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关键证人出庭作证之范围研究

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包括三部分的内容:一是介绍我国的证明标准和模式;二是关键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标准;三为关键证人出庭作证之例外规定。这三方面构成了关键证人出庭作证的体系。     

刑事案件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论纲

证人不出庭作证具有很多问题,但最为集中地表现在证人出庭作证率低、证人权利保护缺位以及质证效果差等三方面.构建关键证人制度并非易事,立法应当在对基础概念、范围进行明确之后,对证人出庭的庭前准备、庭中作证及庭后保护等各方面进行完善;确定关键案件及关键证人的范围,确立关键证人出庭的准备程序,确立关键证人出庭作证的保障程序及对证人的保护,落实相关关键证人出庭作证的相关配套措施等等.     

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难的原因

证人出庭作证难,特别是重要的证人出庭作证难,将直接影响刑事案件的庭审质量,进而关系到审判方式改革的成败。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难的原因：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影响;法律法规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存在漏洞;法律法规对证人权利义务的规定不详细;证人不出庭作证法律责任规定不明确;证人保护制度相对缺失。     

关于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思考

本文以民事诉讼中的证人为研究对象,根据国内外的有关法律规定,结合中国民事审判工作现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中的传唤制度和询问制度.中国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为:作证率低,书面证言适用普遍,证人拒证、伪证相当普遍.现行有关证人作证立法上的缺陷,是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根本原因.要完善中国民事诉讼中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就必须建立证人适格制度、证人拒证制度、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建立证人宣誓制度、建立证人强制出庭作证制度、建立证人出庭作证的变通制度、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以及建立完整的证人权益保障制度等.     

刑事诉讼中证人权利探析

证人权利是确保证人履行义务的前提。我国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证人的程序性权利,而对于实体性权利却涉及很少,这是导致司法实践中,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重要原因。因此,要解决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难题,必须明确证人的权利及保障。     

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改革及其评价

基于我国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低的现状,2012年刑事诉讼法从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强制证人出庭措施、证人保护、证人补偿和警察出庭作证等方面,对1997年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基本上建立起了体系较为完备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但从有关证人出庭的各项具体规定来看,仍存在着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将会对司法实践产生消极影响,从而消弭修正案在提高证人出庭率方面所具有的积极价值.因此,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和必要.     

刑事证人拒绝出庭作证问题探究--兼谈证人保护问题

从证人证言的内容上看,证人证言包括证人在法庭上对审判人员就案件的有关情况所作的口头陈述,证人提供证言原则上要出庭.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有明确的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刑事证人出庭率极低,证人拒证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审判方式改革.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有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及现行法规不完善等诸多原因.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缺陷有四其一,程序法的规定过于原则,没有规定具体的保障措施;其二,保护制度的保护对象范围狭窄;其三,规定侧重于事后救济,预防功能差;其四,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有关规定本身的适用具有局限性.针对这种现状,要完善证人的人身保护制度其一,证人的保护对象应足够宽泛;其二,要健全证人保障制度;其三,要处理好证人保护和律师取证权的冲突问题.     

论民事诉讼证人的权利

证人出庭作证难是一个长期困扰我国民事诉讼的问题,从立法上看,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对出庭证人的权利规定得不够具体,这种权利和义务的不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法律应保障证人的正当权益,赋予证人拒绝证言权,对证人因出庭作证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应给予物质补偿,对证人的人身安全给予保护,使我国的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更加完善。     

刑诉法修改后证人出庭作证率仍低的原因

现行刑事诉讼法初步确立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包括证人出庭的条件、不出庭作证的后果、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等。但新法实施以来,来自实务界的数据表明,证人出庭作证率并未出现大幅度的提升。事实上,证人出庭作证关涉到司法体制、证据制度、程序性裁判机制等诸多因素,而非简单的修改少数法条所能解决的。以现行法律规定为基本依据,结合刑事诉讼实务,对法律修改后仍然存在的证人出庭作证难的原因进行分析。     

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原因及立法对策

在我国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中证人拒不出庭作证已严重影响了诉讼活动的顺利开展 ,为此 ,本文从证人、司法实践、立法现状三个角度分析了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原因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我国证人拒不出庭作证问题的若干立法对策     

