上的上述特点,给我们总结其艺术发展规律带来很大的困难。笔者认为:就长篇小说各个系统而言,虽然常有艺术质量的逆行、倒退现象,但若将长篇小说视作一个整体,则作为古代人民的精神产品之一,它理应体现出发展演进的规律。如果我们将审视的目光从各个系统转向长篇小说的整体,将各个时期各个系统的代表性作品按时间顺序排列在一条纵轴上,化复线为单线,则很能显示出艺术方法的发展变化,而且其整体趋势是由低级发展到高级的。本文就从这个角度抽绎出几个问题,探索古代长篇小说艺术演进的基本轨迹。     

文化精神和哲理意蕴的美学表达

小说创作要追求文化精神与哲理意蕴的美学表达,如果说小说的文化性,使小说创作得以深刻,那么小说的哲理性则使小说创作更具普遍性。小说创作或以深度见长,或以广度见长,或二者兼而有之,如果一篇小说的这两个方面都不具备,那肯定是不成功的作品。新时期来,我国小说创作的哲理性表达有着突出的范例:一是在自然风光的描摹中隐含哲理;二是在当代神话叙述中潜隐哲理;三是在深邃文化意念中展示哲理的因子。     

张恨水早期小说创作与佛教文化

中国现代文学与佛教文化关系密切,这不仅体现在对佛教语汇、意象和题材的汲取,也表现在对佛学精神的融会和对禅趣佛境的追求上。许多现代作家在其作品中都流露出浓厚的佛教意识,张恨水便是与佛教文化结下不解之缘的通俗小说作家。在其早期小说创作里,佛教文化不仅从叙事、人物形象等形式层面,也从精神层面渗透到张恨水小说的艺术世界,使其小说蕴含着较为深刻的文化内涵,获得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四大奇书与《红楼梦》中人物刻画的反讽艺术

反讽在西方小说中源远流长,而为中国传统小说所缺乏。直到明清长篇小说的创作,作家才开始较自觉地运用反讽艺术,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在四大奇书和《红楼梦》中,作家创造性地运用大量反讽手法,对中国小说艺术做出了卓越贡献。特别是人物刻画方面,反讽特色表现更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