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投资作用于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分析

R&D活动与技术创新密切相关,是技术创新的核心环节;R&D投资促进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可用R&D对技术创新的种子效应、R&D对技术创新的生长效应、R&D对技术创新的引致效应和R&D对技术创新的自我增强效应来阐释。     

河北省高校R&D资源配置现状与对策建议

R&D活动是科技创新活动的核心,R&D活动的开展有赖于R&D资源的支撑,R&D资源的合理配置是推动科技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保障。河北省近年来加大了对高校R&D资源的投入力度,R&D资源的利用效率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然而目前高校R&D资源配置还存在着一些不合理之处,R&D资源配置亟待优化。首先通过横向对比,分析河北省高校、企业、研究机构的R&D资源配置的特点;接着从R&D人力投入、R&D经费投入、R&D物力投入和R&D投入的科技产出等几个方面,对河北省高校的R&D资源配置现状进行了分析总结;最后从高校主管部门的角度出发提出优化R&D资源配置,提高R&D资源利用效率的对策与建议。     

基于知识共享的虚拟R&D团队治理机制研究

虚拟R&D团队是现代电子信息技术的产物,是未来团队的发展趋势,其有效的治理机制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保障.本文立足于知识共享的角度,对虚拟R&D团队治理中最重要的三个机制--知识管理机制、产权机制和激励机制进行分析,并提出了治理方案.     

制度和技术对国有企业研发投入的约束

分析了国有企业R&D投入现状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国有企业内部追求短期利益、生产技术和工艺水平落后是制约R&D投入的主要因素。要提高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必须改善企业治理结构,提高整体的生产技术水平。     

国际化多重R&D联盟及其治理模式选择

阐述了国际化多重R&D联盟的概念,并构建了用于分析R&D联盟的过程模型,在此基础上对国际化多重R&D联盟的特点及其所遇到的挑战进行了探讨。最后,提出了一个分析不同类型的国际化多重R&D联盟如何选择合适治理模式的理论框架。     

R&D合作治理模式选择研究--以合资与合约为例

近年来,企业之间R&D合作有增多的趋势,合资和合约是两种较为典型的R&D合作治理模式.以此两种模式为例,分析模型对R&D合作中合资与合约的选择机理表明,对产品原型贡献程度是模式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且其大小存在一个阈值:当双方中的一方对产品原型贡献大于阈值时,合约是双方最优的治理模式;反之,合资则是最优选择.且产品原型贡献阈值受合作双方吸收能力、得益分配、合作时间等因素影响.此外,阈值也是合资或合约稳定性的测度.     

中国省际R&D强度差异的决定与比较——基于1998-2004年的实证分析

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北京除外)1998-2004年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表明,各地区R&D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且其决定因素也不尽相同。基本结论是:决定各省R&D强度的因素与初始R&D强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的初始R&D强度水平下,R&D强度决定因素也不同。R&D强度较高的地区,其决定因素主要是政府补贴和人力资本存量;R&D强度中等地区,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存量对提高R&D强度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R&D强度较低地区,GDP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存量增加都能提高R&D强度。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可以提高R&D强度,但在不同区域其弹性略有差别。由此得出的建议是,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中国各省份应制定差别化的科技政策目标及实施手段。     

当代跨国公司R&D投资的区位选择

跨国公司R&D投资区位选择要受到跨国公司自身的市场目标、东道国的R&D环境以及投资国R&D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应积极利用跨国公司R&D投资区位调整的有利时机,优化R&D投资的区位布局,加强与在华跨国公司的R&D合作,重点发展对发达国家的R&D投资,有选择地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的R&D投资。     

R&D部门间溢出效应及中美日三国的比较分析

文章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定义了后向R&D流量系数矩阵和前向R&D流量系数矩阵,并导出反映部门R&D溢出效应的指标:受益者效应MCR&D和贡献者效应MDR&D。利用中国、美国、日本三国的投入产出表和有关的R&D支出数据分别计算了这三个国家产业部门的受益者效应和贡献者效应,并进行了分析对比。主要结果:三个国家的部门间R&D溢出效应具有各自的特点,又有相同点,主要有:有些部门,如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无论受益者效应还是贡献者效应在三个国家中都是比较大的;化学工业在三个国家中的贡献者效应都很突出,都是主要的R&D溢出贡献部门。与美国和日本不同,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R&D溢出贡献效应远高于其他部门,这是我国部门间研发联系的显著特征,与我国R&D投入的特点有关。     

实物期权在R＆D项目投资评价中的应用

R&D是中国企业获得核心竞争力和经济效益、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用实物期权方法对R&D投资项目进行评价能够适应R&D项目管理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借鉴Geske(1979)提出的复合期权模型 ,本文对R&D项目进行了实物期权分析 ,将R&D项目看作一个复合期权 ,建立了R&D项目的投资评价模型 ,对模型进行了案例分析     

乡村治理中的体制性空转——基层形式主义的成因与破解

基层形式主义成为困扰乡村工作的顽疾。长期以来,农村基层工作遵循“事本主义”逻辑,国家在基层领域以有限的形态存在,基层具备内生秩序生成能力,形成诸如“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矛盾化解方法。近年来,随着“三农”工作的总体形势变化,基层工作越来越大程度地纳入到国家统一治理的范畴,乡村治理活动的制度外空间被压缩,乡村治理逐步进入到体制化管理。乡村治理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一方面消除了体制外运作的不规范现象,同时也带来了基层形式主义弊病。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不是要回到传统治理方式,而是要寻求乡村治理体制与乡村治理需求的再次匹配。     

