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审思与重塑

提高公民的科学素质是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文章在分析科学素质的内涵演变及构成要素的基础上,对我国公众科学素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理性审思,并从构建科学教育体系和加强社会化科学普及工作两个维度,提出了提高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对策。     

镇江市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项基础性社会工程。公众科学素质是个人全面发展之基，是兴国安邦之本，是人类社会文明之源。公众科学素质决定社会民主进程，决定生活方式的选择，决定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本文章阐述了科学素质的内涵，分析了公民科学素质现状，以镇江市公众科学素质建设的实践为例，     

制定公民科学素质发展目标 快速提升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

公民科学素质对于创新型国家建设、经济发展转型和公民自身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是衡量公民科学素质水平状况的主要方式,本文利用历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及国际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数据分析我国各地区公民科学素质发展状况及变化规律,深刻认识提升公民科学素质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结合《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实施工作的落实,为制定各地公民科学素质发展目标和推动全民科学素质建设工作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中国公民社会成长问题探析——基于转型期公民独立性与公共性视角的分析

中国转型期为社会留下有限空间,市场经济造就了独立的经济主体,促进公民社会成长。但是当前中国公民社会发展内部主要遇到两个瓶颈：公众人格独立的＂历史养分＂稀缺和＂公共素养＂淡化,因此笔者试图通过公众与公共知识分子联盟,借助公共知识分子的力量,完善公民社会独立性和公共性,在合作中谋求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     

科学发展创新机制大力推进气象业务现代化建设

高淳县气象局全体干部职工团结协作．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关于“三化”发展的总体部署和上级部门的目标要求．确定年度工作重点．以科学发展、创新机制、服务提速、优质高效、廉洁从政为目标,大力推进气象业务现代化建设．全力提升公共气象服务能力．做到“两不误．两促进”。     

公共危机中的科学传播挑战及其应对——基于拉奎拉事件的反思

在公共危机中，如何准确、有效地向公众传播科学信息是科学传播领域的重要问题。以广受关注的拉奎拉事件为例，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对拉奎拉事件的相关材料和学界评论进行梳理，并反思在公共危机中科学家如何向公众传播科学信息、如何帮助公众做出合理决策。在厘清拉奎拉事件脉络的基础上，指出公共危机中的科学传播活动面临的三个挑战，即向公众传播具有不确定性的科学、科学家在公共危机中的角色冲突以及非科学知识与科学知识的竞争，进而基于“科学为民”理念，讨论应对公共危机中科学传播挑战的思路，最后从“传播什么科学”和“如何传播科学”两个角度提出应传播“复数”的科学和“双向”的科学的建议。     

论教育与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

根据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现状,分析了产生如此状况的主要原因,探究了教育对公民科学素质养成的作用,同时,结合发达国家成功经验,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提出通过教育促进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具体措施。     

论公民精神

公民精神是指公民所固有的内在品质、品格和品性。如果我们以＂公民＂一词的＂文义＂解释或者以＂以权利为中心,以权力、权利和义务的相互运行关系＂的公民实质为根据,公民精神主要包括爱国精神、公共精神和民主精神三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爱国精神是爱国情感、爱国主义的升华,是爱国行动的最高境界;公共精神包括公民的平等性、责任性和宽容性等由低级到高级的三个层面;民主精神则包括私权自主性和公权受托性两个方面的内容。     

科学素质助力公民理性建设的效果与路径——基于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的研究

公民理性是社会治理良好运行的基础，而科学是公民理性建构的重要来源。利用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数据，从个人、制度和文化三个层面探讨和验证了科学素质对公民理性建设的重要作用：更高的科学素质有助于提高公民科学判断能力和对专家的信任水平，推动公民的科技事务参与度，并提高公民对科技发展的支持程度。这显示出公民科学素质在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中的时代意义和社会价值。     

后学院科学的三重逻辑及其整合

在后学院科学时代,科学活动更加深度地与市场需求和政策导向相结合,科学已经作为一种涉及市场利益以及重大政治决策的关键资源而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科学研究类型的多元化趋势更为凸显,学术科学、产业科学和公共治理科学等主要科学类型在扩展科学知识、提升经济效益、推进公共治理、服务公众生活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学术逻辑、商业逻辑与政策逻辑深度交织,嵌入科学知识生产和实践运用全过程,成为后学院科学进展的内在逻辑维度和强大驱动力量。为了促进科学良序发展并更好地服务社会,有必要对后学院科学“三重逻辑”进行协调整合,以“科技向善”理念为引领,注重发挥学术逻辑的轴心功能、明晰商业逻辑的道德边界、拓展政策逻辑的公共理性、强化科技伦理治理,以实现三重逻辑有序“合奏”,促进科学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尤其是当前新兴科技迅猛推进,科学进展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深度关涉社会因素,各种科技风险问题、科学伦理问题等变得日趋复杂,重视后学院科学“三重逻辑”的协调整合,完善科学研究与创新的体制机制,有助于优化科技伦理治理,为进一步推动科技向善、实现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动力支持。     

科学文化普及的若干认识问题

作为一种与人文文化并立的文化,科学文化以崇尚真理的价值观为核心、具有充分的普适性、鲜明的时代性和巨大的影响力等特点。为深入理解科学文化,需要弄清科学文化与儒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儒学历来就有“以德摄知”的传统,它包含关于求知的方法、态度和求知的精神等可以作为科学文化的养分或构成部分的大量内容;对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科学文化不仅是丰富的思想资源,而且具有某种导向和支撑作用。目前,在科学文化普及中,深层科学素质的普及较为薄弱。应通过深化深层科学素质的研究、促进公民对深层科学素质的认知和认同,以及引导公民对深层科学素质的践行等途径,强化深层科学素质的普及。     

