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产业扶贫的实践困境——对华北李村产业扶贫项目的考察

以华北李村“整村推进、连片开发”产业扶贫项目为例,发现在产业项目申请阶段容易出现“精英捕获”与“弱者吸纳”;在产业进行中易遭遇由逆向软预算约束带来的“政策性负担”以及规模化经营不善等问题;最终在产业完成之后又面临着后续维护的缺失与农民生计系统的损害。产业扶贫的地方实践背离了国家“精准扶贫”的政策目标。产业扶贫背后隐藏着扶贫济困的社会道德逻辑与产业发展的市场化逻辑的矛盾,前者决定了产业扶贫是以项目为载体,后者则容易导致规模化的经营方式,两种逻辑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增加了产业扶贫项目失败的风险。     

产业扶贫项目的运作机制与地方政府的角色

以发展贫困地区特色产业为手段的扶贫方式也被称为产业扶贫,是开发式扶贫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是通过发展地方产业,提升贫困群体自身发展能力,促进贫困地区人口脱贫致富。但是,产业扶贫项目在基层运作的过程中,是否真正能带动贫困群体脱贫致富？使用定性研究方法,对武陵山区4个贫困县展开调查。通过对产业扶贫项目在地方社会的3种运作模式(干部承揽的产业扶贫、依靠“大户”或“公司”的扶贫项目、依靠农户参与和合作推行的扶贫项目)的考察,认为地区产业发展和经济提升未必一定会带动贫困者能力提升并脱离贫困的生活困境;而中央设计扶贫政策的目的与地方政府的施政能力和施政动力之间、产业发展理念与扶贫理念之间存在着的张力导致了产业扶贫项目这一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被扭曲,因而并未真正达到期望的效果。     

产业扶贫与扶贫 “产业化”———基于广西产业扶贫的案例研究

产业扶贫作为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战略,其发挥的积极意义和正面功能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但不可否认的是,产业扶贫的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扶贫“产业化”的现象。所谓的扶贫“产业化”意味着产业扶贫的资金、资源和项目变成了扶贫工作参与主体谋取个体或部门利益的资源和资产,且具有利益一致性的主体之间还形成了俘获产业扶贫资源的配合关系。产业扶贫中扶贫“产业化”的出现源于扶贫工作中核心主体基于现实自身利益的考量,同时还与扶贫工作面临的结构性困境有关。扶贫工作必须积极应对扶贫“产业化”现象的出现,以扭转其对扶贫工作带来的不利局面和后果。     

多重制度逻辑与产业扶贫项目的异化 ——组织场域的视角

作为扶贫开发的重要途径,产业扶贫在实践过程中常常出现瞄不准或瞄准了但效果不突出的情形,组织场域为揭示其中的奥秘提供了有益视角。Y村的案例表明,在产业扶贫的组织场域内,地方政府与烟草公司在各自领域制度环境的制约下对自身参与产业扶贫的行为作出适应性的调整,改变了产业扶贫场域内的资讯交换渠道与资源传递方式,进而形成了组织行为主体参与产业扶贫的隐形运行逻辑。循此逻辑,非正式权力与利益的勾连固化了组织行为主体的权力关系与场域位置,扶贫资源经由村委会与合作社的承接更多流向村干部及种植大户等村庄精英群体,贫困农户则处于边缘位置。组织场域内中心--边缘关系结构的形成最终导致产业扶贫实践中制度表达与项目实践的背离。     

乡村振兴视野下产业扶贫项目发展互动研究——以宁夏山区洼村为例

为有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并与乡村振兴紧密衔接,宁夏山区洼村面临加快产业扶贫项目可持续发展,促进农户稳定增收致富的新要求。基于洼村乡村振兴产业扶贫项目的田野调查发现,地方政府和扶贫单位作为拥有政策资源和话语权的国家身份在基层的代表,使得帮扶农户与政策扶贫项目之间的话语交流身份存在不对等现象,两者在产业扶贫场域中存在两种不同的实践路径表述。通过对洼村蘑菇产业扶贫项目中的"发展话语"和"隐藏文本"的分析,进一步阐释产业扶贫项目推进中,地方政府、帮扶单位和村干部在获取产业项目资源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关系之间所发生的"发展话语"与帮扶农户之"隐藏文本"的互动研究。     

