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论抒情诗的核心问题

<正> 王夫之的诗论,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古代抒情诗歌,它探讨了抒情诗艺术的核心问题。王夫之说: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以称大家者,无意之诗十不得一二也。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若齐梁绮语,宋人抟合成句之出处(宋人论诗,字字求出处。)役心向彼掇索,而不恤已情之所自发,此之谓小家数,总在圈缋中求活计也.这段话,提出了“以意为主”这个命题。关于“意”的含义,研究者有不同的解释,     

“为一人一事” ──《骆驼祥子》情节结构浅析

《骆驼祥子》是老舍民主革命时期的代表作之一，是一部具有鲜明民族风格而又享有世界声誉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清代著名文学批评家李渔总结我国古代小说和戏剧创作的经验时，提出了“立主脑”的原则，他说：“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离合悲欢，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俱属衍文，原其初心，又止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骆驼祥子》正是创造性地运用了这种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一人一事”的“立主脑”的方法结构情节和描写人物的，有着鲜明的民…     

论严羽的审美理想与时代的关系

清代以来就有人说严羽的《沧浪诗话》“论诗虽归宗李、杜,……亦是王(维)、孟(浩然)家数”(黄宗羲《张心友诗序》),名为学盛唐,准李(白)、杜(甫),实则偏嗜王、孟冲淡空灵一派,故论诗唯在兴趣,于古人通讽喻、尽忠孝、因美刺、寓劝惩之本意全不理会”(许印芳《<沧浪诗话>跋》)。这些说法在当代学界中颇有影响,如敏     

也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一部唐代白话小说

《西游记》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小说,有关它的成书过程说法颇多,《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对于《西游记》研究意义重大。笔者从现存《取经诗话》文本入手,结合唐代说经、唐代白话小说及唐代有关宗教信仰等材料,认为《取经诗话》其实是一篇出自于民间艺人之手的充满民间文化色彩的唐人小说。     

“诗话”体裁的体式发端——释皎然《诗式》对诗学体裁的贡献

唐代诗学理论著作《诗式》 ,是中国古代“诗话”体裁的体式奠基之作 ,其体裁及理论意义有三方面 :第一 ,奠定了中国古代诗话体裁“断想式”、“语录式”的体裁特征 ;第二 ,奠定了诗话体乃至中国古代诗歌理论著作中“例说”的形式 ;第三 ,对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中的“竟境格调说”具有创建之功。     

中国诗歌学上的第一座丰碑——评钟嵘的诗歌理论

钟嵘的《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学专著,也是我国诗学史上第一座丰碑。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篇》中说:“《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这评价极为恰当。从表层看,《诗品》论述诗歌的基本观点是零乱的,但如果深入地加以研究,就会发现它含着相当完整的诗论体系。这个体系概而言之就是:以“吟咏情性”为核心,以生活感受为基础。以赋比兴为手段。以“风力”、“丹采”的高度统一为准     

《姜斋诗话》:《人间词话》的先声

王夫之的思想博大精深 ,见之于文论方面 ,最重要的便是《姜斋诗话》 ;王国维之论文学 ,为世人所推崇 ,典范之作自然要算《人间词话》。船山论诗拈出意象 ,观堂说词标举境界 ,说法虽然不一 ,然而细加探究 ,即可看出二者的联系。本文即从二人论诗境、妙悟、诗法观点的一致性来阐释二者的传承关系。一、诗歌意境诗境是《姜斋诗话》与《人间词话》所论述的核心问题 ,前者论意与象 ,后者论境界 ,但二者都从诗中的情景谈起 ,其中不无关联。王夫之以为诗以“意”为主 ,强调情景的一致性 ;王国维则从“境”入手 ,主张诗中情景的自然融合。说情景一致…     

王引之注《左传》一失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季孙之爱我,疾疢也,孟孙之爱我,药石也。美疢不如恶石。夫石犹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王引之曰:“药石,谓疗疾之石,专指一物言之。非分药与石为二物,故下文云‘美疢不如恶石’,又云:‘石犹生我’也。……《大雅·板篇》:‘不可救药’,《韩诗外传》‘药’作‘疗’”。今按:王氏说误。药石为古人治病两种主要手段。药指汤剂丸散之类,石指针砭之属。“药石”与“疾疢”相对,同为并列结构。若谓药石为“疗疾之石”,则“疾疢”岂不成为“致疾之疢”乎?如此说法,     