科技公共传播:知识普及、科学理解、公众参与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有一些事件所导致的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危机，引发了人们对科学与公众关系的全面反思，学者们也提出了包括“民主模型”在内的一些新的公众理解科学模型。本文作者在对公众参与科学事务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认为需要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为公众理解科学(科学传播、科技公共传播)建立一个包括知识普及、科 学理解、公众参与在内的整合性模型。     

公众参与科学的STS理论述评

随着科学技术进入公共领域,科学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公众参与科学成为STS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公民认识论、专长规范论和拉图尔的政治生态学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项理论成果。它们将描述性和规范性问题相结合,为科学技术在公共领域的理论分析创造了条件。不同于以往对三种理论分别进行介绍,本文通过重新诠释三条理论进路并对它们进行比较分析,为我国的科技治理提供启发。     

英国生物学记录中心(BRC)的公民科学案例研究

1964年成立的生物学记录中心(BRC)是公民科学的英国典范。通过53年的运行,它完成了大量英国物种分布的野外观察并为英国的科学教育、生态学(生物学)研究和政策制定做出了贡献。它符合谢尔克等人提出的合作型类型,处于公众科学发展的中期阶段,较之欧盟的公众科学模式和美国的科学2.0模式更为简单。虽然采取了大量和新颖的互联网、移动通讯等技术手段,仍旧存在数据偏差、验证失效和研究层次不足等技术障碍,且很难彻底解决。相较于英国同期提出的"公众理解科学",它在涉及人群、培育对科学的深刻理解、经济与政治延伸、媒体利用和普及风险方面并没有完全实现"公众理解科学"的具体要求。但不同之处在于从自然科学角度给予了新的诠释。我国可借鉴BRC在公众科学和"公众理解科学"方面的建设经验,采取综合创新的策略组建全国生态学(生物学)的教育、野外观察与数据处理网络,推动我国的公民科学发展。     

世界科学教育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18世纪后期以来,科学教育经历了探索时期、转型时期、课程改革时期和科学普及时期。在这一过程中,科学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方法在"注重知识体系"和"注重实际应用"两个维度之间呈"之"字形发展。近20年来,科学教育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其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一是科学教育应该为提高全体公民的科学素养服务,而不仅是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二是科学教育应该采用探究的和循序渐进的方式提高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与应用能力,而不仅是对科学知识的简单记忆。中国政府已经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来推动科学教育,以更有效地提高全体中国人的科学素养。     

浅论中西文化与公民科学素质建设

文章分析了中西方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科学根基和思想根源,研究了其文化语境问题.从文化史的角度看,西方的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与其文化背景紧密相连.与西方相比,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科学文化根源相对薄弱,有一种历史缺失,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国情.     

患者公众教育的意义与途径

患者公众是与医学、医院、医生有相当关系或一定交往的个人、群体或其他组织等多重社会角色的集合。教育患者公众可以有效提升患者公众素质,使患者公众积极主动地参与疾病的诊疗过程中,充分体现一切以患者为先的人文医学理念,对实现和谐的医患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患者伦理素质、心理素质、法律素质、沟通素质等,揭示患者公众教育与医学发展、医疗质量、医患关系、执业环境等存在相关联系。患者公众教育既是提升患者公众素质的教育活动,也是医学人文关怀的重要方式;既是政府为主体的社会管理行为,也是医疗机构的管理工作。通过患者公众教育可以提升患者伦理素质、患者心理素质、患者法律素质、患者沟通素质、患者公众素质,使患者公众积极主动、理性地参与医疗服务,促进医患共同决策,营造良好的医疗服务氛围。     

共同治理视阈下公共文化管理运行基础和路径研究

指出共同治理是传统行政管理在新公共管理环境下的发展趋势,是公共文化管理的需要,旨在为人们的文化权利提供更好的保障;共同治理的主体包括政府部门、社会组织、民间组织、文化企业、公民个人等,在实施中需要处理好政府与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中国公共文化管理运行需要两个基础:一是政府主导型管理格局的发展转变,二是公共文化管理和服务的社会化和市场化;奠定此基础路径应包括:改革文化行政机构、转变政府职能、重新界定文化管理功能和重点、转化管理手段、发展非政府的社会力量、建立非政府主体参与公共文化管理的保障机制等。     

公众参与对民生类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的理论分析

私营企业、公民个人以及公民社会组织等多元化主体参与公共生活治理是公共生活"民主性"的主要标志,也是实现公共生活"公共性"的重要途径。本文试图从理论上梳理和诠释公众参与对民生类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可能影响机制,并从强化信息公开、扩大过程参与和促进政府回应三个维度提出改善民生类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有效路径。     

网络环境下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问题探析

政策环境影响政策系统和政策行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政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政策行为和政策系统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出现了新的特点。相对于传统政策环境而言,网络技术条件下的政策环境更加透明开放,网络能够为公众表达诉求提供更多路径,它在不断提升公众参与能力的同时,也为创建公共理性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在网络环境下,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带来了政策制定的新情况。网络环境下的政策制定要从3个方面加以考量,一是对政策合法性的考量。科学有序的公众参与能够提高政策的合法性。二是对政策各要素的考量。政府和政治精英的主导作用正在面临挑战;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模式也面临新的变化,自下而上的议程设置和方案完善已经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团体和利益集团的意见诉求越来越明确,路径越来越明晰。三是政策类型的考量。不同模式中,决策类型的适用性是不同的：在自上而下的官方主导模式下,以自主式管理决策、改良式自主管理为主,分散式公民协商、整体式公民协商为辅;而在自下而上的民间主导模式下,公共决策、整体式公民协商则成为主要的决策类型,改良式自主管理也成为政府部门顺应民意的开明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