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吕祖谦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研究

吕祖谦作为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同时又是优秀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者,关于他的研究可以方便人们更好地理解南宋时期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变化。通过选取最能反映吕祖谦档案文献编纂特色的若干实践成果作为研究对象,具体剖析了他创新编纂体例、独特选材视角、探究史料细节、采择文献完备等独具特色的档案文献编纂方法,揭示出吕祖谦在编纂文献汇编时包含的经世致用观念及其背后所隐含的心态。     

蒙古历史编纂学中的汉文化因素

汉族的历史编纂学有着悠久的历史。蒙古人将他们从汉族人那里学到的文化应用到自己的创作之中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翻译写作风格。蒙古编年史编纂中的汉族历史编纂学因素体现在资料的借用和编纂方法两个方面。这也是蒙、汉两个民族在文化上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历史佐证之一。     

浅议近十年档案文献编纂学科的研究特点

档案文献编纂学是档案学的重要组成学科,是直接发挥社会效益的学科之一,对于充分实现档案价值、有效提高档案学的地位具有重要作用。讨论近十年档案文献编纂学科的研究特点,能够理清档案学的研究脉络,同时发现其中的不足,对于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民族历史的权力:19-20世纪欧洲的民族历史编纂

民族主义发端于中世纪欧洲.民族归属感的比喻可回溯到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现代民族与前现代时期的民族截然不同.18世纪后半叶,制度化和职业化的历史研究出现,科学的历史学兴起.历史学家成为民族叙述发展的重要因素.19世纪,浪漫主义的民族历史编纂学在欧洲各地崛起.语言、历史和文化被用来论证民族的特殊性.1850-1950年,民族历史编纂是欧洲历史编纂的主导形式.历史学家排斥或调和宗教、阶级和种族因素对民族历史的侵蚀,维护民族叙述的统一性.二战中的战争、占领与大屠杀导致欧洲各国的民族历史经历重新审视.战后,历史编纂学日益多元化,各种思潮不断考验民族历史框架,把认同与历史重新民族化的尝试随之产生.21世纪初,欧洲历史学家期待欧洲化、全球化的历史编纂,但民族的历史编纂框架仍然具有活力.     

王鸣盛历史编纂学思想刍议

历史编纂学是我国传统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又为我国古代学术文化之大总结时期,探讨此时学者有关历史编纂学方面的议论,必将有助于我国传统史学思想之开掘。本文主要围绕王鸣盛关于作史的必备原则、史书的体裁选择以及修史的具体操作等方面的评论,对其历史编纂学思想进行探寻和勾勒。     

《旧唐书》的编纂特色与历史地位

《旧唐书》是中国古代史学名著之一.长期以来,学界多肯定其史料价值,而指斥其编纂的粗糙.实质上,《旧唐书》历三朝史馆而撰成,已脱离国史、实录的史料形态而成为第一部专门记载唐朝盛衰转变的专著.尤其是,《旧唐书》深层次解读了藩镇割据、宦官专政与唐朝兴亡的关系,多重维度反映了唐代社会生活的面貌,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新趋势,呈现了唐朝与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这些编纂成就实已超越单纯的史料价值而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因而有必要对《旧唐书》的史学价值与历史地位,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重新予以估量,这对于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深入,大有裨益.     

从档案文献编纂看中国档案文化的若干特点

档案文献编纂是中国档案文化的组成部分和典型体现。它透视出中国档案文化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档案文献编纂的选题表明档案文化是一种“官方文化” ;档案文献编纂的从事主体表明档案文化是一种“精英文化” ;档案文献编纂的历史文化进程表明档案文化是一种有着强劲再生能力的“元典文化”。对档案、档案工作以及档案文化事业产生了不同的作用和影响。     

白族古代文字档案史料研究

白族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那些反映白族社会实践活动的白文历史记录就是白文档案史料。本文运用档案学的基本原理 ,全面探讨了现存白文档案史料的构成和价值等问题 ,以期更好地抢救、保护这一珍贵的民族历史文化遗产 ,并对少数民族档案学的建立和完善有所裨益。     

略论档案馆应当进行历史研究

档案馆进行历史研究,指的是档案馆依靠和运用有关历史知识为保证做好档案馆各项业务工作(如档案的收集、整理、编目、鉴定、档案文献的编纂和公布等)进行必要的研究,以及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组织力量利用馆藏档案作为主要史料来源,写出有关论文、专著等。档案馆应否进行历史研究,怎样进行研究?这个问题,近年来曾在档案学界和历史学     

清初历史编纂学的时代特点和创新价值

清初历史编纂学成就卓著,不仅在当代史记载、学术史撰著、旧史补作等诸多领域,为后世保存了大量丰厚的历史资料,而且呈现出异于前代的鲜明时代特点,主要表现为强烈的反思和批判精神,深厚的历史意识和民族思想,并在历史编纂体例和方法上取得了重要创新,对后世具有重要启发价值.     

