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和信息化对海洋渔业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的日益深入，利益相关者对海洋渔业及其管理现状的理解日趋深刻和全面，决策参与程度及实质性影响因而不断增大，渔业网络治理兴起并渐成气候，传统的单向线性集权型管理面临挑战。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应主动顺应这一潮流，走出“命令与服从”困境，适应、参与并有效推动渔业网络治理进程，与利益相关者形成良性互动，共同实现海洋渔业可持续治理目标。渔业管理研究者应关注这一现象及其演变趋势，开展有关渔业网络治理的形态、结构、机制、绩效和正反效应等方面的研究。     

上海市网络视听产业治理结构优化分析

文化治理不同于一般的文化管理,它是一种"政府+市场或社会"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复杂的治理模式。目前,网络视听产业是上海市文化产业的发展重点,为了保持在全国同行业的领先地位,上海市政府治理主体在政策扶持、内容监管、版权治理、优化产业环境等方面应有所作为,但上海市网络视听媒体行业协会、网络视听企业、网络视听用户等社会主体治理职能发挥的作用有限。基于政府职能部门治理功能的优化、行业协会主体的治理功能的优化、网络视听企业治理功能的优化,特别是在社会化全媒体时代,网络视听用户的治理自觉和参与治理功能方面尚有不足,优化上海市网络视听产业治理结构是有利于该产业未来发展的极为重要的举措。     

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税扩围的多中心治理：机制分析与框架设计

作为资源富集地区,民族自治地方是我国资源税扩围的重点地区。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税扩围以中央政府提出的“适度分权”为原则,实现了从单中心管理到双中心治理的转变,为多中心治理奠定良好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要多方参与,形成合力,共同治理。多中心治理是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税扩围的方向,也是保障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税顺利扩围的关键。文章将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税扩围的相关利益主体分成10个中心,包括中央级次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及其税务主管部门和协作部门、自治区及以下级次的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自治区及以下人民政府及其税务主管部门和地方协作部门、纳税人和涉税第三方机构。探讨其多中心治理机制,分别为税收立法系统与税收管理系统的“授权-负责”机制,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系统的“监督-协助”机制,税收管理系统内部的“领导-反馈”机制,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管理-遵从”机制,税务机关、纳税人与第三方机构的“咨询-协助”和“咨询-服务”机制等。在此基础上,构建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税扩围的多中心治理框架。基于这一框架,民族自治地方资源税扩围可通过多中心参与,实现顺利扩围和有效治理。     

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区域行动与治理策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推动现代化的模式分析

区域性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是实现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战略。长三角职业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采用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模式,先后经历了“民间组织局部合作”“政府主导多元协同”和“嵌入性一体化发展”三个阶段。如今,迈向了“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阶段,治理模式也从协同治理转向了元治理。经过30多年的发展,长三角职业教育高质量一体化成效明显,但行政管理的“漏斗式竞合关系”、经济发展的“诸侯式分布格局”,以及社会网络的“捆绑式合约链接”制约了长三角职业教育的协同治理,也延缓了高质量一体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因此,长三角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要建构实体性嵌入的制度框架、重构统一性尺度的标准体系、打造多样化类型的办学格局、创新校企“双元”的协同育人机制、优化重点性支撑的政策保障。     

再造“中心”:元治理视域下的国家在场及其治理策略——基于S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实证研究

源于西方语境的治理理论谱系呈现出从“统治”到“治理”再到“元治理”的过程,基于国家中心的“元治理”对研究中国基层治理中的国家“再造中心”具有较强解释力。研究发现,在S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中,国家并非直接实行自上而下强制性动员或行政命令,也并非依靠去国家化多中心治理,而是实施间接性、影响性控制行为,通过科层治理、市场治理和网络治理的策略性组合,经由国家引领治理全局和国家治理中心地位,经由治理权力集中和多治理主体合作的“双轨政治”,实现元治理下国家在场与“中心”再造,实现管理有效与治理民主兼顾。在搬迁阶段,作为国家基层代理人的地方政府,受目标管理责任制和搬迁锦标赛驱动,经由“文件政治”“会议政治”与“战时化叙事”,重建科层内部权威秩序;在治理阶段,则通过“去行政化”激活居委会,以“服务治理”促党建引领,经由物业与居民矛盾的“强制性协调”、生产空间政治化及居民自组织依附式发展,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国家在场和“国家中心”再造。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效能:逻辑机理与提升路径

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普遍价值追求,民主包含“立善政”与“谋善治”两层核心叙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方案,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功能的深层蕴涵,也是中国政治实现由“善政”到“善治”转进的逻辑必然。然而,民主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不是自动产生的。在现实场域中,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逻辑表现为:基于本国历史与现实,以完备的制度结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创制性的制度潜能确证治理合法性,为释放治理效能奠基;以突出的绩效优势提升多元主体的治理积极性与认同度,为提升治理效能提供保障;以科学的决策设计吸纳人民意见,保障人民利益、人民参与和人民评价,提升治理聚合力;以高效的责任执行敦促政府尽责、落实回应与问责机制,深化党和政府的责任意识,塑造治理权威性。未来,优化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效能,要在上下贯通、左右兼顾、内外联动中寻求调适、升级,即构建“点-面-链-架-体”的系统化治理模式,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点,以多元协同为扩充面,进一步构建治理传播链、完善治理制度架,最终联通内外,打造治理共同体,促进各治理要素发挥合力效应,持续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解决全球性治理难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职业教育质量治理:公共之“道”与理性之“路”

