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与“本土”的纠结——论台湾乡土文学观念的演变

台湾作家在不同时期提出的“乡土文学”具有不同的涵义,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民族意识.在台湾,乡土文学观念的分歧,不仅是文学观的差异,而且是政治态度和文化观念的不同.考察乡土文学观念的演变对于正确地理解台湾乡土文学论争、乡土文学创作和从事乡土文学研究都有着重要意义.     

“兵刑合一”：中国古代“大一统”观念的国家主义表达

国家统一与繁荣富强是中华民族的最高价值准则。国家统一既需要理念、精神与文化的滋养作为基础,也需要通过制度、法律和军事力量来予以维护。中国古代注重通过法律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秩序,在必要时依据法律动用国家军事力量以“兵刑合一”的方式维护统一、稳定秩序。在中国古代的“大一统”观念下,“兵刑合一”既体现为法律上的制度规制,也体现为政治上的军事强制,以其秩序功能联结起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政治诉求与法律实践,实现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之间的互动。儒家文化和“大一统”观念的文教功能与制度维系功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大一统”观念的制度化、法律化,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奠定了“历史中国”的文化基础,丰富了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涵及其表达。     

关于“民族意识”的讨论

中国民族理论学会于1990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青年民族理论工作者专题研讨会”,与会者就有关“民族意识”的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探索: 一、民族意识的内涵:1、对民族的属性、交往、发展的认识;2、归属意识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对民族共同体的关注;3、人们对自己民族价值存在的反映;4、民族的心理素质、感情、情绪、自尊、自卑等;5、个体民族意识、群体民族意识、跨族民族意识、阶段民族意识;6、民族成员对本族与他族交往中的自主性、独立性、整体性,生产生活方式、习俗观念、行为方式以及对自身民族相属性的认识结果;7、族属意识和民族生存及发展的推动或妨碍意识;8、民族对自我文化特点的认识。 二、民族意识的结构与层次:1、民族的厉性意识层、交往意识层及发展意识层;2、民族的社会心理层、自我意识层及精神层;3、成员对民族主体的认识、成员对民族主体以外的客观实在认识层、民族意识的动态认识层、民族意识的静态社会心理积淀层。     

宗教关怀的“现实化”与“民主化”——论杜威政治哲学的宗教本色

基督教观念对杜威政治哲学有深刻的影响。基督教的宗教理想经过其实用主义的转化后完全被"理性化"和"现实化":"民主"取代了基督,成为他的最高信仰;"民主共同体"取代了"天国",成为他理想的社会目标,而实用主义哲学成为其宗教情感与民主思想架构的桥梁。基督教文化的"底色"成为我们理解其民主思想的"本色"与"特色"之关键。     

近代“中华民族”观念的阶段性嬗变及其理论建构

"中华民族"观念在近代的历史演进中,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其理论建构也各具特色。生成阶段,梁启超对"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是为唤起国人的民族意识,建立民族国家。发展阶段,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认识与理解虽不尽相同,变化较多,但都是以"民族自决"为主导。普及阶段,在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下,全国各族人民为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团结一致,共同抗敌,不但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且以民族复兴为核心的理论建构在抗战期间推动了民族意识的最终觉醒,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今天,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精神动力。     

再论孙中山的大中华思想

孙中山的大中华思想形成于辛亥革命以后,它的主要特征是通过阐释大中华思想从政治层面整合民族意识,为建立一个国家和民族统一的共和国创造理论基础;从经济层面整合民族意识,建立民族经济共同体,使各民族形成相互依存关系;从文化层面整合民族意识,凝聚中华民族文化精髓,锻造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意志和意识。     

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论孙中山爱国革命思想的时代意义

今年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1866.11.12—1925.3.12)诞辰130周年,本刊特发一组有关其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学术论文,以志纪念。 本文从学术上论述孙中山革命思想和理论的时代意义,认为孙中山强烈的民族意识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基础,他为中国近代的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了不倦的开拓性探索、吸收和融合,其思想和理论都是中西文化精华的结晶。孙中山由爱国而革命,以革命来救国的精神永远鼓舞着全中国人民为实现其理想而奋斗。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观与其政治实践