白寿彝先生论历史编纂的创新

白寿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一生为倡导建立历史编纂学学科倾注了大量心血.在20世纪60年代,白先生首次提出历史编纂学是一份重要的"史学遗产"的观点,倡导对传统史学的编纂思想、编纂理论和编纂方法进行发掘、分析和评价.之后,他又多次撰文论述历史编纂学的内涵及其学科建设的重要性,从理论层面上为历史编纂学学科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宏观架构;由他主持编纂的多卷本<中国通史>,采用"新综合体",实现了编纂体系上的重大创新.白寿彝先生关于历史编纂学的不断探索与创新,对我们今天构建历史编纂学学科体系有重要意义,值得认真总结并加以研究.     

试论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档案

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自古少数民族众多，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和积累了丰富的民族历史档案。这些档案史料是民族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是各民族悠久历史的真实写照。本文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的形成、种类、特点、内容、范围及其价值分析了民族历史档案开发利用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具体建议供民族地区档案部门参考。     

近代历史编纂理论的变革与发展

近代是一个急剧变革的历史时代,受时代条件变动的影响,中国历史编纂模式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围绕历史编纂与时代条件的关系、历史编纂变革的方向以及史书编纂原则和历史编纂结构的改造等方面,中国近代史家作出了颇富特色的论述和改造,他们的一些论述与思考对推动中国近代历史编纂学的演进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阮元在编纂学领域中的卓越贡献

结合阮元文献编纂实践的活动。简要论述了阮元的文献编纂原则,并指出阮元在编纂学方面一些观点、方法,仍对今天编纂工作起到一定的借鉴价值。     

少数民族谱牒档案探析

少数民族谱牒档案是民族姓氏家族记载一氏族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迹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口述、结绳、碑刻、纸质等形式的历史纪录 ,是一种珍贵的民族档案信息资源。其历史悠久、影响面广、内容宏富 ,堪称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 ,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但对其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亟待人们去开发和利用     

杜大琏《名臣碑传琬琰集》的编纂特点与史学价值

<名臣碑传琬琰集>是南宋学者杜大硅编纂的一部碑传资料汇编,不仅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学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其编纂特点和史学价值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过去的研究者大多从史料学的角度肯定其考史成就,而指摘其编纂体例.今天应该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深入阐发此书的编纂特点和史学价值,进一步丰富中国史学史的内涵.     

论章学诚的“比次之道”

清朝封建专制政治制度高度发展,皇权的集中促使了诏令文书、臣僚上奏文书及官府往来文书等档案得到了较好的保管与整理,章学诚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开始了他的史学理论研究的。他根据"六经皆史"、"方志立三书"等指导文献编纂的实践理论,并将"著述"与"比次之书"区分开来,提出了对清朝乃至现今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都有深远影响的"比次之道",从而奠定了他对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功绩,引发后人对此学说的学习与思考。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与古代档案编纂的关系

本文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与古代档案编纂的关系上 ,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古代档案编纂发展的促进作用 ,以及档案编纂对于维系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所发挥的主要功能。     

论史料学、历史编纂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

刘节先生在去年六月十四日《文汇报》发表了“谈史料学和史学史”一文,探讨了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哲学在史学史中的地位问题。刘先生在文中论述了史料学的内容,认为首先是史料的搜集,其次是史料搜集的方法,再次是史料的分类。看来史料学的内容只是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至于史观与史料学的关系,在刘先生那儿好似根本不存在的。刘先生又认为清代乾嘉以后考据学大盛,这是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清代学者,从名物训诂、地理沿革等等方面,可以使事事皆合物理事理之实,而且历史考据学是为发现社会发展规律服务的。这里,刘先生又一次强调史料考订的作用,贬低史观的指导意义。我们要问:如果没有正确史观的指导,考证学也能发现社会发展规律吗?清代乾嘉的汉学家们发现了那几条规律呢?刘先生这个结论看来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刘先生又认为中国的历史哲学从司马迁以来,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没什么进展,而历史编纂学则不断向前发展。因此,一部史学史应该以历史编纂学为主,历史哲学为辅。停滞的历史哲学产生了进步的历史编纂学,这同样是降低史观对历史编纂学的指导意义。刘先生的这些论点,是值得商榷的。本文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史料学的内容及其与史观的关系,第二部分论述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与史观的关系,第三部分论述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发展。     

论中国教育法典的编纂定位

在教育法典编纂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的背景下，我国应当制定什么样的教育法典——教育法典的编纂定位问题成为当前教育法典相关研究中基础性和前提性问题。教育法典的编纂定位直接决定了教育法典的编纂范围、编纂逻辑、编纂内容、编纂形态和编纂框架。从教育法典的本源性及中国教育法典的特殊性来看，我国教育法典的编纂应当明确以下五个定位，即教育法典应当是运用行政法、民法等调整规则和调整方法，来解决教育领域法律问题的领域法典；教育法典应当是全面性与开放性相结合的适度法典；教育法典应当是易于被民众理解、接受和使用的应用法典；教育法典应当是以公民受教育权保护为核心的权利法典；教育法典应当是以教育实体法为主，教育程序法为辅的综合法典。教育法典的编纂应当以上述编纂定位为编纂工作的始发点，制定出具有中国特色、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切实推动和保障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教育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