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性接通现代性如何可能 ——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哲学探求

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为代表的第二代现代新儒家,是现代新儒学的高峰。第二代新儒家承第一代之绪,将儒学的特质界定为"心性";同时,他们进一步追问心性如何接通现代性的问题,这是第二代新儒家的核心问题意识。对此问题,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回应是:现代性的核心精神是主体性的确立,儒家的心性之维体现出道德的主体性;而心性作为道德的主体性,内在地要求自身长出知性的主体性(科学)与公共的主体性(民主),以使得道德的主体性能够合理而顺畅地确立。因此,第二代现代新儒家在儒学如何实现其现代性转化的论题上,展现出以道德主体性为基础、三种主体性相互动的思想取向。这是第二代新儒家的哲学贡献,但同时也遗留下有待解决的问题。     

现代性视域中的中国传统儒学的转型

反思性是西方文化的一种传统,更是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中国对西方文明的追求,也就是对现代性所蕴含的反思性的吸纳。反观百年来对儒家学说的盲目过激批判,彻底否定儒家的全盘内容。新世纪站在客观的角度重新审视传统儒家的现代意义,我们会发现传统儒家在当代仍有其普世价值,并且可以和西方的现代性启蒙精神一起为构建新世纪有中国特色中华文化,共同形成相辅相成、相互参照、互补的新局面。     

儒家伦理学对西方伦理学的挑战——评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学”

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学是创造性地运用并诠释先秦儒家思想,为回应时代问题而做出的具有独创性的理论。首先,儒家角色伦理学强调儒家思想的动态特征,在对主体性的动态化的理解之上,揭示“道”、“仁”、“和”的动态化内涵。其次,它批判西方的个人主义,强调人是关系性的存在,个人的权利与价值不能脱离关系与环境而实现。第三,儒家角色伦理学基于社群主义的立场,批判西方的自由主义,提出儒家的民主思想可以为当今世界提供思想资源。儒家角色伦理呼吁建立一种有责任感的、积极的主体意识,引领人们不断到回到关系性的存在之中,在反思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之中,发现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自觉地承担并且协调不同角色所承载的伦理责任和道德义务,不断追求卓越,实现自身的最好可能,并且促进群体的和谐。然而,如何处理不同的角色之间存在着责任与义务的冲突,以及个体的道德良心与自律如何在群体关系中得以保持而不受侵害,是儒家角色伦理学应当继续思考的问题。     

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

现代新儒家将儒学阐释为能够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甚至可以救治现代社会的负面效应,从而超越启蒙,超越现代性。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核心精神是解构主义,它要解构的现代主义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即现代性。后现代主义从修正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出发,推至对现代性的激进否定。新儒学对现代性的僭越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国内产生影响是当下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两者都脱离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现实语境,对于中国尚处在生成中的现代性具有阻滞作用。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启蒙论争——兼论在现代性困境中重提中国的启蒙问题

现当代西方思想界由康德启蒙哲学的价值分裂出发,从启蒙的理性根基、启蒙型塑的社会价值原则以及启蒙的道德规划诸方面清理启蒙之于现代性困境的责任,形成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启蒙论争的话语境遇。实际上,现当代西方思想界在批判启蒙理性的绝对霸权与价值分裂时,不仅无法针对康德,甚至还隐含了回到康德的逻辑诉求。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重提启蒙问题依然是必要的。     

从现代性的基础看两种启蒙及其历史表现

作为现代性之基础——资本的世界历史确证——本身包含两个恰相反对的层面——交换价值与人的主体性生产活动,与之相应,启蒙也就呈现出两种态势——确证性启蒙与批判性启蒙。两种启蒙在西方和东方都有体现。中国的两种启蒙正是现代性内在矛盾的现实开展,这也是中国的现代化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原因所在。从长远看,中国不存在救亡压倒启蒙。     

新启蒙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学:多元化与现代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普遍接受启蒙现代性的指引。随着不同文学潮流的出现,少数民族文学逐渐获得主体性言说的自觉,构成了与主流文学话语对话的多元化成分,它的意义在于在通过自我表述,而成为西方式现代性话语的他者对照,包含着反哺主流话语的潜力。     

