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的历史变迁与演进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

民事诉讼调解政策对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建构目标与运行方向具有决定性的指引作用,深度认知我国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的历史变迁与演进逻辑是民事诉讼调解研究的重要论题。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经历了“调解为主”“着重调解”“自愿合法调解”“调判结合”“调解优先,调判结合”“调判结合”六个历史时期。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的演进深受民事司法制度与社会整合机制构成的制度结构的影响,民事司法制度改革调整了民事诉讼调解制度适用空间,社会整合机制转型改变了民事诉讼调解解纷资源配置方式。同时,受政策调整成本、学习效应、协同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的影响,民事诉讼调解政策演进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此外,社会矛盾纠纷状况变化带来的外部环境压力变化、党和法院不同时期工作目标的转换以及司法理念更替构成了民事诉讼调解政策演进的动力机制。     

论发展我国民营经济的制度变迁需求

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发展民营经济与制度安排之间的内在联系 ,可知当前发展我国民营经济的主要“绊脚石”是制度性的原因。因此 ,制度性的缺失是发展我国民营经济最主要的、最根本的、有长期影响力的主要障碍。为提高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水平 ,促进市场长期稳定和发展 ,降低民营企业的交易费用 ,必须进行制度变迁。     

结构性嵌入:下派干部扶贫的制度演进与实践逻辑——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扶贫实践为例

当前对扶贫干部问题的研究多聚焦于村庄截面,未考虑对基层政府的嵌入及其关系互动。文章基于凉山扶贫实践和政策分析提出:下派干部扶贫制度变迁是由单维嵌入向结构性嵌入的演进。国家通过建构定点扶贫("条-块")、对口帮扶("块-块")、综合帮扶("面-块")等扶贫模式以及挂职扶贫、驻村扶贫、包联式扶贫等实践机制,实现了扶贫力量在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中的"反科层制"嵌入。嵌入性机制与本土结构的耦合协同,缓解了压力型体制与治理有效性之间的张力,促进了基层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社会整合和文明建设,但也会诱致权力惰性替代、村庄自治性消解、村民自主性弱化等负效应。同时,囿于制度和技术层面的条件制约,嵌入性机制还面临协调困境、责任困境和效率困境。后精准扶贫时期,应结合国家战略衔接,推动下派干部扶贫制度创新;结合系统协同性,推动下派干部扶贫体系机制优化;结合贫困治理"在地化","寓扶于育",推进"本地人的建设"。     

社会主义在中国发生的历史与逻辑起点及演进过程

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100多年来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从20世纪初中国先进分子对社会主义的选择,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再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是社会主义在中国被实践、被认知并不断演进的逻辑过程。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代,梳理这一过程,探讨其规律,对于人们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加速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历史演进与启示

土地制度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主要突破口。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关注着农民利益,文章通过对1921年至今近八十多年的党关于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历史演进的回顾认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经历两大阶段：1921年-1978年,具体分为建国前和建国后两个时期;1978年—至今,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种新的农地制度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经历了两大历史时期：即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期（1978--1993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期（1993年一至今）。得出的重要启示是土地制度至关重要：土地制度的一波三折,其核心在于界定土地的产权,而关键是公有还是私有的矛盾;土地制度的变迁,必须要使制度内的农民受益。才能从根本上促进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政府在农村的土地制度变迁中,担负重要的角色;应当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加以创新。     

商会:助推中国民营经济成长的组织制度安排

中国民营经济经历了巨大发展,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在民营经济发展和中国制度变迁路径中,商会在其中的影响已日见深刻。商会治理的存在和兴起是企业适应市场变化、自身发展阶段提升的需要,是有其必然性的;因此商会的兴起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组织制度安排,为民营经济的成长起了助推的作用:它搭建了民营企业合作的平台与机制,建立了行业第三方治理。     

城市信用社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优势与制度困境--以台州路桥区城市信用社为例

本文以浙江台州路桥为例,分析了城市信用社与民营经济发展的互动机制及两者协调发展的重要性,探讨了有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新的金融制度与金融格局.认为走出当前民营经济融资困境和城市信用社发展困境的出路在于国有银行股份化及城市信用社与城市商业银行民营化.     

地方企业集群制度变迁的演化论解释——以浙江模式为例

从“社会—经济人”假设出发,以哈耶克的社会秩序为基础,结合格兰诺维特的弱嵌入性概念、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可形成一个地方企业集群制度变迁的演化论分析框架。文章认为,中心边缘处自由市民群体的形成,是浙江模式起源的成因;中国传统社会差序格局中,以家为中心的血亲关系是强关系,家以外熟人社会圈中的义务—期望关系则是弱关系,人际关系的强与弱,在地方企业集群形成中,则逆转换为强集群和弱企业。     

新中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与政策启示——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的考察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的变迁愈发受到学界关注。历史制度主义为探寻新中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的变迁逻辑和趋向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新中国成立以来,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的发展历经“两方分管”“三方分管”“公安机关统一负责”三个阶段。在动力结构上,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宏观制度结构框定了体制变迁的基本方向,决策者的理性选择以及公安、交通等部门间的竞争决定着体制变迁的具体路径。变迁过程具有基于体制路径依赖的渐进式变迁逻辑和在“关键节点”对渐进变迁成果进行制度定型的演进逻辑。当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呈现出协同治理的趋向,需要通过平衡利益关系、采取渐进策略、把握“关键节点”来克服阻力,从而推动体制的变革。     

