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政治制度化思想析论--读《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有感

亨廷顿政治制度化思想是其政治发展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制度化水平的高低影响着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转型的道路。亨廷顿政治制度化的定义和其提出的衡量制度化的标准有必要进行详细分析，探讨公共利益、政治参与、政治现代化等相关变量与政治制度化的相互关系，并进一步阐述其政治制度化思想对当今中国的启示意义即要加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强大政党的建设、扩大政治制度化的参与途径、深化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现代化视阈下的公民政治参与有效性建设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的高度,但是也存在着参与渠道狭窄、实际效果较低以及大量无序参与等问题。在我国当前的政治生态下,政治参与组织化和政治参与制度化是公民政治参与有效性建设两个关键性因素,这两个变量组合成的不同参与类型有着不同的实际参与效果。作为后发外生性的现代化国家,党和政府通过推进政治参与制度化建设,促进公民社会发育,培养有序、理性的参与文化,能够有力地推进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建设。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路径探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它赋予了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新的时代特征和发展动力,使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理论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在新时代背景下要从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元化社会治理和传统政治文化等方面深入剖析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路径在发展中存在的困境,积极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扎实推进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互为促进的良好格局,不断巩固和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和实践成果,为早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探索。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与乡村治理

乡村社会治理就是以村民自治为核心,通过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的并行发展,把农民利益最大化作为根本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的良性发展模式。当前,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出现,对于乡村治理的文化成长、社会资本建构和运作绩效有着较为消极的影响。为有针对性地提升乡村治理的实效性,须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政府治理制度化中农民工非制度政治参与探析——兼论马克思主义参与式民主

政府治理制度化是现代政府公共行政的内在要求,也是政府制度化的应有之义。农民工非制度政治参与不但对于地方政府提高其治理制度化水平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对于参与式民主成长过程也有着反向推动、现实倒逼的功用。基于此判断,分析农民工非制度政治参与的现状、特点、原因和纠正路径等问题,对于完善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参与式民主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非制度化到制度化——农民工政治参与模式的变迁

农民工政治参与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但现阶段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明显具有参与动机狭隘、参与手段极端化与非理性、参与过程无序化和非组织化等特点。根据农民工政治参与模式变迁的新取向,进一步探讨农民工政治参与由非制度化走向制度化的路径,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     

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现代化和民主化。然而 ,在社会转型时期 ,也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因素 ,农民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就是其中之一。本文在大量搜集材料的基础上 ,介绍了当前中国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主要表现形式 ,并从民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角度分析了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社会负作用     

不断完善政治参与制度是巩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途径

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的不断变化发展,政治合法性问题已日渐成为政治发展过程中的热点问题。对于合法性基础的转化,要从依靠经济增长的模式逐渐转型到依靠制度建设的模式上来。从政治参与制度角度审视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问题,不难发现基本政治参与制度和机制的缺陷、对新型政治参与制度缺乏创新、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未能有效融合是制约当代中国合法性基础得以巩固的制度性因素。因此,构建以完善基本政治参与制度为主体、创新政治参与体制机制以及对非制度化参与加以融合转化为框架的政治参与制度是提升政治合法性的重要途径和策略。     

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及完善对策

制度化政治参与体现了民主政治的精髓,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和显著标志.我国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还存在种种问题,分析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提出完善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对策,解决存在的问题,将有助于推进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促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发展.     