启蒙道德与契约精神──近代西方社会转型期伦理精神的重建

启蒙道德的核心是现代性道德建构，它构成了当今道德论争的焦点。本文从西方近代社会结构转型出发审视启蒙道德及其当代意义，认为近代西方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针对现代人类型和现代国家类型提出的道德合理性问题是启蒙道德论证的重点，“市民社会一现代国家”是启蒙道德进行道德论证的基本框架，“契约精神”是道德论证的“主题伦理言路”。本文提出应该从现代人类型的形成及其对现代国家道德合理性要求出发来评价启蒙道德的当代意义，这对于我国正在经历的社会变革及其现代道德的建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现代性:在神话与启蒙之间——论《启蒙辩证法》对现代性的规范与批判

<启蒙辩证法>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该书从社会史观的逻辑理路出发,立足于神话与启蒙的双向维度,展开了对现代性视域中的工具理性、主体性原则、进步史观的批判.而"神话已经是启蒙,启蒙倒退成神话"则是该书进行现代性批判的总体性纲领.该纲领体现了对现代性的两种态度:其一,神话已经是启蒙,表征的是对现代性的规范;其二,启蒙倒退成神话,体现了对现代性的批判.     

论孔孟的教化思想及其意义

教化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儒家教化思想成形于孔子、孟子,他们在继承和发扬西周以来礼制原则和道德思想的基础上,首先比较系统地提出并论证了以“德”“礼”为核心内容、以“明人伦”为基本出发点的道德教化思想,从而奠定了儒家两千多年来道德教化思想的基本内容。而且,随着西汉以来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儒家的道德教化逐渐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思想的核心,深刻影响着两千多年来的整个中国社会。孔孟所开创的儒家教化思想的许多方面,对于当今的社会教育和良好的社会道德规范的构建,对和谐社会方略的实施及其有效运作,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对“内圣外王”思想现代转化的反思

儒家传统思想能否实现现代转化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通过研究和反思儒家＂内圣外王＂思想转化的过程,尤其是海外新儒家对＂内圣外王＂思想进行的现代转化,认为价值取向上传统或复古的导向以及对现代性的片面认识是＂内圣外王＂思想没有实现现代转化的原因,并且认为只有通过儒学内在超越和西方现代性的重新思考,＂内圣外王＂的现代转化才有可能。     

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宗教信仰、道德信念与秩序问题

有学者认为,儒家思想的特质是一种与基督教"外在超越"旨趣不同的"内在超越"。分析起来,这种断定主要是基于基督教对儒家构成的宗教压力与政治压力导致的。传统儒家既不追求宗教意义的超越,也不追求本体论—知识论意义上的超越。与宗教超越重视上帝与人的关系、本体论—知识论重视超验—经验架构相比,儒家思想乃是高度看重人的德性修养与境界提升的伦理体系。在现代处境中,没有必要将儒学的宗教性引为儒家价值辩护的方式。从一个社会—政治共同体必需的人心—社会秩序来看,儒家强调的基于道德信念的相关秩序安排,具有同基督宗教一样的收摄人心、整合社会的作用。     

现代新儒家超越价值观的成就及理论不足

现代新儒家为了重建儒学价值体系的合理性,对于儒学超越性的层面进行了现代意义的论证和彰显。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儒学传统在现代社会谋求新开展的一次历史转进,并且对儒学心性论现代意义上进行论证,为超越性设定理论基础。现代新儒家对儒学超越性所作的努力存在着经院化哲学倾向和个体化的体知的思维特征的不足,从而他们所着力阐扬的“内在而超越”是不具有操作性的,也是难以在中国现代价值观念建构中充分体现其作用的。     