党的自我革命实践演进与历史经验探析 ——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视角

自我革命是党的鲜明品格、革命精神和政治优势。其理论逻辑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批判"的"扬弃"本质属性;其历史逻辑是党以人民立场为价值旨归的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动态历史过程;党的自我革命经验对于推进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意义。     

民营经济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基于清末至民国的近代经济史考察

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存在互动关系。民营经济发展具有正当性,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作为制度供给者的国家压抑民营经济发展会导致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强力反弹甚至引发政权更迭。辛亥革命、南京政府崛起、国民党在大陆统治崩溃三次制度变迁的背后,民营经济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以史为鉴、尊重规律,还原民营经济发展的正当性,破除制度约束,引导民营经济发挥良好社会作用。     

戊戌变法与中国近代的政治制度变迁——以历史制度主义为研究视角

在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视角中,制度替换往往发生于旧制度危机日益严重并将发生崩溃的"临界点"时期,决定政治走向的行动集团如果把握了行动的主导权,就可能在制度变迁中成功实现制度创新。1898年的戊戌变法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来突破中国封建王朝路径依赖的惰性,把中国带入民主宪政的轨道。从新制度主义视角分析,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集团是晚清政治舞台上势力很弱的政治集团,其先天不足的因素包括组织涣散、意识形态凝聚力与整合力不足、改革所需的资源匮乏以及臣民文化对变法的阻滞等,这些都决定了戊戌变法不可能完成近代中国制度创新这一伟大历史使命。     

目标、效率与制度选择——以中国农地制度变迁为例

任何制度安排都有其特定的目标,离开制度目标讨论制度效率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能够有效实现其制度目标的制度安排才是有效率的。制度所內含的对生产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的激励兼容决定着制度效率。人民公社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尽管都能够基本实现其制度目标,但二者均存在效率损失。制度环境的变化与制度目标的转换,意味着土地集体所有、农户家庭承包、农业多元经营应该成为基本的制度安排。     

论诺思方法与马克思方法的互补性——思考中国转轨阶段的制度分析方法

马克思方法是本质分析、系统分析、趋势分析、宏观分析;诺思方法是对马克思方法的补充,诺思的方法是特殊性分析、非正式制度分析、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关系分析、制度主体学习能力分析。只有将马克思方法与诺思方法结合,才能真正形成有效的制度分析方法。     

社会历史语境对话多重制度逻辑：一个制度变迁的机理探析——以农地产权“三权分置”为例

制度环境包含不同行动者的行为逻辑,制度变迁的机理则可视为既有制度在社会历史语境变迁中形成多重制度逻辑交织的影响。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制度体系的缩影,也是理解国家治理如何不断现代化的切口。本研究吸收历史制度主义的基本观点,以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为例,分析国家进程中若干阶段历史语境变换下的制度功能和结构变换,以呈现这一具体领域下制度与人的互动逻辑。通过对农地制度变迁的分析,发现历史制度主义所强调的制度情境概念应用于我国国家制度变革分析时,可以以不同历史时期的行动者互动作为制度情境的具体诠释。     

论地方政府管理体制创新——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思考

在分析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的基础上,我们要探讨造成这些差异的区域性原因,提出地方政府进行管理模式创新的必要性,并重点就其途径、方法等问题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     

制度起源的综合解释框架——以人民公社制度为例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三种主要流派试图各自抽象出一个关于制度的起源的普适性解释,但都仅具有有限的解释力。人民公社制度起源的经验证明了一种制度起源综合观点的存在:获利机会是制度创设的经济动因,权力对比决定制度变革的机会和方式,文化阐释是增强未来制度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西部经济增长与发展:来自制度——结构主义的解释——以陕西省为例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30年,西部经济快速增长,但同时也出现了快增长与慢发展相背离的矛盾.虽然传统结构主义能够较好地解释了增长与结构的关系,但是却无法合理解释结构演进产生的增长与发展的矛盾.基于此,本文陕西省为例,采用制度一结构演进的方法分析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系.本文认为制度决定和影响着产业结构演进的方向和方式,从而产生了其经济效果差别--经济增长和发展.所以,西部要实现包括收入平等、资源节约,生态环保内容在内的发展,就必须在制度演进的基础上推进结构的调整.     

中国特殊儿童教育政策变迁与支持路径——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殊儿童教育政策经历了四个变迁阶段:政策复苏阶段、规范发展阶段、繁荣发展阶段和制度转型阶段。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进行研究发现,现阶段,中国特殊教育政策的变迁依然以国家主导为主,呈现路径依赖较为明显之特征。为此,文章提出了具体的支持路径:政策目标的转向、政策制度的优化与教师专业发展的保障。     

后发展经济体治理模式的演进与经济发展——以韩国、台湾经济发展为例

韩国、台湾作为后发展经济体,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东亚奇迹"中,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用短短的五十年的时间就彻底摆脱了贫困落后的面貌,一举跨入发达国家(地区)经济体行列。本文从国家(地区)治理的视角切入,构建了一个具备普遍意义的国家(地区)治理模式演进优化模型,基于该模型对韩国、台湾经济发展的原因作出分析,结论是国家(地区)治理模式与经济发展存在着互为累积性的因果关系,可以说,韩国、台湾的成功便在于治理模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