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政协的中共代表中有董必武而无秦邦宪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至三十一日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全国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参加的一次重要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由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包括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七同志组成。关于中共代表团的组成以及他们在会议内外的斗争,当时国内外主要报刊都曾有过报道,解     

1935—1937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新论

在充分查证大量历史文献的基础上,深入考察了1935—1937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宣传中国革命、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领导东北抗日斗争中发挥的作用。明确指出,虽然在此期间王明和康生一直担任代表团正副团长,但是与此前四年的情况相比,这两个人在代表团内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被打破,经过井冈山、长征和东北实际斗争考验锻炼的国内同志逐渐在代表团取得了主导地位,代表团积极拥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这一时期的代表团虽然也存在着缺点错误,但是不足以抹杀其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     

试论一九四六年重庆的工人运动

祖国大西南的重镇——重庆,自抗日战争初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内移,和沿江、沿海企业的内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我国内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在这里集中了旧中国为数不少的现代化工厂和中、小企业;且拥有一支以产业工人为中心的包括其他工人成份的庞大队伍,因而成为我国职工运动的重要基地。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更成为国内一切矛盾的焦点和阶级斗争的中心。党所领导     

作为方法的群众路线——1957年中共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实践及影响

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中共八大的召开,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新中国开始进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7年始,中共反复强调,尽管在经济战线上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但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还需要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和推进。因此,在开展整风运动的过程中,中共不断动员各级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重申群众路线对于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问题的重要性,以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进一步加强和密切党群关系。这一重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历史实践,彰显了中共在应对社会主义遭遇危机和挑战中的努力探索及其复杂性。     

关于逻辑问题的通信

该信缘起陈慕泽先生在《浙江社会科学》发文指出国内数理逻辑教材存在的问题,康宏逵先生进行了回复,并表示可以公开发表。本刊予以刊载,旨在笃行"明辨"之风。     

关于成员权及其退出问题的探讨

本文认为,成员权是与农民社区身份密切相关的具有财产权利属性的特殊权利。研究如何妥善处理农民成员权的退出问题极富理论和现实意义。只有从历史的角度把握成员权产生、发展、演变的规律才有可能进一步把握其未来的发展脉络,从而为正确处理这一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思路。文章最后剖析了在成员权及其退出问题认识上的几个误区。     

作为方法的群众路线—— 19 5 7年中共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实践及影响

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中共八大的召开,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新中国开始进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7年始,中共反复强调,尽管在经济战线上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但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还需要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和推进。因此,在开展整风运动的过程中,中共不断动员各级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重申群众路线对于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问题的重要性,以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进一步加强和密切党群关系。这一重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历史实践,彰显了中共在应对社会主义遭遇危机和挑战中的努力探索及其复杂性。     

关于语言运用问题的通信

我院中文系杨亚杰同学就语言运用问题写信给王力先生。八旬高龄的王力先生在百忙中亲自给杨亚杰同学写了复信。这是老一代语言学家对青年一代的深切关怀！王力先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更令人钦佩！这里将他们的通信一并照登如下:     

中共联合政府主张提出前在参加政府问题上的多方博弈

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共即须面对如何与国民党政权相处,即参加政府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中共、共产国际（苏联）、美国、国民党等四方因不同的考量而展开多方博弈。中共从扩大政治影响,促进自身发展,维系国共合作的角度讲有参加政府的需求;共产国际（苏联）为使国民党减轻对国共合作的疑虑而不愿中共参加政府;美国政府坚定支持国民党政权,对中共参加政府影响甚微;国民党则坚持一党训政体制,不愿对中共开放政权。中共未能参加政府是其抗战初期实力使然,虽有利于保持中共思想组织的独立,但却使国共合作缺乏持久性与稳定性。国民党虽然保持了其对政权的垄断,但仍然无法阻拦中共对其一党训政体制的挑战。     

关于抗战时期中共土地政策的两个问题

抗战时期 ,中共的土地政策是减租减息 ,但该政策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变 ,到什么时候正式形成 ,却是众说纷纭。我们认为该政策是从 1935年 12月 6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开始转变的 ,而且 194 2年 1月 2 8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附件则是其正式形成的标志。     

关于司马相如的小考二则

司马相如的游梁标志着汉初著名的辞赋文学集团--梁苑集团的基本定型,其开始游梁的时间与梁孝王携诸文士入朝的时间有极大的联系.史载梁孝王入朝共有九次,司马相如的游梁即始于梁孝王的第七次入朝,也就是梁孝王二十九年冬十月.<子虚赋>是司马相如在梁时所作,代表着梁苑集团创作的最高峰,它与<史记>、<汉书>所录的<天子游猎赋>是不同的两篇赋,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先后承继的关系,但<文选>把<天子游猎赋>一分为二,并称前半部分即<子虚赋>过于主观,我们现在只能认为相如游梁时所作的<子虚赋>已经亡佚.     

