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抒情小说三种纯情主人公的塑造

郁达夫、沈从文和孙犁是中国现代抒情小说在三个不同时期的作家,他们分别塑造了自叙者、神美者和抗战者三种纯情主人公,这三种纯情主人公各自具有不同的审美内涵。我们试图从人物审美内涵、人物原型、叙事方式和人物形象的美感形态四方面比较三位作家是如何塑造这三种不同的人物形象。     

《铸剑》的人物形象解析

在《铸剑》中,从眉间尺到眉间尺的父亲再到黑衣人,这三个人物的复仇精神呈现出逐步深化的现象,也可以说这三个人物的复仇精神呈现出三个梯次,他们反映的是同一主体的不同阶段。借助他们,鲁迅既回答了现实问题,也抒发了自己的情怀。     

本我、自我和超我的斗争——浅析《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的主要人物

王尔德在其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中主要描写了三个人物,他们分别是亨利爵士、道林和贝西尔。论文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学说出发,分析这三个人物,提出他们分别是本我、自我和超我的象征,并探讨了其中与作者的密切联系。     

传统与革新──简析现代派小说中的传统因素

在传统小说中,人物、情节、环境,向来被视为小说的三个基本要素。小说写作或理论家评论,莫不围绕这三点进行。人物是小说的主角。这来自文学是人学这一古老命题。作为文学的一种,小说当然首先要表现的是人,人物的命运,刻划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表现人类对自身成长的关注和追寻。离开了人物的小说,在传统小说中是不存在的。情节,则是人物在小说中的行动（这比我们仅把它理解为故事框架好）。这同样是个古老的命题。二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诗学》提出的“悲剧六成分”中,把情节放在第一位。他说：“人的幸福与不幸均体现在行动…     

论伍尔夫《公爵夫人与珠宝商》的艺术手法

通过对<公爵夫人与珠宝商>的文本分析,从意识流这一侧面揭示了小说创作的三个特点:一是以人物的回忆、印象、想象来展示人物的意识流动;二是以有限的时空、人物创造较为广阔的时空疆域和人物的内心世界;三是小说集中描写了主人公一个人的意识活动.作品成功的关键在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巧妙结合.     

《巴黎圣母院》中的美与丑评析

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通过爱斯梅拉达、加罗德、卡西莫多三个主要人物的美丑对照,突出了雨果人道主义的理想,也使得小说充满浪漫主义色彩。本文从分析三个主要人物形象的美与丑入手,着重剖析了这三个人物的美丑对比,同时指出雨果人道主义的进步性和局限性。     

迪安·莫里亚蒂：“垮掉派”热派的一种生活方式——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作品赏析

杰克·凯鲁亚克是美国＂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他在自传体小说《在路上》中,以尼尔·卡萨迪为原型,成功地塑造了迪安·莫里亚蒂这个＂垮掉派＂热派的代表人物以及他所代表的那种生活方式。本文从内容简介、作品主题、人物分析三个方面加以探讨,有助于加深读者对《在路上》一书的理解。     

论史湘云的赤子美

赤子是《红楼梦》高扬的人物审美理想，这一审美理想在借鉴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并有新的拓展。本文从情、趣、韵三个层面分析比较了湘云与宝钗、黛玉的审美个性，认为史湘云是作者理想赤子的代表人物。     

人性与希望——《第七个十字架》中“恩斯特·瓦劳”和 “牧羊人恩斯特”的角色功能分析

在文学作品中,一些所谓的次要人物往往被读者忽视。其实,他们在侧面衬托、渲染气氛、衔接并推动情节发展等各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从这个观点出发,主要对《第七个十字架》中的两个小人物“恩斯特·瓦劳”和“牧羊人恩斯特”进行了角色功能分析。作者安娜·西格斯借助这两个小人物强调了人性,表达了自己政治的、历史的希望。他们与其他人物一起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第三帝国的现实。由此指出,这两个人物虽小但不可或缺,他们是这部小说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美英短篇小说发展的三个阶段

美英短篇小说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主要代表人物有霍桑、爱伦·坡等,这一时期以童话和神话为创作基础。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上半叶,短篇小说转向描写普通事件或日常生活。第三个阶段为本世纪50年代以后,短篇小说的特点是梦幻与现实相结合,故事的情节被截短、歪曲,隐喻和象征纠缠在一块。这三个阶段各有特色,同时又相互联系。     

彝族"海菜腔"源流初探

石屏彝族“海菜腔”是从异龙湖中的海菜而得名的。因它产生于彝族青年男女特有的民俗———“吃火草烟”活动,因此,旧时被称之为“草曲”。明朝初期,江西弋阳腔传到滇南,再与石屏彝族的“草曲”相结合,并冠以“海菜腔”这一美名。海菜腔在“吃火草烟”这一习俗中被长期保存了下来,在这一习俗中所唱的民歌,也得到了广为传播,创造、发展。海菜腔是彝汉合璧的结晶。     