先秦儒学的基本特质

先秦儒学不是宗教,但儒学并非没有类似西方基督教的超越性,儒学的超越性不同于西方的外在超越,而是一种道德自觉的内在超越。这种超越不寄托于人格神上帝,对人自己创造的神没有敬畏感,但是对自然之天的共生共感、交互关系的宇宙即能体现人道的天是有敬畏之心的。儒学是一种人文宗教。儒家的王道政治建立在宗法制度和同姓不婚制度之上,对家族中的人自然要讲为政以德,儒家的王道政治在理想化的想象中塑造了三代之治。天治主义与民本主义的结合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根基。人人可以成为天子的民本思想较之基督教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似乎更为平等,这是后世民本主义之总根芽。本文论述了先秦儒学不是宗教胜似宗教,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以及以民为本和君权至上三个基本特质。     

儒学的"内在超越性"与"历史总体"问题——从分析牟宗三、李泽厚、安乐哲诸观点出发

近代以来,儒学的宗教性问题成为儒学研究的焦点,当代新儒家兴起后,这一问题转化为对儒学超越性的讨论。针对牟宗三的内在超越性经由实体化的心体走向独断论,李泽厚与安乐哲提出了不同观点。李泽厚反对任何形式的超越性,主张以情本体来取代超越性;安乐哲则强调应该消解儒学的超越性本质,代之以开放性的过程哲学。但二人皆有从根本上取消儒学超越性品格之嫌。通过吸收三家的观点,在李泽厚礼由俗出和文化积淀说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应该从历史总体的视角来分析儒学超越性问题。在这一视角中,一方面,儒学具有内在超越性的品格,另一方面,这种内在超越性应该来源于开放性的不断发展的社会历史过程。     

尼采与儒家哲学生命超越论之比较

生命自我超越是中西哲学的一大主题。西方近代哲学对主体性和超越性的建构使人类自我超越的归宿漂离宗教,尼采超人哲学力图使人类价值理想从天国的彼岸回到人间,克服了近代哲学生命终极关怀的超绝性和神秘性,从而与中国儒家哲学通过伦理方式沟通人的理想境界与现实世界层面来实现道德的真我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尼采和儒家哲学的先验唯心主义立场和专制等级主义情结,使其生命超越论陷入空洞并不失反动之嫌。马克思所阐明的在“自由联合体”中的“自由而全面的人”真正地实现了生命的超越,达到了真正的善、生命的终极价值,从而形成了对“超人”价值论和“圣人”境界论的批判。     

李白双重文化人格的美学诠释

李白双重文化人格由儒家的伦理精神和道家的宇宙意识、逍遥精神两大要素构成。由于李白儒道文化人格分别表现出对自由的追求和不同程度的超越本质,因而使其双重文化人格具有了深刻的美学意蕴。     

“文化儒学”:当代儒学新的发展空间——兼评“人文儒学”与“后儒学”

当今儒学继续处在破碎化的趋势中,人们为此提出了不同的规整化方案。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人文儒学,因其形上诉求的本体形态及与人文主义思潮的对接都有问题,并未能成功应对现代性危机的挑战。另外又有后儒学,主张由后现代理论介入,让儒学突围找到生存之路,但由于后现代理论本身的悖谬而同样陷入困境,学理上困难重重。其实,当代儒学的出路不在于用形而上学来拔高儒学,也不在于用后现代装配儒学,而在于转变态度与调整观念——不再把儒学当成传统神殿或思想权威来崇拜,不再把它当成有可能包治古今百病的灵丹妙药;相反,视之为转型时期的一种文化现象,实事求是地进行系统的研究。这也即是文化儒学的宗旨所在。     

牟宗三儒教观评议

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牟宗三主要是作为一位富有原创性的哲学家的形象出现的,与他的儒家哲学的研究成果所受到的重视程度相比,他对儒教问题的研究被严重忽视了。实际上,他是五四运动以后重新肯定儒家宗教性的思想家之一,从儒耶对比角度对儒教精神做出了系统阐述,并得出了儒教是内在超越的结论,成为当代新儒家里程碑式的思想贡献。但是,牟宗三的儒教观存在一重要局限,他所谓的儒教其实只是士林儒教中的心学一系,而同样在儒家历史上发挥过重要影响的朝廷儒教、民间儒教,均未能进入其分析视野,甚至同为士林儒学的理学一系也因为别子为宗的判断而被排除在外,从而严重影响了内在超越说的概括性和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