环境治理模式研究综述

我国的环境污染日益严峻,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复杂性和综合性要求环境治理模式的不断优化,合作式的环境治理成为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共识。为促进我国环境治理模式的进一步研究与实践,通过整理与归纳国内外相关文献,分别阐述网络治理、协同治理、多中心治理和整体性治理4种主要的环境治理模式以及这些治理模式在我国环境治理研究中的应用。我国环境治理模式应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和区域的环境状况,并促进治理模式的融合集成,以实现环境包容性治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价值旨向·逻辑理路·实践向度——以政治学为中心的考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蕴含着制度性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价值旨向。在逻辑理路上,其创造性将人民立场、中国精神和世界担当融为一体,呈现出鲜明的理论开拓性、政治指向性和人民性等价值意涵。在实践向度上,其重视以高质量党的建设引领高质量发展,强调在化解社会矛盾中把握决策过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此,要系统性推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推动治理资源向基层下沉,进一步化解社会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矛盾;加强中国特色理论供给,向世界展示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图景;将中国发展与世界进步紧密关联在一起,继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跨界公共事务治理的结构特征与成功要件——基于湘渝黔“锰三角”地区水污染跨界治理的分析

一个有效的跨界治理模式应具备某些特定的结构特征和成功要件。“锰三角”跨界水污染治理的经验告诉我们，“多元共治、协同互动”的结构特征以及共同利益的有效分配、跨界合作平台构建、跨部门合作机制形成、多元主体参与渠道的完善等要件成就有助于跨界治理走向成功。这些结构和要件的提出为跨界治理成效进行事前评价提供了一个可预见的标准，为制定跨界治理具体政策提供了技术参照。     

管治的起源、概念及其在全球层次的延伸

“管治”原意指控制、指导或操纵 ,但近十年来 ,其内涵脱离“统治”的概念 ,得到了新的发展 ,更着重于政府、私营机构和市民之间的横向协调作用 ;总结各种定义 ,“管治”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自组织调节方式、多样化的行为者、互动过程、国家的“元治”角色等基本方面 ;此外 ,“管治”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属于全球化和跨国组织的领域 ,即“全球管治” ,其作用的发挥首先在于如何实现全球自组织模式的问题     

我国民族地区地方治理研究综述

治理理论的兴起为我国民族地区地方治理提供了许多可借鉴之处。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基础、治理主体、基层社区治理、治理模式和类型等方面,但研究对象和领域过于分散,缺乏对民族地区地方治理理论的整体关照和系统研究,因而需要从民族地区地方治理的实际出发,突破传统理论的局限,积极寻找新的途径,及时总结治理实践中的新经验,探索适合民族地区地方治理的新模式和新路径。     

智慧社会治理的生成逻辑和实践进路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信息革命的深刻嵌入,催生了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相交互的社会形态,并日益生成了大数据算法与小数据挖掘相耦合的技术取向、去中心化与中心化相并立的构序场境、规则治理与代码规制相互补的约束原则。它们在社会建设进程中获得实践性展开,孕育生成了开放安全的数字生态圈、协同联动的多元治理圈和包容普惠的红利共享圈,社会治理理念日益成熟,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内涵更为饱满,为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提供了动力。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检视与理论反思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推动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实践已经全面铺开。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中呈现出治理体制“类”科层化、治理过程规范化、治理方式技术化的逻辑;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中呈现出领导能力精英化、服务能力社区化、公共管理能力专业化的逻辑。但我国存在东中西区域差异和不同发展阶段两个层面的限制,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与乡村社会基础的匹配存在一定的张力,并会产生一些“意外的后果”。基于这一客观现实,需要对当前的国家政权建设理论进行反思,并重视简约治理传统。为了更好地实现乡村治理的转型,有必要从改革乡村关系、推动自治下沉、加强基层民主建设等多个方面达成国家政权建设与简约治理传统的协同。     

公共资源的特性与治理模式分析

公共资源作为公共物品的一种,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竞争性、外部性等特征,容易诱发人们对公共资源过度的消费行为,以及在治理公共资源中的“搭便车”、规避责任及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致使公共资源面临耗竭性退化的困境。科层制治理、市场制治理、自主组织治理与网络治理正是人们为解决公共资源困境所作的制度安排。在公共资源治理中,应根据公共资源的内容和特性选择恰当的治理模式,以此实现公共资源的有效治理,使公共资源得以永续利用。     

“复合型分离”：基层治理标准化实践的制度困境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当前治理体系的主要目标,标准化是其中的重要尝试。基层标准化实施经常出现“二重性”特征,带来治理成效的同时也催生了形式主义问题。建立层级结构、特殊情境以及社会三维平衡的分析框架,根据对G镇标准化治理改革的追踪发现,其出现了替代、“反构”与分离的过程,现象表现为政治动员取代专业化思维、组织行动“反构”执行策略、治理标准与现实情境相分离。因此提出“复合型分离”的理论解释,规制性支柱、规范性支柱以及文化-认知性支柱是制度支柱的基础,而不同制度逻辑平衡的破坏导致不同制度支柱间的相互分离,进而使得组织行为变异。制度逻辑的统一必须依靠系统整合和社会整合双向互动的过程。因此,面对当前基层标准化实施困境,需要提高系统整合中的专业知识能力以及创造社会整合中自下而上的组织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