刑事审后程序中的权力配置问题研究

刑事审后程序包括判决生效后的一系列程序,即刑事执行程序、被害人保护程序、前科消灭程序等,不包括审判监督程序。为了弥补我国刑事审后程序权力分散、职责不明的缺陷,应当由司法行政机关统一行使刑事执行权,由人民法院行使刑事执行中的裁判权及前科消灭的裁判权,完善刑事审后程序中的被害人保护制度。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研究视角的转换

在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进程中,证人出庭问题始终是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它对我国庭审方式的改革和一系列相关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当前我国对证人出庭问题的研究明显偏向保证证人出庭制度的研究,而忽视了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积极作用。文章从供需理论分析了我国证人出庭难的矛盾所在,即证人的供应远小于对证人的需求。所以解决我国证人出庭问题的思路之一就是要转换视角,加大对证人不出庭的研究。     

证人出庭在刑事诉讼中的现状分析

随着刑事审判方式改革不断深入 ,证人出庭接受控辩双方质证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 ,但我国刑事诉讼法在规定证人出庭方面与证人出庭的重要作用很不对称 ,主要表现为 :证人出庭没有明确的强制性规定、证人出庭缺乏具体制度保障、询问证人的规则不够科学完善     

从“亲亲相隐”到证人拒证权制度的建构

虽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某些具有特定身份的证人免于强制出庭的义务,但我国并未因此而建立起证人拒证权制度。本文拟从“亲亲相隐”这一儒家传统礼法制度展开,认为无论是基于天理伦常的亲属拒证权,还是基于社会分工和职业伦理的职业拒证权,抑或为了保护国家秘密及公务秘密的公务拒证权,以及为了保护人权的不强迫自证其罪拒证权,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均具相应的伦理基础和现实意义。进而,本文从证人拒证权的主体、拒证权行使程序及拒证权之例外情形诸方面,尝试对证人拒证权进行制度建构,认为近亲属、享有保密义务的专业人士、持有公务机密的公职人员或曾经担任公职的人员及可能因为作证而受到刑事追诉或处罚者,可以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拒绝以任何方式作证;但是,在证人自愿放弃拒证权,以及在某些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中,或因证人兼具被害人或共犯等其他身份时,亦须对证人拒证权进行必要限制。     

单位拒不执行裁判入罪研究

根据现行刑法第313条规定,只有负有履行法院裁判义务的自然人拒不执行裁判才构成犯罪,单位拒不执行裁判不构成犯罪;但根据拒不执行裁判案的现状及其刑事法理论与实践,单位拒不执行裁判构成犯罪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刑事判决说理机制实证研究——基于最高院六个指导案例的视角

刑事判决说理机制是刑事诉讼尤其是刑事审判中的关键一环,它不仅关系到被告人的知情权,更是一国刑事法治运作公开公正的体现。但是,在现有关于刑事判决说理机制的研究中,缺少以实证方法作为指导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选取了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六个指导性案例,通过对判决理由部分字数的统计分析,认为判决说理的程度与案件的复杂性以及控辩双方对抗程度有关,而与犯罪的严重程度、审级的高低无涉。     

对赌协议与禁止性法律规范——兼评海富投资案

在国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领域,对赌协议是一种应用较为广泛的股权投资避险手段。实践中,现行国内法体系并没有直接对对赌协议进行规制,而理论上一直对对赌协议的法律地位争议不断。从国内首例对赌协议案的一审、二审到再审来看,不同法院在对案件中所涉及的对赌条款效力上存在不同的认识。从禁止性规范的角度探讨对赌协议的效力问题,是对其进行法律定位和效力认定的关键所在。     

论拒不执行调解书的归责

解释刑法用语的含义,不能超出普通民众能够理解的、可以察觉到的范围.无论是司法解释,还是立法解释,在解释“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时均未表示可以涵盖“调解书”.结合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谦抑性、期待可能性等理论,应当认识到仅凭行为人拒不执行调解书而对其行为进行刑法上的归责,是欠妥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