汉儒诗学的继承和发展——再论张戒的《岁寒堂诗话》

南宋人张戒的《岁寒堂诗话》,清代人有很高的评价。潘德舆把它与严羽的《沧浪诗话》、姜夔的《白石诗说》并列,誉之力宋代诗话的三足(《养一斋诗话》)。张宗泰说它“远出诸家评诗者之上”(《鲁岩所学集·跋〈岁寒堂诗话〉》)。《岁寒堂诗话》自成体系,不仅由于在内容上侧重理论探讨和评议诗人、诗作,突破了“似资闲谈”(《六一诗话》)     

我国文言诗话与白话诗话的肇始

我国文言《诗话》源自欧阳修是有道理的。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诗话》渊源是钟嵘的《诗品》却可商榷。《诗品》按他的说法是“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与《四库提要》说《诗品》的“第作者甲乙而朔厥师承”都不同于宋人《诗话》的本源。诗话记事以资闲谈,比较放纵、漫杂,旷逸。欧阳修自己在《诗话》自序中也说:“居士退居汝阳,而集以资闲谈也”重在漫谈,不拘定格。《四     

读杜小得

杜诗的“化腐朽为神奇”、“语不惊人死不休” ,究其原因乃源于诗人作诗之初态度上的真。正因杜甫能够设身处地、极切极真地去感受外物 ,其诗作才会超拔于他人之上。杜诗构造布局灵动多变 ,其诗形式与内容能各尽其美而又结合紧密。原因如王夫之所言“意犹帅也 ,无帅之兵 ,谓之乌合” ,杜诗能以“意”统摄全篇 ,并决定结构的起呈转合 ,灵动多变。     

试析曹植诗的写“意”功夫

<正> 历代人们对建安文学的评价是很高的,“建安风骨”已成为多少年来诗人创作要求达到的标的。钟嵘《诗品序》提出“建安风力”问题;李白《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高度推崇了“建安风骨”;陈子昂《修竹篇诗序》叹惜“建安风骨”没有继续下来。 所谓“建安风骨”是什么呢?我认为它指的是建安文人用现实主义的笔触来写“意”(“意”指情思)这一点。历代文人主张吟诵诗歌必须以“意”为主。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诗贵写意。”王夫之《斋诗话》:“烟云水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袁枚《续诗品》:“意是主人辞如奴隶。”施闰章《蠖斋诗话》:     

《说苑校证》校补(四)

颜浊趋进谏曰 :“君乐治海上 ,不乐治国 ,而六月不归 ,彼傥有治国者 ,君且安得乐此海也 ?”(正谏篇　Ｐ2 0 7)按 :下“治“字盖涉上文而误 ,作“治”非其指矣。《韩非子·十过篇》作“奈臣有图国者何 ?君虽乐之将安得 ?”可据校改下“治”为“图”。虎豹为猛 ,人尚食其肉、席其皮。 (敬慎篇　Ｐ2 64 )按 :《意林》引作“虎豹虽猛 ,人食其肉。”为犹虽也 ,推拓之词 ,《意林》以意改之耳。王叔岷《古书虚字新义》“为犹虽也。《庄子·知北游篇》‘六合为巨 ,未离其内 ;秋毫为小 ,待之成体。’两为字并与虽同义。《楚辞·七谏》洪兴祖补注引下…     

论诗话“闲谈”性与“零乱”性的真正意义──以《六一诗话》为例

不少学者以中国古代诗话之“闲谈”性与“零乱”性而鄙薄之。而以《六一诗话》为代表的中国诗话为我们提供的答案却并非如此。所谓“闲谈”并不是指创作态度的随意,而主要是标举一种新的诗文品评方式;而所谓“零乱”,也不是说作者思维混乱,缺乏逻辑,而是作者“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创作境界与人生境界的表现。     

《采薇》并非“以哀景写乐”

