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心理需要与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

基于积极心理学视角,构建了基本心理需要对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影响机制模型,并运用调查数据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基本心理需要满足能够降低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相对剥夺感在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与非制度化维权意愿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抗伤害信念在相对剥夺感与非制度化维权意愿之间的调节作用显著。对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行为的防控,可以从工作设计与组织情境管理入手,提高农民工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感,降低其相对剥夺感,从而降低其参与非制度化抗争意愿。     

论新生代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及走向制度化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群体。但受收入普遍偏低、制度保障不力、文化内化不深、社会认同感不强等因素影响,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非制度化参与。因此,需要采取提高收入、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加强和普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社会认同感等措施,促使其政治参与活动由非制度化向制度化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维权特点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在传统社会的伦理思想和现代化力量的共同影响下,其权益维护显示出特定的行为逻辑。出于生活保障的经济理性,他们会接纳和遵守资方不公平的制度契约。为了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受惠,新生代农民工在遭受侵权时不会为维权对雇主依法上诉。针对个别企业雇主长期无理的侵权行为,新生代农民工便以"弱者的方式"展开维权,"迫使"这部分企业雇主改变以住的做法。     

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困境及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受收入普遍偏低、制度保障不力、政治文化落后、社会认同感不强等因素影响,当前其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非制度化参与,存在着制度化参与的困境。为破解这一困境,需要采取提高收入、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加强和普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社会认同感等措施,促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活动由非制度化向制度化转变。     

论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的完善

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有更高的政治认知和参与愿望。但由于制度内参与渠道不畅,导致制度外参与频发。提出应通过加强政治文化建设、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政协制度、组织建设等,畅通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化的参与渠道,促进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对策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非制度化参与,存在着制度化参与的困境。为破解这一困境,需要采取提高收入、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加强和普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社会认同感等措施,促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活动由非制度化向制度化转变。     

论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困境及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受物质基础薄弱、制度保障不力、政治文化落后、社会认同感不强等因素影响,其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非制度化参与。为破解这种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困境,需要采取相关措施,促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活动由非制度化向制度化转变。     

苏州市外来农民工维权意识调查

以苏州农民工群体为对象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在工作时间、工作环境和报酬待遇等权益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侵害,而农民工害怕失去工作机会,维权成本过高,维权知识缺乏以及维权意识淡薄等因素制约着农民工维权意识的提高。因此,我们应当唤醒和提高城市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并为维权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从而真正改变农民工群体权益受损的状况,实现其向现代市民群体的转化。     

农民工维权主体缺陷与法制化维权体制的完善

对农民工在劳动用工中被用人单位侵权的现状进行分析,认为在当前农民工维权体制存在缺失的情况下,农民工维权难以形成一个有力的维权主体,使维权始终缺乏力度。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一要加强教育,完善服务等措施,尽快完善农民工维权主体,将农民工维权纳入到法制化管理的轨道之中;二要尽快建立起系统性的维权体制,健全就业服务与保障制度,改进权益保护体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维护农民工各方面权益。     

新时期农民工与工会维权

“拖欠工资”反映的是劳动关系领域中的“市场失灵”现象。针对这种现象分析工会维权职能与农民工利益的关系,主张将农民工纳入工会的维权范围。明确政府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完善规则并严格监督规则的执行。西部地区可以结合本地区农民工的特殊情况作有益的尝试。     

从鲁园农民工工会维权看农民工工会维权现状、困境及对策

农民工工会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各种原因,农民工工会在维权过程中还存在工会本身的弱势,维权中的政府难题,行政执法部门的不合作和法律制度的不健全等问题,必须从完善现有劳动法律体系,提高农民工工会的地位,构建多方维权合作机制,强化相关政府部门的职责监督,提高农民工的法律水平等方面着手加以解决。     

论农民工民间维权NGO在社会转型期的发展空间

农民工民间维权NGO(即非政府组织)是一种在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体制外社会组织,本文以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工劳动权益状况为大背景,以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供求和制度变迁、交易成本和收益分析原理等为框架,分析了农民工民间维权NGO在社会转型期的激励机制、实现机制和约束机制,并从政府的角度对管理和规范此类组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浅析民间组织在农民工维权中的作用