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制度化建设为基础、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为表征的协同治理过程,其中,民主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式。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模式,它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在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治理主体上遵循"党的领导与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相结合的逻辑;在治理过程上遵循"法治化治理与民主协商治理"相结合的逻辑;在治理评估上遵循"效率化增益与公平性分享"相结合的逻辑。沿着以上三重逻辑,以参与式协商为内容、以制度化协商为方向、以效能型协商为旨归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社会转型时期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和乡村治理困境

乡村社会治理,实质上是以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相结合,以村民自治为核心,以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一种乡政村治的良性发展模式。但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严重破坏现行的乡政村治村民自治乡村治理的绩效。破解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文化,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和推动乡村社会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来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社会资本。     

怨恨:转型国家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心理梗阻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一个国家利益表达机制健全、公共权力合法运行乃至政治体系良性运转的基本表征,而在转型国家中,怨恨往往会成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心理梗阻,导致怨恨主体在"政治冷漠"和"政治参与爆炸"之间游走极端,严重影响现代国家政治生态的健康生成与理性发展.因此,转型国家要实现"良善"的政治,必须从政治层面、治理层面以及价值层面等疏导与消解怨恨主体的怨恨心理,引导公民有序、理性、自主、适度地参与公共事务.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与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问题研究

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是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重要内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提高农民的民主素质、培育农村社会资本、担当农民的利益代言人、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完善村民自治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是在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中实现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载体。为扩大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途径,需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新生代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原因及其制度化政治参与路径

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不实——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相对较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制度保障不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渠道的虚置与缺失;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政治文化内化不深——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文化落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社会认同感不强——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努力夯实其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完善制度建设,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制度保障;对新生代农民工普及教育和加强培训,提高其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政治文化水平;转变城市居民的社会观念,增强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感。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党的建设制度发展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由政党、国家与社会三个主体性要素构成,其中政党具有领导功能,社会主义原则与"党建国家"的路径使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构中更是起到了核心推动作用。这就意味着党的建设决定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反过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也对党的建设提出新的要求。随着国家治理体系逐步走向定型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提出,法治与制度建设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由此决定了党的建设也必须在制度化以及根据新的要求进行制度改革上同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党的建设制度发展应该从政治结构空间和要素结构空间两个维度入手,推动党的领导制度、党的执政制度、党的治理制度以及党内管理制度等四方面的改革与发展。     

当前中国的政治参与:再制度化视角

当前,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日益高涨,社会政治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正在持续进行中。借鉴用来考察后发国家政治参与和政治发展的"亨廷顿公式"中的制度化概念,结合中国的本土政治经验对其进行修正,提炼出"再制度化"的新观点,以其作为考察当前中国政治参与和政治发展关系的中介。可以看到,政治参与促进了"再制度化"过程,而"再制度化"则是中国政治稳定发展的保障与特征。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

随着公共事务愈益复杂多变,社会治理创新已成为改革的关键内容。对社会治理创新的解析不应囿于传统体制改革的中观层面或是机制应用的微观层面,而应将其内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宏观层面来考察。当下的转型危机使国家治理面临诸多挑战,也成为社会治理发展的契机。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在法制保障、民主参与、政府职能转变、制度建构等维度上寻求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能够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不竭的动力。     

国家治理:中国能从新加坡学习什么?

新加坡除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之外,也是全球公认的法治严明、社会和谐、文明优雅的治理典范之现代城邦。新加坡的国家治理的秘诀,从制度性因素来说,简要归纳为:强而有力的执政党、小而廉洁的政府、制度化的政府与民众沟通机制、对法治规则的高度认同。新加坡成功有效的国家治理经验,值得现代化转型之中的中国政府加以借鉴。     

谈谈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学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体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国未来十年的改革作出了总体谋划,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接下来的改革重点之一是国家治理领域的改革。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然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调整开始,政府管理实现由管治到公共治理的转型。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即推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化、制度化,现阶段应搭建起"国家-社会协同共治"的新型治理架构,把实现政府转型作为系统工程的重心。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转型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转型是中国乡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手段和重要标志。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制度化转型的实质是立足于中国乡村传统的现代治理制度的建立,是传统规则向现代规则的转化,是由带有浓厚血缘关系、宗法关系、政治关系、群体自发关系的制度形式向使社会成员具有独立意识、参与意识、发展意识和群体自觉意识的刚性规则的转型。中国乡村社会治理制度化转型的根本路径是培育社会公民的自觉意识和各种形式的互助组织,强化议事和决策程序,建立合法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