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恩博格的技术批判理论

本文主要介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费恩博格的技术哲学理论。费恩博格把非常广泛的理论探讨与具体经验事例结合起来,提出了技术领域的民主化、技术准则、可选择的技术理性等理论,为“反本质主义”的技术哲学和可选择的现代化理论进行了辩护。他的技术批判理论不同于肤浅的技术乐观主义和阴沉的技术悲观主义,是有开创意义的,能给我们很多启示。     

技术评价的不同视域分析

技术给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起了很多社会、伦理问题。技术乐观主义者对技术带给人类的益处进行了肯定;悲观主义者认为技术对于有意义于人类的关系造成了损害;情景主义者认为技术结果取决于技术设计和使用的社会环境。对于技术,我们应做出辩证、客观、公正的评价,而不是陷入某种偏激的立场。立足于正确的思维路径来认识和发展技术将弥合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分歧,使得情景主义的内涵更为完善,才能真正地为人类开辟由技术创造美好生活、迈向光明前景的道路。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由来与发展

古代希腊哲学中就有人本主义的萌芽，如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反对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肯定人的价值，要求个性解放，强调人的现世的享受；近代思想家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思想，并进一步把关于人的学说与唯物主义自然观以及对人的理性认识能力的肯定相结合，为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某种意义上，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是对古近代人本主义思想的一种否定，是建立在反唯物主义、反理性主义和反乐观主义的基础上，其代表人物和流派如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人格主义等。     

西方悲观主义文明论探究

西方悲观主义文明论最早萌芽于古希腊神话,赫西俄德"黄金时代"理论可以视为其历史源头。在近代,乐观主义文明论一直是西方文化的主流,悲观主义文明论只是作为支流而存在;但卢梭的浪漫主义文明论促进了它的逆势发展。20世纪,斯宾格勒以"文化形态学"为核心的文明论,促使悲观主义文明论成为现代西方文化的主流。     

小小担忧有利企业--评《消极思考的积极力量》

乐观主义者可能对事态变坏毫无准备,而防御型悲观主义者对最坏的情况胸有成竹。     

反本质主义的“错位”与文学本质的重新言说

反本质主义者把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根本症结,简单归结为等同于西方哲学基础的那种形而上学传统的元叙事模式,亦所谓"真理"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以认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本质主义观念及其思维方式,是一种"错位"的归结,并形成对真正症结,即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以政治形而上学为基础)的本质主义观念及其思维方式的"遮蔽",因而不利于对其进行深刻解构;中国文学理论也应有所构建,不应走向反本质主义者式的极端解构,而应通过"个人写作模式"进行开放而多元的本质个性化言说与构建,使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走出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的本质主义观念及其思维方式,促进其创新发展。     

对“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美学”之说的质疑

国内学术界习惯使用的“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美学”说法是值得质疑的。应该把叔本华的美学和他的形而上学及伦理学原则分开来考察,“悲观主义”一词只能用在他的形而上的观点上,而在美学观上,叔本华的“解脱论”根本是“乐观主义”的。叔本华并不主张自杀,他只对自杀作逻辑上推论,并非用在现实经验层面上。“悲观”和“乐观”是个不明确的述语,应该加以限制和说明,用“唯情主义”来指称叔本华的美学也许妥帖些。     

从自信到恐惧:由高新技术事故引发的思考

2011年发生的日本地震和中国高铁事故,使人们经历了从自信到恐惧的心理震荡,促逼人们反思关于技术的态度:技术的乐观主义与技术的悲观主义两种对立态度,是自信和恐惧两种心理的认知基础;前者则奠基于人们对技术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理解;技术的可控性,是解决自信和恐惧两种极端心理所必须解决的最终难题。     

一种愤而不悲的苏格拉底主义——安提斯泰尼哲学新探

作为苏格拉底最杰出的传人之一,曾师从于智者且对昔尼克派影响深远的安提斯泰尼无疑创立了一种独特的苏格拉底主义。然而,他却常因对人性、社会和知识的激烈批判而被指斥为厌人、厌世、反智的悲观主义者。但安提斯泰尼对人(群)的关切、对践行德性的乐观、对人的"性""欲""能""力"的肯定以及对情景修辞法的使用等,皆表明他并非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犬儒"、悲观。很多时候他只是为反驳辩敌、劝说世人或传达不同建议而显得有一些"愤世",然而其哲学实践背后的人性假设、社会态度、教育规划,乃至发奋努力,却不可与"悲观主义"同日而语。深入检省这一"悲观主义"标签及其附带的刻板效应,将有助于理解安提斯泰尼的苏格拉底主义立场的独特性与复杂性。     

时代的悲观意识——叔本华哲学的历史和理论根源探讨

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德国,与黑格尔活动于同一哲学舞台的叔本华,以其标新立异的唯意志论哲学和愤世嫉俗的悲观主义人生观,为德国的思想界带来了异端学说。他一反欧洲哲学史上的理性主义传统和德国古典哲学的乐观主义态度,把非理性的、盲目欲求的意志抬高到哲学的首位,并以此为理论根基创立了悲观厌世的人生哲学,从而轰动了当时德国的知识界,进而影响了整整一代思想家。在他之后,尼采的权     

钱钟书小说创作心态管窥

分析钱钟书小说的题旨、选材、艺术旨趣、为文风格等,探讨钱钟书小说创作的心态,发现钱钟书的小说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人性批判精神"反知识分子"的外在表象只是他崇尚真学术、维护学术尊严的反向反应;他不"炫学"却自具过人睿智与不羁才情;他的为文风格并不等同于他的为人作风,他的人生哲学不是悲观主义而是建筑在悲观主义基础上的深沉的乐观主义.     