产业扶贫与产业振兴有效衔接初探

在后扶贫时代及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巩固和提升产业扶贫成果对于乡村产业振兴有积极意义。在论述产业扶贫与产业振兴有效衔接的内涵与价值基础上,提出政策-要素-利益的融合分析视角,并结合广西P县个案"扶贫车间"的回访调查,分析政策、要素、利益三者在产业衔接过程中所起到的积极影响。研究发现,在后扶贫时代,通过强化政策保障机制,使扶贫产业的政策投入作为输入型资源,从兜底扶持转变为激励策略,从项目制打造扶贫产业点到政策集合助力培育和布局核心产业;建立要素融合机制,增强产业竞争力应当引导企业、合作社等主体依托区域市场提升产业链拓展功能,实现产供销有效性整合;优化利益协调机制,强调产业振兴主体的多元化,实现政府、企业、村集体以及农户的利益均衡和共享。过渡期的有效衔接将促进乡村产业发展效能提升,在诸如产业融合发展、产业链条拓展、利益均衡分配以及产业发展基础性制度建构等方面呈现出积极效能。乡村产业振兴的目标导向存在地区差异性,其最低目标在于维持劳动力的有效就业,保持集体经济的活力以及实现农村生产要素资源的有效利用。     

精准扶贫视角下扶贫项目的运作困境及其解释——以华北W县的竞争性项目为例

税改之后，各种资金依靠“条线”以转移支付的形式自上而下输入农村，“项目治理”开始兴起，在扶贫领域也不例外。以华北W贫困县“整村推进、连片开发”竞争性项目为例，将扶贫项目的生成、申请、立项与落地实施作为一个完整的项目链条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在项目申请之前上级政府的“选择性平衡”导致了扶贫瞄准偏离；申请、立项环节发生了扶贫目标的置换与项目的盲目扩张；项目落地后又遭遇了基层社会的解体重组与扶贫资源的碎片化。而这背后是项目分级治理下不同层级政府的多重逻辑以及项目制与科层制之间的张力使然，二者共同导致了扶贫实践与国家“精准扶贫”治理目标相背离。并在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地区产业扶贫实践与路径优化——基于江西省N村产业扶贫现状的考察

通过对江西省D县N村产业扶贫的个案研究,探讨农村地区产业扶贫成效、瓶颈及优化机制。研究发现:贫困地区受内外部条件制约,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滞后,无法有效带动贫困户脱贫,政府主导下的产业扶贫基地承担了带动贫困户脱贫的主要功能。然而产业扶贫基地却存在以下发展困境:产业多处于发展初期,扶贫对象受益有限;产业扶贫基地政策依赖明显;产业扶贫项目缺乏贫困户等其他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尚未形成产业扶贫大格局;扶贫产业价值链较短,产业效益有待提高;贫困农户利益诉求难以满足,参与产业扶贫项目意愿不足。最后据此提出相应优化建议。     

农村产业化项目扶贫运作逻辑与机制的完善

产业化项目扶贫是当前中国农村扶贫、减贫与促进贫困地区乡村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式。产业项目扶贫运作逻辑受上级政府、基层政府和农民群体三个行为主体利益博弈的影响与塑造。这一运作模式存在一些缺陷,如项目立项与运行受到领导人意志支配,缺乏规范的议程,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基层扶贫工作人员和项目实施各单位之间缺乏有效配合;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联结出现断裂;产业化扶贫政策及其运行脱离地方实践和贫困群体的实际需求,导致国家意志和贫困群体的主体性需求难以实现。要使当前的产业扶贫真正惠及穷人,既要打破自上而下的科层制权力关系结构,尊重和重建广大基层组织与贫困群体的主体性地位,又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助,形成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有效连接,重视社会工作者的参与,推动扶贫工作由单一的行政主体运作向多方参与的社会化运作机制的转变。     

泥淖之上 科层之下:产业扶贫中乡土企业与基层政府的关系研究

在贫困地区乡村,具有不同行动逻辑的行动者及其编织的关系网构成了产业扶贫政策实施的民情基础。 返乡精英创办乡土企业参与产业扶贫后,在追求盈利、公益和认同的多目标过程中,因自身资源有限而采取拟亲性关系构建、人情馈赠等行为,使基层政府分配扶贫项目具有排他性;基层政府及官员则遵循扶贫政绩竞争、乡土社会网络和政治共同体信任的逻辑,将项目回馈给企业。 这种政企关系表明,在经济利益规则基础上,政企互动遵循伦理规则可较快对接国家与贫困小农,弥补基层政府自身的不足,但非正式的伦理规则削弱了作为正式规则的扶贫政策执行成效,增加了乡土企业的经营成本。 这种政企遵循多重规则的产业扶贫与西部乡村市场发育、社会基础和政府治理构成的宏观环境密切关联。     