在柏拉图政治哲学中,柏拉图曾对政治与哲学的张力有所阐释,但是在学界却并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图从两方面讨论这一问题:首先,柏拉图在理论上对政治与哲学进行了严格划分,他的"政治-哲学"观中就已经阐释了二者的张力;其次,柏拉图又通过走入洞穴试图消解二者的张力,实现哲学王的理想,但是就他自身的政治实践而言,他的政治哲学与其政治实践之间又存在张力,他并没有实现这种张力的消解。总体来说,柏拉图对待政治与哲学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心态,这种复杂态度直接影响了整个西方政治哲学。     

公民意识的教育和培养——基于“政治学”课程教学

公民意识是现代公民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也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保障。在政治学课程教学中,教师应始终注意大学生公民意识的教育和培养。具体而言,应主要围绕国家民族意识的增强、民主法治精神的渗透、公共情怀与公共理性的培养、权利义务观念的强化几个方面来进行。     

洪武初年东北亚国际格局的变迁与明代的对策

就传统儒学的国家观念来说,最理想的模式莫过于“王朝与藩国”的政治体系。但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关系上,王朝与诸藩国的远近亲疏并不完全一致。元明之际,对于新建的明朝来说,除了要合理地继承并发扬历史上固有的“王朝与藩国”的体系外,还要处理好因取代元朝而出现的国际格局变迁的再调整,使之更加有利于明初的国家安全。在明初的国际格局诸因素中,东北亚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和政治因素,而对明初的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制定,均起着独特的作用。 明初东北亚国际格局的结构分析 　　在传统的宗藩体系中,以中国为宗主、朝鲜和日本为…     

论老子的文学观念

老子是先秦道家的代表人物,他的文学观念是以其政治理论为基础的.由于老子的政治理论为"君人南面之术",以"清静"、 "无为"为旨趣,因而他对文学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就文学观念发展的内在理路而言,老子的文学观念与孔子的文学观念正相反对.如果说孔子所提倡的文学即文教,企图以西周传留的礼乐文献和礼乐文化来教化人民,那么,老子所提倡的道学则是道教,即以先王传留的道论为旨归来影响人民.老子揭露礼乐文化对社会政治和人的自然本性的戕害,为人们理性对待礼乐文化和深入思考儒家文学观念提供了思想武器,补充和修正了儒家的文学观念,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展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从五帝、三王到“天下型国家”:“天下政治”的历史成立

从五帝时代的共识的中国,经过三代的带有理想性的王制中国,再到秦汉王朝的大一统天下型国家,天下-中国的政教形态得以确立,这一形态集种姓民族、国家形式与文化文明形态于一体。这个形态的基本特征是纳天下的政教理想于成熟的国家形态之中。这种天下政治乃是有限支配与无限支配的统一体系:一方面,通过以家、国等为基础的有限支配推动以天下为指向的无限支配;另一方面,通过以天下为指向的无限支配反过来推动以国-家为基础的有限支配。由此形成了天下要素与国-家要素、文明要素与政治要素相互嵌入、彼此相造的格局。     

“自我”与“他者”视野下的晚清使西人员心态分析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廷被卷入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条约体系中,开始派遣使西人员,以了解西方。这些使西人员由于亲身体验到西方作为“他者”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层面与中国的种种不同,“自我”意识开始觉醒,“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更是萦绕在他们心里,挥之不去,体现在他们心态中主要表现为四种张力关系,即“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的张力关系;“政治自我”与“政治他者”的张力关系;“文化他者”与“政治他者”的张力关系以及“文化自我”与“政治自我”的张力关系。     

孟子“从兄”说义理发微

孟子为何要以“从兄”为“义之实”？在两千多年的孟子研究中,只有朱熹的弟子向朱熹提出过此问题,却并未获得满意回答。孟子的“从兄”说,在形态上源于宗法礼制的“兄道”,却又具有新的义理内涵：他以“从兄”来确立人伦中所应有的“敬”的原则,并展开而为“贵贵”与“尊贤”的统一。这种统一既肯定了道德理性的正当性,也肯定了贤臣代表民意参与政治的政治正义理想。道德理性与政治正义的统一,就体现在作为“制度之骨干”的君臣关系之中。孟子所理想的君臣关系是“贤王与贤士忘势相交”的兄弟朋友式关系,表达了他对民本君主理想政体的追求,这种追求也是他严厉批评各种“以顺事君”“尊君卑臣”之思想观念的基础。周代礼制文化虽为孟子提供了若干思想资源,却并不合乎其君臣人格平等的理想。因此,孟子只好将其立论的前提置于三代之前的尧舜时代,将“尧舜之道”解释为“孝弟而已”的伦理原则。这就是孟子必然要以“事亲”“从兄”为“仁”“义”之“实”,以展开其理论的根本原因,也是他“言必称尧舜”的根本原因。     