当代西方历史诗学的反本质主义谱系

在当代哲学的语言转向中,反本质主义的崛起宣告了知识本体论时代的终结。对语言转向与元叙事危机作出清理,是文学批评历史方法论的理论前提。反本质主义的取消主义倾向对历史诗学的本体性构成颠覆性威胁,但是重审历史主义话语中理性本质的合法性,依然能使文艺学研究获得有益的思想资源,拥有一个元历史批评的逻辑新起点。     

论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中的“反懂”写作

就文本而言,所谓懂,即理解和明白,理解作者的表达,明白作品的内容,特别是作品的思想意义。懂的理论基础是理性,实践形态则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学作品。而所谓反懂,即不能理解和明白。反懂的理论基础是反理性或非理性,实践形态则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作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中的反懂写作最典型、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随意写作,具有反理性或者非理性、无中心无主题、片断、残缺、拼贴等特征;其次是思想内容上的空洞,表现为叙事圈套和语言游戏等现象,语言只是表述而没有内容,故事只是形式而构不成情节,我们无法从作品所讲述的故事中、从作者的语言表达中看到作者或者作品的思想、观念以及情感等,故事形式和语言形式本身成了小说的目的。     

区块链：从密码朋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代表的区块链技术,是密码朋克的一种当代表现。20世纪60年代,控制论思想和美国兴起的反主流文化运动相结合,创造出一种技术乐观主义,这种技术乐观主义以技术为载体,以控制论为指导,以地方自治主义为依归,以全球为视野。这种理念在今天凝结为区块链这一技术形式,并借助这一技术形式开始对人类社会公共事务产生影响。全球治理作为最为广泛的人类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方式,当前正面临着危机。危机的表面形式是行政失效,背后的实质则是政治冲突。全球治理这一概念正经历从行政向政治转型的挑战,从而承受着来自行政和政治的双重压力。区块链技术正在被运用到全球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在通过技术提高全球治理行政效率的同时,其内涵的理念也将为解决全球治理的政治危机产生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新时期推动全球治理平稳发展的中国方案,区块链是中国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积极参与并运用该技术以完善、推动和重塑全球治理,既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也是中国外交的重要课题。     

未来学大论战孕育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思路

本文按照时序，述评了未来学中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两派围绕人类社会发展战略问题展开的大论战以及各方的优缺点，指出如今风靡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实际上便是在这种论战基础上产生并综合了双方优点的新的发展战略理论，包括指出它是对启蒙学者提出的人道主义目标的超越     

对技术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思考

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诸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 ,任何问题的出现 ,都不是单一要素所能独立完成的。技术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都把技术作为社会发展的惟一决定性力量 ,淡化了或忽视了其他深层社会因素对技术发展的影响。我们应该从技术的主体 ,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类社会的需求和目的等方面来综合把握技术与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问题     

绿色美学的崛起──郭国绿色美学思想述评

本文把郭因的绿色美学思想与世界上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悲观主义的世界未来论”和以甘哈曼等人为代表的“乐观主义的世界未来论”关于人类命运的研究联系在一起加以思考和分析．认为郭因的绿色美学思想是关于人类未来的一种重要思想，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郭因倡导绿色美学．目的是想为人类构建一个理想的“和谐世界”．作者以此为核心，循序渐进地对部因美学思想的发展．绿色概念的蕴涵，以及绿色美学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内容，实现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在内的整个世界的和谐的方法和途径．低熵社会最有利于实现绿色美学的目标等问题，作了系统的述评。     

论马克思对西方哲学技术价值困境的超越——基于文化哲学的视角

西方哲学关于技术价值问题的争论,形成了技术中性论与技术价值负荷说的对立及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的对立,造成了技术的正价值与负价值、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现实价值与理想价值的割裂,陷入不可克服的理论困境,其原因在于西方哲学以二元对立的知识论方式抽象、孤立地看待技术价值。马克思从人的现实历史存在出发,将技术价值问题的思维向度从封闭的"技术本身"扩展到广阔的文化空间,通过文化价值系统整体来考察并完整揭示了技术价值的丰富内涵。     

“家族相似性”理论与当代艺术哲学论争

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理论对当代艺术哲学论争产生了深刻影响,它直接催生了当代分析美学关于如何对艺术进行归类的三种解决方案。新维特根斯坦主义将其发展到了艺术分析领域,用"家族相似性"来归类艺术,提出了反本质主义的艺术识别观;新本质主义在曼德鲍姆对"家族相似性"理论的批判基础上,重新找到了对艺术本质追寻的新路径;而作为本质怀疑论者的卡罗尔则在批判完"家族相似性"概念后,提出了另一种历史性叙事的新的艺术识别观。     

乐观主义

正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的分水岭,大约在于对待明天的态度上。悲观主义者,总以为今儿的脚底下站着的,就是人生或人生某一阶段的制高点,越活儿越出溜儿以致抽抽儿,那是不可避免的宿命。下滑内塌,九牛曳不回。一日不似一日——明天不会比今日好,肯定的,那还有什么好高兴的理由?悲观主义给自家营造了一个泥穴,泥穴的斋名叫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