论“繁漪”与“曹七巧”自我否定彻底性差异之原因

曹禺、张爱玲是中国文坛上两个具有标志性的人物,他们笔下创作的人物形象也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这其中两个突出的女性人物形象“繁漪”、“曹七巧”在具有共性的同时,又有各自不同的个性。文章从两个经典女性人物的自我否定彻底性差异入手,就曹禺、张爱玲在塑造人物时,赋予人物主体痛苦承受的差异以及两人在生存背景差异下造成的女性认知差异两个方面,论述了“繁漪”、“曹七巧”自我否定彻底性差异的原因。     

在绝望中寻求解放——对“我”和蘩漪的女性解读

美国19世纪女性作家夏洛蒂.珀金斯.吉尔曼的小说《黄色墙纸》与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曹禺的《雷雨》都塑造了遭到父权制家庭残酷压制的“疯女人”形象——“我”与蘩漪。作品中两个“疯女人”不约而同地以疯癫的形式反抗男权中心话语体系,宣讲了在这个“他者”社会中女性的自我主体意识,遗憾的是她们最终都没有突破男性自我的“他者”界定。     

《题红楼梦》写作抄寄时间及序中"先人"歧义论析

明义生于乾隆十年.明义<题红楼梦>七绝20首的写作时间,在乾隆二十五年.袁枚误解了明义<题红楼梦>序中"先人"之义,误以为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明义誊抄<题红楼梦>寄给袁枚的时间,在乾隆三十一年."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是明义与尹似村讨论的结论.     

魏明帝与司马懿关系考论--兼及魏明帝朝的政治

司马懿是魏文帝临终前委任的四位辅政大臣之一。魏明帝即位后,将司马懿从朝中派往荆州御敌,后委以方任,这样他不再能直接参与朝中事务。曹真病逝前,魏明帝将司马懿调到西线抵御诸葛亮的北伐。公孙渊拥兵反叛后,魏明帝又派司马懿远征辽东,并对司马懿统兵作战表现出相当的信任。魏明帝临终前委任的辅政大臣中本来没有司马懿,说明他对后者在政治上并不完全信任,但病中的他后来听信刘放、孙资的话,最终让司马懿与曹爽一同辅政。在魏明帝朝中,陈群与陈矫掌握实权并得到皇帝的信任,而他们对司马懿的态度耐人寻味。总体说来,魏明帝对司马懿可谓能用之于外而不会亲近之。至于司马懿对魏明帝的态度,可说是“饰忠于已诈之心”,并通过在外尽力国事以逐步巩固自己的声望。     

唐宗室姑臧房世系校补

姑臧房是唐代皇室的远支,学界对其韶支系的校补集中在蒨之支系和行之支系,但有所缺漏,可据最新出土墓志资料加以增补：蓓之支系的义璹、义琛、义璋、义珙、义瑛、义琰、义琏各房均可补入子孙姓名及所任职官,行之支系的补入工作则主要集中在亨房和童房;姑臧房虔支系的校补工作在其子喚、晧、晓三人子孙中进行,喚支系的裒房、晧支系的仕操房、晓支系的玄运房、玄父房、玄挺房均可补入子孙姓名及职官.     

从接受美学的维度看影视剧中曹操形象的塑造

中国史传文学发达,历史人物常常成为文学、戏曲等艺术描绘的对象。由于受不同时代的历史氛围、审美思想、道德评判、个性创作等因素的影响,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很难做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统一,往往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这给当代影视改编带来很大困惑。尤其像曹操这样的历史人物,其历史形象和艺术形象呈现不同向度的矛盾,历来存在争议,在影视创作时,影视作者对其影视形象的定位就非常困难。《三国》题材的影视作品多达百部,大多直接或间接描写曹操这一人物,其影视形象也呈现出丰富、复杂、矛盾的面貌。从接受美学的维度看,曹操影视形象的塑造,正是影视编剧、导演、演员对其历史形象和艺术形象的接受。     

曹禺悲剧艺术论

自从曹禺“出山”之后 ,中国话剧才开始成为真正的戏剧艺术 ,才开始具备自己鲜明的悲剧蕴涵、民族特色和突出的国际意义。作为中国话剧的核心人物 ,曹禺是民族话剧的辉煌和骄傲 ,更是将中国现代悲剧写得最为精彩绝伦、表现得较为深刻广博的大师级人物。从悲剧艺术方面来研究曹禺 ,也许更能够切合其创作的实际 ,捕捉其不朽的灵光     

哲学诠释学视域下的中国古代易学

中国古代易学就其诠释特色而言,可以分“筮术”易学、“道术”易学、“象数”易学、“图数”易学和“无言”易学。五种诠释特色下的易学,形式上表现为“此消彼长”的不同学派,本质上却充分彰显了中国古代哲人对世界认识的深刻性,以及由此深刻性带来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巨大潜力。易学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对于它的诠释,曾经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作出过突出的贡献,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发掘传统易学的时代内涵,构建新的易学诠释体系,必将为当代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试论彝学与中华学的关系

彝学是认识彝族,认识自然和认识社会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彝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彝学自然是中华学整体中的一个局部。彝学与中华学的关系就是局部与整体互相关联,缺一不可,并互相促进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