职业教育质量治理是一个关涉多元主体参与、多维利益博弈的“公共性”复杂系统。“个域共同体”因个体理性的有限性限制，在质量管理上易引发“由外至内”“自上而下”和“从出到入”的混沌逻辑。公共理性指引下的职业教育质量治理之“道”，即在思维逻辑层面确立一种“公共”思维意识，通过遵照普遍的公共意志，建立在质量治理上的公共理性思维；在实践逻辑层面，须寻求在“理性”指引下的共治之“路”，以助推最广泛公共领域发展的共生与共赢。     

论统筹城乡职业教育的多重治理逻辑

统筹城乡职业教育是国家、地方政府、职业院校等多元主体参与的综合性教育改革.因为当前统筹城乡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公共理性缺失和多重制度阻隔的信息不对称,国家、地方政府、职业院校等不同治理主体在各自不同治理逻辑的驱动下走向了行动中的自由博弈.又由于传统科层制的痼疾,统筹城乡职业教育的治理出现了以成果为导向的“行为偏向”,整个统筹城乡职业教育的治理陷入了一种迭绎循环的低效率困境之中,严重阻碍了城乡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基于组织分析的“多重制度逻辑”建构“多重治理逻辑”分析框架,厘清统筹城乡职业教育综合变革中多重治理逻辑的关系,在公共理性的主导下安排新的制度设计,构建统筹城乡职业教育360°治理模式,改变科层制治理的空间组织形式,驱动统筹城乡职业教育改革,推进城乡职业教育均衡与协调发展.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政府决策中的影响力研究——基于多维理论视角的学理分析

新型智库以影响政府决策为首要目标,决策咨询的现代化也需要新型智库的知识和智力支持。提升新型智库的影响力,既有助于保障智库的主体地位和话语权,也有助于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规范化。但是,新型智库的影响力提升受到政府决策体制、新型智库自身和政策网络等方面的制约。基于此,针对新型智库影响力提升的制约因素提出在治理进程、知识运用和政策网络中的可行性路径,以更好借助新型智库的政策咨询功能有效服务政府决策过程,提升影响力。     

等级治理、市场治理、网络治理的模式演进及融合——基于Q 市“绿色出行”项目的考察

公共治理不同模式之间的有机交融和顺畅衔接,有利于增强公共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对Q市“绿色出行”治理模式变迁的案例研究表明,公共治理的“新时代特征”、公共治理的“问题导向”与公共治理传统模式的“反功能”分别构成了转型演进的制度动因、体制动因和机制动因,而转型演进的结果则是等级治理、市场治理和网络治理3种模式的交替融合。3种模式的交替融合实现了公共治理在不同现实场景中的“区别性组合”,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了政府和社会的作用,由此增强了公共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为进一步推进3种模式的交替融合,以契合“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需要在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的同时,明晰主体间的权责关系;在充分发挥政府“元治理”作用的同时,限制其“合法伤害权”;在对治理技艺进行边际改进的同时,避免陷入“技术依赖”陷阱。通过对Q市“绿色出行”项目的考察,等级治理、市场治理、网络治理等公共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获得了实证检验。     

生态视域下的网络意识形态协同治理实现路径

网络空间具有拟生态环境特点，网络意识形态具有自然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竞争性、开放性、均衡性和演进性等生态属性。网络安全已成为意识形态风险的重要因素，研究分析了网络意识形态治理面临的一元性与多样化、网上与网下的交织、国内与国际话语权的争夺、隐性渗透与显性教育疏离等现实困境，提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对策举措。从多样性视角看，需要求同存异，实现多元“共治”；从竞争性视角看，要开展话语争夺，实现网络“法治”；从开放性视角看，要做到润物无声，实现网民“德治”；从均衡性视角看，要强调民主参与，实现基层“自治”；从演进性视角看，要推进协商合作，实现政府“善治”。总之，意识形态风险是影响国家政治文化安全的重要因素，需要通过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推进我国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研究——基于对福建“新圩经验”的分析

加快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福建省华安县新圩村的“新圩经验”表明: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是实现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础。据此理念,新圩村通过建立利益表达的“输入—反馈”机制,保证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并防止信息反馈的失真,实现了基层利益表达机制的创新;通过多元利益主体的平等、理性的协商来达成共识,实现了基层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创新;通过建立“两委主导,多元参与”的决策模式实现了民主决策机制的创新。虽然“新圩经验”的具体制度设计立足于本村现实,但其体现出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理念却具备推广价值。       

嵌入式治理:志愿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分析——以衡阳市为例

志愿组织是推动城市社区多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政主导下的社会治理体系中,作为民间社会力量代表的志愿组织,与政府和基层社区的均衡互动关系是其有效、有序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前提。衡阳市志愿组织在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充分利用自身的“自主性”和“嵌入性”,向上接力政府、向下沉入社区,实现了志愿组织赋能社区治理,助推更为进取和多元的社区治理网络的形成。     

