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普斯、舍勒和施泰因论同感和同一感

“同感”和“同一感”构成了舍勒和施泰因同感现象学的基础。从利普斯所举的杂技演员的例子,施泰因用她自己的、基于“本原性和非本原性”之区分的同感概念驳斥了利普斯的“同感”概念,并由此创造性地区分了“同感”与“同一感”。这一区分极大地影响了舍勒,以致他修改并扩充了他有关同情的著作。尤其是,他将“同一感”作为第四种类型补充到交互主体的情感行为的分类之中。但通过细致的文本解读,舍勒的“同一感”概念完全不同于施泰因的“同一感”概念。在互动中,施泰因和舍勒在不同方向上成就了各自的理论。他们都在对“同感”和“同一感”概念的澄清中,展开了一门广义上的“同感现象学”或“交互主体性现象学”;同时,又由于他们各自对于相关概念的不同理解,最终他们也开展出不尽相同的局面。     

吴方言词语考辨

文章运用活的方言与文献材料互证的方法,对"和(和身)"、"做(做头)"、"累"、"哄"、"掩"等吴方言词语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辨,辨析了这些词语的意义和用法,考证了它们的本字或来源,分析了它们古今演变情况,纠正了一些学者的错误解释。     

近现代“文艺”概念在中国和日本的双程流传

“文艺”概念经历了一个从汉语到日语再返回汉语的传播过程。清末民初时期,其现代含义在日本确立之后影响了中国。在日本,中江兆民译《维氏美学》之后,“艺”的指涉逐步由“技艺”转变为“艺术”,广义“文艺”的含义也相应确立;20世纪初文学批评界对文学艺术属性的提倡催生了狭义上的“文艺”,并且与“文学”重合。在中国,杂志栏目与文艺理论的输入在两个维度上规定了狭义“文艺”的含义,白话文运动对“新文艺”的提倡普及了现代“文艺”的外延,“文艺”和“文学”的重叠也伴随着“文艺思潮”概念同步输入。      

论古代通俗小说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

从“双线文学”理论出发,五四先驱的文学革新主张已受到了古代“基层”通俗小说的成功经验的启迪。古代通俗小说首先以“言文合一”的语体特色,为五四先驱提供了作家应该“怎么写”的有益借鉴。其次是推动五四文坛树立了以小说为文学正宗之一的新观念,从而使小说成了改良人生的利器。最后在创作的思想寄托等问题上,也给了五四先驱以作家应该“写什么”的积极影响。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从“蓓蕾初放”到“烂漫极矣”——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历程

继两宋以后的词坛再盛始于明万历后期,止于清康熙二十年前后。在此期间,就词的“体格性分”的演进而言,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约自万历后期至崇祯年间,《诗余图谱》《啸余谱·诗余谱》以及其他词谱盛行于词坛,改变了入明后词失“法度”之弊而词学复明,词体体制意识趋向自觉,为词的中兴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石;约自明天启至清顺治年间,词坛开始突破以往唯《草堂》《花间》是从、唯婉约“正声”是尊的单一逼仄的局面,“变调”始行其道,给词坛吹入了一阵清健之风,初步构建了“正”“变”兼尊并举和众体兼备的多元格局;约自顺治末年至康熙二十年前后,这一多元格局得到了充分发展,尤其是各类“变调”得到了发扬光大,形成了强劲的态势,与各类风雅“正声”争奇斗艳,异彩纷呈,呈现出“正”“变”交相辉映的鼎盛景象。     

人生需要看开些

正多少热闹,都熬不过一个时间:有一天。有一天,炙手可热的,突然黯淡了;有一天,阿谀恃宠的,突然失势了;有一天,春风得意的,突然落魄了;有一天,一直前呼后拥的,突然冷清了;有一天,始终鞍前马后的,突然翻脸不认人了。人生多少热闹,都在有一天,成了烟云。     

初中生习作中的思想误区与对策

如何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广大语文教师。尽管近年来初中生习作水平有所提高,但有些问题依然突出,表现为"六多六少",即"模仿多了,原创少了;包装多了,内容少了;辞藻多了,深度少了;梦幻多了,真实少了;技巧多了,立意少了;空话多了,感悟少了"。     

浅析高校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从总体上界定了高校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构建了高校SPREET系统。对高校可持续发展内涵进行了数学描述,建立了解释高校可持续发展内涵的指标体系,并对以下六个指标构成进行了详细说明:学生状况;教职员工状况;教学状况;科研状况;经济发展;环境状况。     

公法与私法的维度考察及其理念分野

长期以来,学者们针对公法、私法的区分提出了众多理论,但无论哪一种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周延的问题。本文试通过对“公”与“私”两种领域的维度考察,在理念的高度探讨了公法与私法的分野问题。实际上,“公”是一个表征“公众”的概念,而“公众”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相应的,“私”是一个表征与“公众”相对应的私人领域的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主义逐步突破城邦和家庭的桎梏,才得以在私法中确立其最终价值。公法与私法维度的差异,决定了二者在价值上的不同取向,从而决定了二者的性格差异。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我国乡村治理探析