清代王夫之在《(?)斋诗话》中有一段脍炙人口的话:“‘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王夫之“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说,无疑是充满辩证法的艺术理论。然而他截取《采薇》“昔我往矣”四句为之例证,则似有以己意加之古人之弊。试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我们如果不断章取义的话,很容易理解在这浑然一体的八句诗中,“雨雪霏霏”与“行道迟迟,载渴载饥”都是构成“今我来思”的背景,而这背景又显然是“我心伤悲,莫知我哀”的必要铺垫。     

说"伧气"——从一个角度谈翁方纲的诗论与创作

清代学者翁方纲的《石洲诗话》以编排严谨、评点精当著称。除人们所熟知的“肌理”说外,《诗话》更提倡雅正的诗风,批评了孟郊、陈与义、杨万里等人诗作中暴露的粗鄙、狂悖之气,表达出当时正统诗人的审美观。而对照翁方纲本人的《复初斋诗集》,读者不难发现其中也收入多篇带有“伧气”的作品。这种批评与创作的自相矛盾,说明理论方面的指导难以根除诗歌写作中的败笔,诗的品格更多地与诗人本身的气质有关。     

论李贺诗歌独特之“理”

在中唐众星璀灿的诗坛上,天才而短命的李贺以其瑰奇诡异“虚荒诞幻”的诗作卓然独立,大放异彩.然自晚唐诗人杜牧那句“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的评语一出,长期以来,在我国诗评界,李贺诗歌“少理”便成为大家的“共识”.如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说:“元、白、张籍以意为主,而失于少文;贺以调为主,而失于少理”.王礼锡先生也说;“他的‘怪’的修辞法有时几乎超出了情理之外,所以招‘稍加以理,可以奴仆命《骚》’之讥”.刘开杨先生则说:“余以为长吉诗多佳句,然短于篇法,……     

丽藻片谈

我们的文学理论批评,在语言方面比较地强调朴素,不太重视丽藻。这情况,跟古代文论家们的某些说法有关。比如,老子说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孔子说的“辞达而已矣”,“绘事后素”;杜牧说的“辞愈朴而文愈高”;袁宏道说的“古之为文者,刊华而求质”,“夫质犹面也,以为不华而饰之朱粉,姘者必减,媸者必增也”,等等,都是我们强调语言必须朴素、不可华丽时常常引用的话。因此,为了正确对待文学的语言,考察一下古代文论家们有关丽藻的一些论述,是有意义的。在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反对丽藻、崇尚质朴的论述较多,有时甚至发展到用行政力量达到这一目的的程度。比如隋朝,据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载:     

论明代诗话

诗话崛起于宋,徘徊衰落于元,至明代而复兴,出现了第二个诗话创作高潮.据《中国丛书综录》,明人诗话之作,以“诗话”名书者凡十七部,未名“诗话”而实属诗话之体者凡三十一部,合计著录为48部.据本人所编纂的《中国历代诗话书目》所载,明代诗话已知见书目多达一百七十余部,其中以“诗话”名书者凡48部(含诗话集),未名之“诗话”的论诗之作凡130余部;而据台湾大学博士生连文萍说已收明诗话二百部之多.今杭州大学周维德编纂有《全明诗话》丛书.系继郭绍虞先生之后诗话整理的补阙之作.所以,从其数量来看,明代诗话并不亚于宋代诗话.然而,明代诗话又产生于朱明王朝所特有的社会环境和文学思潮之中,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印记,因而具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和艺术个性.     

读《齐民要术》札記

《种谷》第三:“《吕氏春秋》曰:苗其弱也欲孤,其长也欲相与俱,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为族乃多粟,吾苗有行故速长,弱不相害故速大。”原文乃韵文,孤、俱、扶为韵,族、粟为韵,行、长为韵,害、大为韵。文中之吾字当讀为芽,古字同音假借,《管子·海王》篇有“诸君吾子”,吾子犹言牙子,今山东方言犹谓小男小女曰小孩牙子。《海王》篇谓“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注:“吾子谓小男小女也”。注说是。吾子与大男大女并举,明其是小男小女也。原文层次明晰,“三以为族乃多粟”,族字讀如尔疋释木“木族生为灌”之族,言下种亦言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