古城人民的怀念——记一九四六年周总理在开封

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两周年了。 滚滚黄河和祖国的山山水水一样,经受了飘洒周总理骨灰的极其悲痛的日日夜夜,渡过了欢庆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邦”的胜利时刻,川流不息,汹涌向前,又流过了两个冬春。今天,我们生活在黄河岸边的古城人民,回忆敬爱的周总理一九四六年七月,身负毛主席、党中央的重托,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在严重的白色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

关于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问题,目前有些学者较多地强调共产国际的指导作用。本文认为具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作用不能忽视,其表现为,它结合中国的和东北的抗日斗争形势,起草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一七”宣言和“一·二六”指示信。其中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某些原则,较之共产国际当时在这一方面的模糊思想是重大的前进,具有不容忽视的贡献。     

关于战后中共和平土改的尝试与可能问题

抗战胜利后中共发布土改指示,究竟是因大战在即而采取的战争动员措施,还是为满足根据地农民取得土地的愿望而采取的措施;中共中央在国共内战爆发后一度推行的赎买地主土地的办法,究竟是一种宣传手段,还是中共中央确曾有过和平土改的想法,这些问题显然值得探讨与研究。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件事情可以很清楚地反映出各地中央局的相关报告对中共中央(包括毛泽东在内)决策的倾向性影响至深,中央在决策时不能不考虑甚至迁就地方的特殊需要。     

浅析大革命时期中共关于土匪问题的策略方针

土匪自古有之,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危机的加剧,土匪问题更是愈演愈烈,截至中共成立时期,中国已俨然成为“土匪王国”、“盗匪世界”。关于土匪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和大革命时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分析处理问题,对中国兵匪互通的特殊国情、匪情保持清醒的认识,充分认识到土匪问题的严重性及其对国民革命的影响,号召并组织民众武装起来以抵御匪患,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成效。     

关于安源六千矿工参加l906年萍浏醴起义问题质疑

史学论著提及1906年萍浏醴起义,多说:“起义群众以安源六千工人为主”;“在这次起义中,安源矿工六千余人成为斗争的主力,他们参加起义虽然还是自发的,并没有阶级的自觉,但却为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史揭开了光荣的首页”;这次起义的“另一特点是,史称六千安源工人参加了这次起义,这是目前所见中国工人阶级参加大规模武装起义的最早记录”;“在萍浏醴起义过程中,安源矿工六千余人成为斗争的主力。……中国近代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的制定和形成

关于中共代表团在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的制定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至今众说不一。笔者认为,虽然中共代表团及其负责人王明在指导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存在某些局限性,但是并不会抹煞他们的积极贡献。应当指出.中共代表团根据中国的和东北的抗日斗争形势,先后起草的《一一七宣言》、《一二六指示信》、《八一宣言》、《六三指示信》的基本精神和吴平被派到东北指导工作等等,对于中国共产党首先在东北这一局部地区实现策略方针的转变.以及促成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在全国的早先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于语言教学和语言研究问题的通信

天津师范学院教授朱星同志给郑州大学教授张静同志的信,以及张静同志的复信,谈论了高等学校中文系科现代汉语课的教学内容以及有关语法教学、语法研究和文学语言问题。这些问题都是语言学界一直关注的,值得认真讨论。二位同志的意见有相同之点,也有不完全一致的。征得作者同意,现予以发表,欢迎争鸣。     

近五年来中共依法执政问题研究综述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近五年来学术界对中共依法执政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学者们对中共依法执政的含义、必然性、内容、重难点、方式和途径等都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和把握，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现将主要观点进行综述。     

试论中共三代领导人关于“三农”问题的思想

"三农"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基本问题,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与否.中共三代领导人都十分关注这一问题,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作了重要的论述,并形成了各自关于"三农"问题的思想,他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和发展,这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