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民性及其建设路径

“国族”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国族”的“民族性”与“国民性”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产物。中华民族作为现代中国的国族,也具有民族性和国民性双重特性。中华民族的国民性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进程中,通过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中华民族观念政治社会化和国民身份法治化过程形成的。忽视中华民族的国民性,就难以准确理解中华民族的内涵,无法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国民性的建设路径包括培育国民意识、强化国民身份,以及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理念与方式的法治化等方面。     

民族主义思潮与近代中国边疆社会研究前沿综述

民族主义思潮是改变中国历史上各类差异共同体关系的最根本的思想。对于多民族中国来说,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不仅意味着从王朝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的政治转型,而且关系到各民族人民对新的民族国家的认同和国民身份的确立。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主张经过了从汉族国家、同质化国家到多元一体国家的递进性转变,反映了国人在构建民族国家认识上的不断深化。而受民族主义影响的地方社会在撕裂中实现着重构、整合。近代中国的民族与地方社会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把握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脉络和国族构建过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抗战时期的旅行书写与民族国家建构——以《旅行杂志》为对象的考察

近代以来,国族主义逐渐浸润包括旅行在内的国人日常生活,传统上以自我实现为中心的旅行观,开始向以国家为中心的国族主义旅行观转变.在国族主义旅行观影响下,抗战时期的旅行书写通过不同书写内容与策略的运用,担负起服务抗战与建国的重任.概言之,时人通过学术旅行撰写战时中国的“百科全书”,以培养国民国家意识;借寓情于景之法符号化自然及人文景物,建构民族国家认同的象征;以适时应务的书写提供战事及边疆信息,直接服务于抗战;最后利用旅外行记,在借镜外邦的同时增强中华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     

傅斯年民族观念浅析——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论

"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符号的确立,开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构建的新起点,也是中国传统民族观念摆脱"夷夏之辨",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九·一八"后,民族主义的理论建构则更注重与时代现实相结合,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还是多个"的大讨论将中华民族的国族建构进程升华至新的理论高度。重新解读傅斯年关于"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大民族观,追本溯源,对于我们了解那场讨论,理清思想脉络,具有启发意义。     

浅析民国时期的国族建设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主义观念发展自宋代启蒙,民国以后,官方号召与学人构想下的民族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梁启超、杨度等人提出"合族"的相关概念对国民党民族政策中的"国族"含义起到一定影响。为推进现代中国的形塑而不断加强"国族"建设成为国民党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此举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在当时的中国对于提高各族凝聚力有积极意义。中国共产党建政后,"中华民族"的概念得到官方的认同与强调,成为国家认同的重要标识。民族一体化建设仍需与现代政治相结合,谋求民族国家的良性发展。     

中国近代国家建构思想与西方民族主义

中国历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传统中国民族思想的主流是以文化辨民族,并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观.民族主义思想是伴随近代西欧民族国家建构而出现的,其核心理念是国家由民族决定.鸦片战争后,在列强殖民入侵和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出现分裂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倾向.作为对列强殖民入侵下民族分裂危机的回应,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趋向于通过同化政策进行“国族”建构,但这种国家政治建构的努力难收其效,根本原因还在于它始终未能摆脱“民族——国家”的束缚.     

从"他者描写"到"自我表述"——民国时期石启贵关于湘西苗族身份的探索与实践

通过对民国时期苗人知识分子族群身份认同观念的考察,探讨在当时呈现的国族体系中,苗人作为少数族裔社群的边界如何被划定及其产生的相关影响.研究结论认为,现代族群边界的变迁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密切相关.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之建构——以“五族共和”为中心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是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之建构的重要阶段,其基本情态就是"五族共和"。它是一个历史建构过程,包括思想文化领域与政治实践领域的双重认同与整合,同时也表明了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建构过程中的重要历史转折。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五族共和"在理论认识和具体实践中仍然存在严重的现实困境和诸多问题,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之建构仍然面临严重的危机和挑战。     

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困境与路径选择

近代以来,随着欧洲民族国家范式的扩张,全球化推动了世界民族国家时代的到来。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了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既相互支撑、又彼此掣肘的双重变奏,进而成为多民族发展中国家进行族际政治整合时面临的复杂而棘手的国家治理问题。民族与民主的二元视角与二维治理逻辑,也系统体现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族际政治整合的实践困境,如不断增强的各类族属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弱化、日趋紧张的族际关系使国族虚化或涣散、集体的族属权对于个人公民权利的挤压、诸种理论思潮对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取向的侵蚀等。多民族发展中国家要突破族际政治整合的实践困境,需要选择符合国情的民主化道路,增强国族机制的系统持续构建,推动良性族际互动机制的建设,确立正确的族际政治整合价值取向,以寻求合适的族际政治整合道路,如此或能逐步化解国家治理的困境。     

抗战以来民族学/人类学界对国族建构的新解——以西南民族研究为中心

国族建构问题,是自晚清"民族"概念传入以来关乎国家统一和民族凝聚力的重大议题。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是一个""汉夷同源"等观点在学界盛行一时,基本主张是以汉文化"同化"其他民族。但是通过西南田野调查的具体实践,民族学/人类学界结合西方学术理论,逐步推导出对国族问题的新解,也就是既承认和尊重中国各民族的多元性,又融各民族于国族之内的国族建构理论。     