当代日本“世袭政治”的文化解读

"世袭政治"是当代日本政治的重要特征之一。亚洲民主国家日本缘何出现这种"政治返祖"现象?仅以政治方面的选举制度或经济方面的结构性利权关系难以说明,实际上日本作为资本主义后进国家,虽经历了明治维新和战后民主化改革,然而传统文化中的家族制度理念、身份等级意识和恩情主义观念依旧无处不在地影响着现实政治生活,其突出地表现在"民主的本质——选举"上,表现为政治家们将代表民意的公职——国会议员作为"私有物"变成世袭传承的对象,表现为选民对世袭政治和等级序列相当程度上的认同,亦表现为义理与人情关系基础上的政治生态。     

历史叙事与政治文化认同——章太炎的“历史民族”论再检视

在清末的民族主义思潮当中,章太炎的"历史民族"论颇具特色。这一观点强调历史的动态过程,强调制度、疆域、人的活动与融合,对于形成民族意识与民族记忆的重要性,而历史则是维系这种认同,并赋予其政治与文化内涵的最主要载体。他之所以在清末提倡历史之学,归根结底肇因于此。同时他的这些思考也贯穿于他在清末与立宪派的论争当中。章太炎此论,在民国学界虽少有回声,但柳诒徵与钱穆的史学思想,从论述框架来看,则与章氏颇为相似,此一脉络,实为理解现代中国史学发展与民族主义思潮变迁时不容忽视的线索。     

列宁“政治遗嘱”中对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思考

列宁在弥留之际的最后8篇文章或书信中,对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设计与探索,他提出,发展党内民主是实现民主政治的逻辑起点;应强化人民监督,以人民权利制约国家的权力;改革国家机关,以契合于民主政治的精神要求;加强文化建设,为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文化支撑。     

黄宗羲“道”论与明清之际哲学的突破

黄宗羲"道非一家之私"及相关论述,显示了黄宗羲的学术平等思想与自由观念。这既开启了后来穷经体道自"识字"始的考据学风,更是贯彻到政治哲学层面,使得他能够以"公天下"的观念重新考量君臣之道,重新诠释天下是非观念。这样,黄宗羲从哲学史观、经学、政治哲学等层面给予了"道"以新的解读,彰显了其哲学对宋明理学甚至是原始儒学的突破意涵。     

唐士大夫的女性观与武则天现象的产生——以墓志为中心

理想女人的标准是父权制文化塑造妇女的核心。从墓志来看,唐人心目中理想女性的观念虽以汉晋以来的儒家伦理为准则,但也凸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其时的士大夫们崇尚才智,对女性违背礼制、介入国家政治事务的诸种行为普遍持宽容态度。此种宽松的社会环境使得贵族妇女群体在文化和制度的裂缝中游走,争取到较大的政治权力。唐代的女性贵族群体打破了牝鸡司晨的政治禁忌,集体活跃在政治领域,出现了宫闱政治和女皇主政。     

“类”为中介的“人”的解放——普遍性政治视野中的费尔巴哈与马克思

人与社会的关系是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近代德国政治哲学强调国家,通过伦理与精神的统一奠定了普遍性的政治观念。费尔巴哈把人而非国家视作政治观念的总体,他对"类"概念进行绝对化的理论抽象,开创了反思性的人的原则,而由于他拒斥理性中介,即使最大限度的预设了人的感性生活,却无法超越精神哲学体系。马克思坚持了费尔巴哈关于政治伦理外在于人的判断,继而认定人不只是"概念的政治"的总体,且应当成为实践活动的主体,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继而消灭政治社会的异化规定。马克思把人的共同体——"类"定义为必要的理性中介,将它置于人与社会的关系之中予以扬弃,是实现普遍人类解放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