乡村居民之间普遍的信任、互惠规范和通过乡村组织所建立起来的致密的社会参与网络构成了乡村社会资本,它们既是乡村治理的基础,又是新农村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资源。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乡村大力培育社会资本,以提高乡村治理绩效、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基于旅游者视角的国家品牌权益测量模型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与国家间的激烈竞争引发了国家品牌构建的问题。国家品牌化的核心就是创建和提升国家品牌权益。目前学者对于国家品牌权益的研究多集中于有形产品,且相关的实证研究较少。旅游作为构建国家品牌效果最明显的一个要素,目前尚没有学者从国家作为旅游目的地的角度研究国家品牌权益。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首次以旅游目的地的视角研究国家品牌权益,探讨基于旅游者视角的国家品牌权益的内涵,并构建基于旅游者视角的国家品牌权益结构模型,最后通过实证研究对该理论模型进行检验。     

政治体系·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体系

本文通过对西方政治学中政治体系概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家观以及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体系概念的系统梳理和比较分析,指出无论是对国家抑或是对政治体系概念的分析都应从两个层面上来展开,一是国家或政治体系的本质,即国家或政治体系是一定阶级的专政,是统治阶级通过国家对社会实施领导和管理的政治权力或者国家权力,这主要表现在以国体和政体为核心的国家政治制度之上;二是国家或政治体系的实际运作过程,即国家政权在实践中的具体运作过程,这主要表现在政党、国家政权机关与社会团体的关系之上。长期以来,我们对前一个层面的问题已有十分充足的了解,而对后一个层面的问题则主要借鉴西方政治学的政治体系概念来进行阐释,其效果并不十分令人满意,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对国家或政治体系的实际运作过程进行考察的经典分析理论,长期以来被我们忽视了,或者说是被西方政治学的政治系统等分析理论遮蔽了。因此,在使用政治体系或国家的概念时,应注意它们不同层面的内在机理。     

乡村文化的秩序危机与价值重建--改革开放后乡村文化研究综述

乡村社会秩序体现的是一种文化秩序。同理,拯救乡村秩序的必要前提就是要重建乡村文化。由于以城市取向为中心的外来文化的冲击,各种思想和价值观念良莠并存,相互激荡,使道德领域出现了矛盾和冲突;乡村教育处于精神荒芜的境地,乡村文化越来越失去自信,而最终土崩瓦解。试图从乡村找到一种不受现代影响的,自足的、理想的文化只是一种乡愿,而坚持确保多元文化格局下的乡村文化的个性化和现代化发展的新的文化自觉的思想才是当今乡村文化秩序危机的拯救与价值重建中最重要的。     

乡村观念与农民投票偏好——一个北方农村的标本意义

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没有农村的民主，就没有全国的民主。投票作为农村民主最基本的形式，受到现行乡村观念的极大影响。试以一个北方典型的农业乡村为标本，探析乡村观念对农民投票偏好的影响。     

乡贤文化对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影响

作为植根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乡贤文化曾为文明的传承和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新时期,弘扬乡贤文化有助于涵育文明乡风、稳定农村社会、发展农村经济。在创新发展乡贤文化的过程中,全国各地均有建树。发挥乡贤文化作用的机制主要包括:重视乡贤文化研究、加强书香社会建设、吸引乡贤回归和重塑乡土精英等。     

“孝治”伦理的传承与开新——基于当代公共治理的分析

"孝治"伦理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重要特征,它是"家天下"社会政治背景下社会治理的价值追求与模式。在文化国情下,"孝治"伦理对于当代公共治理仍具有重要的资源性价值。然而,在当代社会背景下,"孝治天下"的思想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必然要面临自我扬弃与革故鼎新的使命。实现"孝治"伦理的转型,祛除"家天下"的私德性,赋予其公共伦理的价值指向,是"孝治"伦理成为当代公共治理中的"德治"形式的重要前提。     

论中国的国家定位

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必须在我国的对外战略中阐明。为此,围绕着中国是不是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和平崛起的大国、地区性大国、负责任的坚持和平发展的大国进行了讨论,认为应将中国定位为是一个负责任的坚持和平发展的大国。     

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对策

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金融资源长期净流出;农民贷款难极为普遍;农村金融机构功能不健全;金融产品和服务单一;农村金融市场竞争不充分;农业保险严重缺位。为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转变政府职能;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相互补充、竞争合作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建立农村信贷资金回流机制;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培育真正的合作金融组织;实现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功能互补;大力发展农业保险。     

文明可以兴邦——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德刑并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当前我国的治国方略,应当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德治的紧密结合.道德建设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社会成员,在治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的德治是完全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既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又继承和发扬了我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优良传统.实施"以德治国"不会影响"依法治国",也不会导向"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