“顽疾”还是“误诊”？产业扶贫“内生动力不足”问题探究

产业扶贫中“内生动力不足”是阻碍脱贫攻坚获胜的难题。以豫北黄河滩区Q乡为例,对扶贫项目运营情况进行长期调研,深度剖析“内生动力不足”产生的根源。调研发现,产业扶贫项目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道德风险与政治风险是影响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的重要因素,认知评估理论与资源保存理论能有效揭示项目风险影响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问题的内在作用机理。贫困户会对项目风险进行全面评估,认为凭借自身资源无力应对,同时为避免自有资源遭受损失,进而对扶贫项目表现消极,产生“内生动力不足”问题。为此,从健全防御配套设施、避免官僚逻辑、弱化精英偏好、人才培养与引进等方面化解项目风险,是提升贫困户“内生动力”、促进产业扶贫项目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     

产业扶贫视角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自媒体助力

自媒体的迅速普及和运用为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带来了契机。自媒体助力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开放性、系统性、可度量性、动态交互性等特征。基于产业扶贫视角,从技术、市场、政治三个逻辑角度,构建自媒体参与合作社产业发展的助力框架。针对农民合作社发展基础、市场竞争、组织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自媒体助力合作社产业扶贫的实施途径：创建学习型组织,构建“自媒体-社群-产业”价值链;发挥多重优势,形成“自媒体+品牌+融资”的产业发展新动能;明确公益导向,形成第一、二、三产业链。     

控制性赋权:基层政府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基于国家级贫困县J村的田野考察

“赋权”是理解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视角。田野考察发现基层扶贫实践既有“赋权”又有变通的“控制”,由此导致了扶贫过程中“精准”程度有所差异,为此,需要从基层政府的行动逻辑分析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从外部选派驻村扶贫工作队,由于较少受到当地社会网络的约束使其能够“理性行动”,但在“限期”脱贫的目标责任制下,基层的扶贫工作队受到了“规避责任”与“追求政绩”的双重约束,故此工作队根据自利原则策略性地选择了赋权或控制策略。进一步考察发现,扶贫工作队主要通过利用传统权力结构、地方性知识及现代化知识话语“异化”赋权策略,从而构建了“控制性赋权”的实践逻辑。基于此,地方政府应着力于构建“外派”与“内生”相结合的基层扶贫工作队,设置部分基于“赋权”“参与”的考核指标,培训提高扶贫干部对贫困户的尊重和理解,从而使得长效脱贫的精准扶贫政策能够得以执行。     

产业扶贫中地方政府和企业关系的演化博弈

产业扶贫是开发式扶贫的重要内容。在产业扶贫项目推进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和企业是扶贫项目决策的关键主体。由于利益的涉及,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存在博弈关系:地方政府担心企业对扶贫资金套利,企业对政府政策的稳定性不够信任。建立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并运用Matlab软件模拟双方在不同的初始状态下策略选择的动态演化,分析影响双方策略选择的因素,为地方政府和企业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关系以及推动产业扶贫的持续发展提出相应建议。     

精准扶贫的资源配置逻辑与实践困境

扶贫资源的合理配置是确保精准扶贫战略目标顺利实现的关键所在。然而,当前精准扶贫资源在配置的过程中存在着资源的项目化与社会生活的不规则性、政策执行的科层逻辑之间的张力。这一巨大的张力使极具科学性和合法性的程序受到非正式制度的倒逼,从而产生“反科层”的逻辑,进而使精准扶贫资源的配置面临实践的困境。要走出这种困境,精准扶贫资源配置应着力于增强资源配置的灵活性、增强贫困人口自身能力建设和因地制宜地发掘地方优势资源,以激发扶贫对象为主体的内生动力。     