中缅跨境德昂族的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

跨中缅两国国境线而居的德昂族在传统社会框架下为了本民族生存和发展建构了早期共同历史记忆.近代以来,中缅德昂族早期共同历史记忆出现了差异,究其原因,主要与现代国家确认、现代国际社会框架和自我建构相关.因此,早期历史记忆研究应该关注传统社会框架和自我建构的互动;历史记忆的当代重构应该关注现代国家、现代国际社会框架和自我建构三者的关系.国家认同差异并不妨碍中缅德昂族民心相通,德昂族将对"一带一路"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的族际政治整合与中华民族建设

中国模仿性的现代国家建构以传统疆域内各族各群凝聚为统一的国家民族为基础.内忧外患压迫下中华民族的构建直接以爱国主义为表征;同时,中华大地诸族文化、利益熔融的一致价值观使中华民族既是现代中国认同政治的直接载体,也是现代中国族际政治整合的现实目标.现代中国的中华民族主权国家属性,决定了在现代中国堪称为“民族”的实体只能是“中华民族”.然而,国家全面建设阶段中华民族的虚化及中华民族理论的缺憾使得国家崛起与中华民族复兴事业面临极大的风险与挑战.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国家族际政治整合,须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大战略下构建、完善以“中华民族”国族理论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族际话语体系与行动逻辑,通过加强中华民族建设,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强国基石.     

国族、民族与族群: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如何可能

国族、民族和族群,是三个不同层次的概念。长期以来,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与诸如汉、满、蒙、藏、回这样的原生性民族,都被称为民族,在理论概念和实践层面都带来了不少混乱。大多数的现代民族国家,国族内部有多个民族,民族内外有多个族群。国族不等同于主体民族,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与族群组成的,是与现代国家同构的、具有国民身份同一性的国族。     

国与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知识论反思

20世纪30年代国学史上"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辩论,集中反映出近代中国国家转型过程中民族国家建构所遭遇到的一种知识困境:无论是顾颉刚强调"国家一体"还是费孝通重视"民族多元",这场知识争论的核心在于如何认识国家与民族的关系。本文通过对争论各方的知识脉络重新进行梳理,分析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边政学派、燕京社会学派、史语所以及未直接参与争论的"延安学派"在此问题上所各自秉持的知识立场与逻辑,由此可识别出现代中国国家建构所走过的思想轨迹及其对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知识影响。     

马来西亚国族建构研究

马来西亚的国族建构建立在特定的历史基础之上.英国的殖民统治不仅造成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的形成,“分而治之”的殖民统治也给马来西亚带来了族群差异和族群矛盾.在独立建国的过程中,三大族群围绕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博弈并达成一致,最终赢得了国家独立,为国族的建构奠定了基础.独立后的马来西亚在国族建构的途径上存在马来民族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之争,但马来民族主义始终占了上风.马来西亚国族建构实践可分为三个阶段.马来西亚的国族建构,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国族建构依然任重而道远.     

中国古人类学早期传入的背景与过程

本文考察了古人类学早期传入中国的背景与过程,认为它是世界古人类学向中国的延伸,同时它也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过程中民族救亡图存的一个必然结果,或杜尔干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一个"集体表象".从一些标志性事件看,1920年代是该学科建立的一个时间标志.     

"政治化"还是"文化化":晚清时期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对中国的影响

本文从分析国内某些学者提出的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等观点切人,指出这种观点不是原创,而是美国学者杜赞奇提出的民族问题"复线历史"的翻版;从晚清两种民族主义思潮的考察分析展开,指出晚清维新派、立宪派民族观的内核并非所谓"文化主义",实质是穿着文化外衣的政治化的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将清王朝从"帝国"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指出"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国族-族群"论、"民族问题去政治化"论等不适应中国.     

近代中国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差异性研究

近代中国"新史学"是一种相对于传统史学有显著不同的史学形态。自1902年梁启超先生开创"新史学"来,中国近代史学在"科学化"的风气下对传统史学进行全面的批判与继承,在包括对历史的观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态度等方面均发生重大变化,直接催生了我国史学的蜕变,也取得非常瞩目的成绩,对中国当代唯物主义史学观念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探讨近代中国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差异性研究,考察史学科学化,对于研究中国当代史观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史学健康发展均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近代中国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差异性研究

近代中国"新史学"是一种相对于传统史学有显著不同的史学形态。自1902年梁启超先生开创"新史学"来,中国近代史学在"科学化"的风气下对传统史学进行全面的批判与继承,在包括对历史的观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态度等方面均发生重大变化,直接催生了我国史学的蜕变,也取得非常瞩目的成绩,对中国当代唯物主义史学观念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探讨近代中国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差异性研究,考察史学科学化,对于研究中国当代史观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史学健康发展均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发现“边政学”:学术与时势之间的民国边政研究——评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

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一书将边政学还原于近代民族危机、国家重建的历史背景之下,将边政学的兴起置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从传统向现代的学术转型这一学术语境中加以考察,首次相对完整地重建了近代中国边政学产生、发展及演变的历史事实,概述了民国边政学的学术面貌与特征,构建了民国边政学的发展谱系。这不仅有助于从历史的脉络、学术史的层面重新认识中国近代边疆史地研究,而且在边疆政治地位再度升温的当下,亦不无深刻之意义。当然,是书较着力于"边政学"的"今生",尤其是边政学与时局的关联,而对其"前世"着墨较少,从而未能很好地回答边政学究竟是清季以来的边疆史地研究的现代转换多一点,还是西学中直接移植并运用于中国本土的再造多一些。此外,"边政学"的学科独立性也是值得再深入考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