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公益性的公立医院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采用文献法对评价指标进行初选设计,并用专家咨询法以及数理统计方法确定基于公益性的公立医院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最后用层次分析法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建立一套由2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34个三级指标构成的基于公益性的公立医院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了可靠性检验。基于公益性的公立医院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能够对公立医院的综合绩效作出科学合理的评价。     

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的障碍与路径选择

公益性是公立医院的基本属性,《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把维护人民健康权益放在第一位"。但是,历经多次医改之后,我国公立医院公益性渐呈淡化之趋势,这对医疗服务质量、医疗服务价格、医患关系、医院内部管理等产生了严重的危害,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势在必行。为此,必须打破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的各种障碍,从规范公立医院财政体制、完善公立医院法律监督机制、建立健全医疗保险制度、构建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及转变公立医院发展理念等维度入手,营造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的路径。     

公共政策过程中政府自利性扩张与消解

公共性和自利性是政府分析的两个视角 ,政府的自利性存在着膨胀和扩张的趋势 ,它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调控及评估的各个环节带来了危害。本文论述了政府自利性扩张的表现及其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负面作用 ,并提出了抑制和消解政府自利性 ,保障公共政策良性运行的对策建议。     

公共性与自利性：一种政府分析视角的再思考

政府的公共性 ,其应有的基本内涵是实现正义、提供公共物品 ;政府的自利性应该从政府官员个人、政府机构、政府所代表的阶级三个层面去分析 ,才能真正把握自利性的基本内涵。在对公共性进行当代思考时 ,不应该忽视政府公共性的限度问题 ,这是一个关系到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以及公共性中有关实现正义与提供公共物品的效率的选择性问题 ;在对自利性进行当代思考时 ,应分别从上述三个层次去把握。当代中国遏制政府自利性必须在个人层次上分清合理的自利性与扩张的自利性 ;在机构层次上正确处理“条”与“块”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在阶级层次上必须使政府更好地代表人民 ,从而扩张而不是控制政府的人民性     

基于公共选择理论视野的政府自利性研究

政府自利性主要是指政府的不合理利益及其实现。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来看,政府自利性有政治学和经济学两大渊源,可以划分为政府官员自利、政府部门自利和政府整体自利三个方面。其主要表现在公共政策失效、公共物品供应低效和政府扩张诸方面。公共选择理论从规则变革和引入竞争的角度提出了对政府自利性矫正的有效措施。     

政府自利性:表征、根源及对策

政府自利性,是与政府公共性相对应的不占主导地位的一种政府属性,它表现为政府以潜在或显在的方式去追求政府自身的利益,而政府自身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既有重叠的地方又有不一致的地方。对于政府的自利性应一分为二,不能一概否定,政府自利性也有其合理的一面,因此正确科学地辨析政府自利性,分清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从而选择不同方式加以解决。结果就会使公共组织的公共性不断扩大,自利性不断减少,使存在的自利性都是公共性得以实现的基础和条件,如此,政府的信度、效率就会大大提高。     

政府的自利性及其控制

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作为政府本身所固有的基本职能之一 ,体现了政府具有公利性的一面 ,更构成现代民主政府的本质属性。但政府也有自身的利益即自利性 ,自利性是政府非本质的属性。这种属性客观存在 ,并且有扩张的可能。本文探讨了政府自利性的各种表现形式和主要特征 ,并提出界定政府合理自利的方法及控制政府不合理自利的若干对策建议。     

公立医院改革:寻求政府与市场之和谐平衡

公立医院的发展在市场化改革中始终未能摆脱结构性的失衡状况,其体制障碍与制度约束的路径依赖是失衡的主因.从各国公立医院的改革与发展的经验来看,各种政策工具都是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寻求平衡点.不断由非平衡向动态平衡演进.根据中国国情,改革应以政府为主导,市场积极参与,构建各方协调、合作与制衡的"良性秩序"的新治理结构,重建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公立医院的价值观,兼顾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与积极性,正确处理政府与公立医院的关系,建立公私合作的伙伴机制,健全监督与评估管理体系等.     

政府自利性与合法性危机——一种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

自利性是政府的重要属性,是与政府公共性相对应的一种不占主导地位的政府属性,主要表现为政府以潜在的或显在的方式去追求政府自身利益.政府合法性主要指政府系统的组织结构、制度安排、政府系统输出的公共政策以及政府价值是否得到社会成员自愿忠诚和支持的问题.文章在对政府自利性以及政府合法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主要探析了政府自利性与合法性危机两者的关系问题.合理的政府自利是政府行为的重要驱动力,可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不断满足人民合理的利益需求,提升政府的合法性;过度扩张的政府自利性将导致政府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不断受到侵蚀,降低民众对政府的认同意识,从而导致政府合法性危机.     

政府自利性的理性审视

政府具有公共性和自利性双重属性,公共性是政府自身内含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价值理念,长期以来为学术界关注和论证.但是对政府自利性进行详细、系统、深入的剖析则是当代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贡献.正是由于这一理论关切的非同步性,更需要我们从理性、实然的视角来透视政府的自利性及其与公共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根本上说,这种冲突的化解有赖于在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建立一种激励共容机制.     