建设和谐社会的政府管理维度

构建和谐社会是政府管理的重要目标。在这一目标指引下中国政府必须树立“顾客至上”的管理理念,不断健全社会管理体制和公共服务体制;完善公共政策决策体制,有效调节社会各阶层的权力与利益;构建政府为主导、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的互动协调的治理模式。实现政府、市场、公民、非政府组织之间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作用、相互制衡的和谐的理想社会状态。     

地方政府推进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实践探索

以公民参与理论为核心的民主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在基层自治组织平台下协商管理社会事务,促进基层政府的开放性和民主化,对于推动地方治理创新和公众参与均有重要意义。通过选取两个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创新的案例,分别分析“民主恳谈”和“议事会”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启示。应加大政府向社会赋权力度,建构多层次的基层民主参与结构;推进基层民主组织监督平台的发展,赋权公民参与的动力原点;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民主治理,发挥其他组织的积极作用,以期实现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程序化和常态化。     

协同共治与携手共赢：职业教育质量治理的生成逻辑与推进机制

受经济社会发展“提优增质”对职业教育提出的新要求、职业教育系统的半开放性质以及质量管理从“个域共同体”走向“公域共同体”的现实可能性影响,职业教育质量系统必将走上从“管理”到“治理”之路。质量治理主体间性关系的生成逻辑是围绕职业教育质量产品的输入、加工和输出这一“制造过程”而形成的,集职业教育质量输入、质量过程和质量输出为一体的“立体”治理关系。通过制度推进机制、权责明晰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和督导评估机制等多元机制的建构,以确保在职业教育质量共治基础上的效益共赢。     

数字治理的发展逻辑解析

信息化是推动政府转变治理方式的核心力量。我国政务信息化经历了电子政务、数字政府、数据治理以及数字治理等阶段的发展。目前,数字治理是我国政府推进社会治理的核心模式。基于数字治理的发展脉络及其基本内涵,当前的数字治理主要涵盖三种核心任务与发展逻辑,即“互联网+政务”“大数据治理”和“大数据决策”。结合上海市“一网通办”与“一网统管”实践,“互联网+政务”又可以分为“互联网+政务服务”与“互联网+城市治理”两个方面。这些核心任务中,“互联网+政务”强调服务导向、多元协作、数据处理与平台共享,“大数据决策”关注整合数据的科学价值与决策依据;二者联系的纽带为“大数据治理”,且分别驱动不同的大数据治理模式。尽管目前我国大数据治理仍然面临许多问题,但数字化已经广泛应用于城市治理与公共服务等各个领域。在未来,数字治理将逐步向“智慧治理”或“智能治理”转型。     

人工智能时代地方政府网络舆情治理的困境与进路

人工智能技术以其具有人机对话模式、自我学习的算法机制和不断改进的算力等特点,在赋能地方政府网络舆情治理时也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主要是主体障碍：技术观念“失准”,导致治理意识淡薄;信息桎梏：共享数据“失效”,造成治理格局削弱;行为破碎：决策程序“失序”,致使治理效果不佳;约束缺失：问责制度“失席”,诱发治理行为乏力。需要从理念、机制、制度和技术等方面着手,坚持整体智治：革新单向度网络舆情治理理念,转变网络舆情治理模式;协调整合：完善网络化网络舆情治理机制,增强网络舆情治理能力;规范管理：建立科学化网络舆情治理制度,强化网络舆情治理监管;技术赋能：发展技术化网络舆情治理手段,提高网络舆情治理效率;使人工智能技术这一新的“变量”成为实现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善治的最大“增量”。     

行政耦合、新型关系网络及其于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研究

作为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策略定制,“行政耦合”是指政府或政府行为通过一系列途径实现与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有效融合,从而实现政府有效治理的政策工具。这种工具在乡村治理中表现出运作主体多元化、服务导向、协同合作的运作特征。本文以贵州省新民镇的“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作为案例样本,分析基层政府“行政耦合”所形成的新型耦合式关系网络对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这种新型耦合式关系网络是政府体制吸纳与乡村社会政治参与的均衡演进的结果,二者的交互作用促进和强化乡村治理目标的实现,展现了其各自的价值。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对其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沁润式”发展所产生的深层矛盾和风险进行反思,以期为乡村治理提供理论指引和实践参考。     

治理新维度:基于组织角度的分析

组织处在日益复杂多变和充满不确定性的动态环境中,决策复杂性与难度不断加剧。在此背景下,治理理论大行其道,新维度、新理论、新方法不断出现。企业治理、网络组织治理、IT治理、知识治理构成治理维度的四个新兴领域,其新变化包括:企业治理战略作为核心,力求在公司治理的基础上保持企业的持续赢利;网络组织治理的主体是网络合作的诸结点,客体是网络组织,治理过程具有自组织特性的自我治理;IT治理是一种制度和机制,其目标是实现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主体对信息化建设的监督与制衡;知识治理强调治理机制如何影响知识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