当前,农民工维权问题已经成为备受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农民工维权难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国家农民工管理制度滞后以及农民工自身原因。针对这两个问题,国家在积极探索农民工管理制度,并且专门为解决农民工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对于农民工权益的保护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农民工权益受侵害的案例仍然很多,需要我们去探索新的管理渠道,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尤其是民间组织,参与到农民工权益的保护中来,让民间组织在政府的引导规范下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起到“预防”、“盯防”、“消防”的作用。     

农民工依法维权的困境与出路

自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农村开始出现劳动力过剩,大批农民向城镇转移,由此在我国社会逐渐出现和形成了一个新型社会群体———城市农民工。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国有2.5亿农民工,其中流动的在1.3亿以上,80%的农村家庭有人在外打工。[1]农民工已成为城市建设的生力军,为城市建设     

现代政治信任建构的根本原理——兼论制度化不信任的功能与限度

与传统政治信任不同,现代政治信任是一种内含制度化不信任的信任形态。制度化不信任与现代复合民主相契合,由合法性、定期选举和任期、宪政与权力制衡等政治原则与制度形式构成,其理论原型是权力的工具性与人性的"幽暗意识"。制度化不信任主要通过保障公民权利、建构优良秩序、增强政治效能等功能建构现代政治信任。但是,制度化不信任的有效性取决于其有限性:不能始终处于激活状态,惯常性地被动用;不存在统一模式,没有普适性。     

社会信任视角下的农民工城市融合——基于上海的实证分析

社会信任对于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理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基于对上海的抽样调查资料,通过OLS回归模型发现,特殊信任、一般普遍信任和典型普遍信任更多地对农民工社会心理文化层面的城市融合有影响,对经济层面的城市融合影响有限,仅有一般普遍信任对经济融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此应积极引导农民工树立自信,减少本地居民与农民工之间的不信任因素,加快相关制度改革,拓展对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     

论社会组织对政治参与制度化的作用

政治参与制度化的涵义包含制度化参与以及参与制度化两个维度.这表明政治参与制度化的关键因素是制度供给以及制度效力的实现.除了政府的制度供给之外,社会组织对政治参与制度化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社会组织能够吸纳新兴社会阶层、规范网络政治参与以及完善参与渠道;另一方面,社会组织有利于提高政治参与制度的执行力,充分实现其效力.实现政治参与制度化的必要途径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在互动过程中展开协同合作.     

传统与现代——论农民工维权的综合性特征

解读农民工的维权策略,需要以他们的日常生活逻辑为基础,揭示其行动原则与机制。作为一个综合农民与工人双重身份与双重生活经历的人口群体,其具有独特的维权逻辑,既不能单纯用农民的行动方式来解释,也不能把他们当成现代工人来看待。面对善恶难辨的外界援助,他们谨慎行事避免风险;面对严酷的就业环境,他们总体性考量而有取有舍,而一旦身处有利的环境时,他们又会表现出很强的功利性色彩。总之,农民工的维权行为兼具传统小农与现代市场理性的双重特征,表现出很强的综合性。     

农民工维权中的"自助行为"及其引导

“自助行为”是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有效的解决方式,但其行使是有一定限度的,并不是任何情形下都可使用。农民工维权中的“自助行为”主要体现为以极端甚或非法的手段试图救济自己受损的权利,而其结果常常事与愿违,不自觉中助成了自己由受害人向加害人的转化。把自己由权利的合法拥有者,推向了违法者,甚至犯罪人的位置。农民工维权中的“自助行为”多属一种无奈的选择。他们的“自助”行为富有夸张性,更多地具有引起相关部门或组织关注的意味。不要总把农民工维权的“尴尬”归结为法律意识的问题,其实更为深层的问题在于公权力或相关组织能否为其提供便捷而有效的救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