政府自利性的理性审视

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和实现者内在地具有公共性的基本属性,而且政府受到自身利益的驱使,也具有自利性的典型特征。但是,对政府公共性与自利性的理论关切与研究是非同步的。正是由于这一理论关切与研究的非同步性,更需要我们对政府自利性进行理性的审视。尽管公共选择理论存在着过于夸大“经济人”范式分析方法的适用性和有效性的局限性,但是作为一种研究政府行为的分析方法,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建立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激励共容机制非常必要。     

定密主体自利性对信息公开的影响

对于各级各类行政组织而言,自利与公利,或保密与公开,并非天然的矛盾体,而是天然的共存体.这对共存体不可能因为任何人的否认或者回避而消失,而是很可能在我们的否认中发生裂变,从而走向不可调和的矛盾体.与一般行政部门有所不同的是,定密主体的自利性具有特殊性.因此,理论层面正视定密主体自利性的存在,以及制度层面积极防范这种自利性的非理性膨胀,就是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论政府雇员的自利性及其控制

政府雇员制本质上就是掌握专业知识的单纯“经济人”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对公共领域的一种介入。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所谓政府雇员“公共人”与“经济人”双重角色的失衡,而在于如何使得这种介入达到政府与雇员之间的利益共赢,而要达到这种共赢的局面,就必须对政府雇员的自利性进行控制。     

政府自利性对政策回应机制建设的制约研究

政府自利性的存在不容忽视,它造成政府回应机制的系统内封闭,导致决策失误和对公共利益的侵蚀,形成汲取式的行政管理模式,影响到社会稳定并动摇回应制度.要消除政府自利性对回应机制建设的影响,就要以权利性为基础强化政府服务的公共性和竞争性,突出回应机制的公共性建设;界定各级政府利益范围,保障多元利益格局,明确政府的利益回应性取向;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建立公众议程,形成利益审议机制;提高公众的参与度,以权利制约政府利益扩张,形成参与式回应机制.     

政府执业人员自利性的成因及其救治

由于政府执业人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和权力约束软化等原因,使政府执业人员自利性行为凸显,严重制约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因此必须在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加强他律,不断完善社会各项法规制度,强化自律,不断提升政府执业人员的德行水平,努力实现他律和自律的良性互动。     

营利性与公益性:企业慈善困境的现实求解

企业本身的有序牟利就是营利性与公益性的统一。但仅有这种不自觉的统一是不够的,如果把营利之善、资本增殖和公益捐赠结合起来,那就是一种自觉的统一。加强非营利组织自身的诚信建设和能力建设,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完善捐赠策略,健全税收激励机制及其他法律法规,将是促进企业的营利性与公益性自觉统一的现实选择。     

全民医疗保险与公立医院中的政府投入:德国经验的启示

在德国的所有医院,包括公立医院,日常运营靠保险,基本建设靠政府,被称为"二元筹资原则"。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公立医院从其他来源寻求资本投资,也实属正常。在全民医疗保障体系之下,不仅公立医院而且相当一部分私立非营利性医院的日常运营收入都来自医保机构的支付。即便是以个体户身份独立执业的家庭医生,其主要收入来源也是来自医保机构的支付。中国医疗界人士在抱怨公立医院中"政府投入不足"的时候,常常无视公立医疗保险的支付,而有关统计年鉴中记录的"政府投入"也不包括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资本投资。德国的经验启示我们,在实现了全民医疗保障并且医疗保障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公立医院的日常运营收入主要来自公共医疗保障体系的支付,而它们的资本投资来源多样化,其中政府投入仅仅是一部分。这是正常的,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道德的本质:非自利契约论的核心思想

斯坎伦认为他的非自利契约论在回答为何要讲道德或道德动机形成的问题上具有以往理论所不具有的优点。而回答为何要讲道德或道德动机如何形成的问题也就是解释道德要求的"重要性"(即"必须性""合理性")和"优先性"。斯坎伦从道德的动机问题入手,通过形式和实质这两种解释的维度,阐释了这一问题。斯坎伦对道德重要性和优先性的解释可以看作是他对规范伦理学层面的非自利契约论的一种辩护和论证。     

新医改背景下公立医院改革研究——基于对首批试点城市的调查

公立医院改革是新医改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调查选取的W市是新医改的首批试点城市。通过对公立医院的运行机制、分工机制及监管机制等方面的调查,建议从效率化、公益化和科学化等方面推进公立医院改革。     

“医改”的政策学习与政策工具——中国公立医院改革与新加坡经验

中国正在进行的公立医院改革应该立足中国实践基础,更多借鉴亚洲国家的改革经验.比较政策分析应该导向更有效的政策学习.新加坡1980年代开始的公立医院改革,与筹资改革相配套,以公司化为主要内容,在保证政府对医院产权所有的基础上,采取一系列政策工具,重组医疗领域的各种激励机制.在财政投入方式、供方支付方式、法人治理机构、政府监管方式和信息披露机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值得中国借鉴.新加坡的经验说明,对于医疗服务这个存在天然性市场失灵的领域,要达致资源合理配置,让市场发挥作用,必须以增强而不是削弱政府的调控力为前提.政府应在保持公有产权和必要财政投入的基础上,合理运用各种政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