转型期扶贫车间产业存续的内在逻辑、运行机制与困境反思

在原有产业扶贫基础上探索产业振兴,既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应有之义,也是新时期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探索共同富裕道路的有效路径。国家、市场与乡土社会三种力量交织在产业扶贫进程中并在转型期的乡村产业振兴中形成持续互动关系。以此为理论视角,结合江西省S县的扶贫车间个案,探究从脱贫攻坚迈入乡村振兴阶段扶贫车间产业存续的内在逻辑、运行机制及困境应对。研究表明,基于政策与功能性衔接的行政逻辑、要素配置与产业优化的经济逻辑、关系性互嵌的社会逻辑共同构成产业存续的逻辑基础,国家、市场与乡土社会在扶贫车间产业存续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差异化的力量组合方式,总体呈现出国家强干预力量弱化、市场调控力量增强与乡土社会力量稳固扩张的趋势。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工商资本以及乡村组织积极调适自我角色定位,形塑行政治理、市场治理、乡土社会治理的产业协同治理格局,通过创新实施行政部门联动机制、产业经营延伸机制与乡土资源整合机制确保车间运行存续,但在实践中遭遇政策执行偏差、市场应对能力薄弱、制度衔接不当等困境,因而需要调整相应政策、经营策略及其与乡土社会的嵌入关系。     

农村产业发展中的“小农境地”与国家困局—基于西部某贫困村产业扶贫实践的社会学分析

农村产业扶贫政策作为国家在贫困地区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具体实践,核心是在农业生产层面对小农逻辑进行全面改造,即从“为生存而生产”向“为市场而生产”转型。 但是,旨在“帮助小农户对接市场”的产业扶贫政策,并不能达成令人满意的预期效果,乃至遭遇失败,产生了“小农境地”。 本研究对一个贫困村的产业扶贫实践进行了历时和共时的分析,揭示了为何政策实践会陷入“动员—失败—再动员冶的困境,讨论了相关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围绕“国家、农民和市场”关系,通过对产业扶贫政策的反思,发现国家在“改造农民”和“驾驭市场”方面面临的双重困境,原因在于政策定位和聚焦不合理。 由此本文提出了产业扶贫政策应该进行“服务转向”,即要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生产性服务提供、农民技术培训等方面为主,将政策焦点转向生产软硬环境的建构、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 “服务转向”也意味着将农民的需要和利益诉求放在核心位置,这包含着农民赋权的维度,因为只有构建了自下而上的政策参与渠道,才能够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使他们以积极的方式参与决策和作出政策反馈,而不是只能以“弱武器”的形式进行抵抗。     

扶贫移民适应期生计风险、扶持资源承接与政策优化

扶贫移民兼具扶贫和生态保护功能,有效破解区域生态可持续和社会经济发展矛盾的同时也会出现目标的“反功能”现象。基于适应期扶贫移民生计特征归纳,寻求可能遇到的丧失发展资源、失去公共服务、社会关系网络受损、边缘化等生计损失及致贫风险,针对扶贫移民适应期生计发展扶持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政策对接有落差、政策衔接有缝隙、政策承接有障碍”等资源承接问题,尝试提出提高移民发展可行能力、注重产业发展、整合发展扶持政策与资源、强化移民专业经济组织建设、健全农村要素市场、促进发展要素整合联动等建议,以促进扶贫移民安稳致富奔小康。     

农民合作社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结合世界银行与国家扶贫办合作开展的第六期扶贫项目实践,对项目中形成的农民合作社扶贫结构和逻辑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重点研究了农民合作社实现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政府—市场—社区—合作社”四位一体的扶贫模式,可以促进政府、市场、社区扶贫资源与合作社对接,吸纳和再造贫困农户自有资源;通过发挥合作社这一重要载体的作用,增强贫困农户的自主发展意识和话语权,形成一种贫困农户资产收益长效机制,转变产业链中贫困农户的角色与分工,提高贫困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扶贫精准对接,推动长效扶贫机制的形成。     

乡村振兴背景下陕西产业扶贫的路径选择与模式分析

产业是乡村最为重要的经济基础,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要务,通过产业兴旺实现扶贫开发,是精准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路径。陕西在产业扶贫实践过程中,涌现出了省供销合作社主导的“政府（扶贫办）+供销社（供销企业集团）+农户（贫困户）+企业（合作社）+金融（保险）”模式、以商南、延长为代表的“先借后还”无本脱贫模式、以大荔、洛南为代表的扶贫资金量化折股模式、千阳县 “项目超市”菜单式扶贫模式、白水县的 “果园托管”模式、榆阳赵家峁村的“三变”等模式。本文通过对典型模式的分析,提出在推进产业精准扶贫过程中要尊重扶贫对象的主体地位,适度兼顾扶贫政策的公平性,充分发挥财政扶贫资金的引导作用,积极调动新型经营主体参与扶贫开发的积极性,并优化新型经营主体与贫困群众的利益联结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产业扶贫的辐射带动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