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抗力的法经济学思考

在对不可抗力免责条款进行了经济分析的基础上,首先质疑了传统上认为可以支持不可抗力免责条款的几个理由,认为过错责任、意思自治以及平衡损失都不能作为证成该条款的合理性依据.进而指出,该条款隐含着对不可抗力违约损失的一种强制性保险,按照经济学的逻辑,不可抗力的违约损失应当被分配给以较低成本提供保险的一方当事人,但因该原则在司法过程中面临着操作性障碍,故不能被直接制定为法律.此外,还对免责和不免责两种立法方案进行了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结论是选择任何一种立法方案都不具备压倒性的理由.     

中国古代疑案处理的启示

在中国古代社会对疑案进行处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疑则从无、疑则从轻、疑则从议等法律原则,这些原则在相关的司法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角度选择了相关案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相形之下,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却存在着对疑案处理的法律原则规定的过于简单,司法实践中疑案最终导致错案等问题。完善疑案处理的法律原则以及相关配套法律规定成为减少错案之必然趋势。     

论商事惯例与司法规制间的博弈——以责任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的效力审查为视角

我国保险免责条款之创制是商事惯例契约形式的集中体现,并亦为传统保险立法所接纳。随着"私法自治之社会化"理论的渐兴,对现代保险业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保险免责条款的相关理论也备受质疑。责任保险中,保险人滥用免责条款推卸给付责任之弊为人所重视。因此,有必要对责任保险免责条款进行司法审查。对责任保险免责条款的司法审查应以重塑最大诚信原则为指导,并将"不正当的不利"和"不恰当的失衡"作为保险法最大诚信原则具体化的两个要件,以此认定责任保险免责条款的效力。     

保险免责条款的法律规制研究

近几年伴随保险业的迅猛发展,保险案件尤其是以保险免责条款为争议焦点的案件数量呈现连续增长态势.目前我国立法上缺乏专门规制保险免责条款的法律法规,导致司法审判中自由裁量权的频繁运用,致使屡屡发生“同案不同判”的情形.由此,分析和探索了保险免责条款的正当性以及域外的立法和实践,提出转变观念,树立正确的保险理念;完善立法,从源头上对保险免责条款加以规制;加强司法规制,从各个环节确保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强化行政规制,实现保险合同主体的双赢;加强行业自律,防止保险人滥用其独占地位等建议,旨在构建保险合同利益平衡机制.     

浅析我国网络服务商的避风港规则

避风港规则作为网络服务商侵权责任的免责条款，在平衡网络服务商与版权人的利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存在诸如如何正确理解避风港规则的法律性质，如何区分避风港规则中的“明知”或“应知”，网络服务商是否具有主动审查义务以及如何理解通知删除程序等法律问题。文章拟借助法律规范的诠释和司法适用的审视，对上述问题进行剖析。     

论司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冲突互动的三种模式

［摘要］以“两个效果相统一”为基础的“对立统一”模式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法官服从法律与追求社会效果之间的两难困境,导致了“两个效果相统一”这一基本司法政策可能违背现代法治和司法裁判的一般原则。而法学理论界提出的较为超前的具有“理想主义”的 “法律效果本位”模式,尽管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却可能在实施中面临着一系列“中国问题”的挑战。司法实务界所遵循的“社会效果本位”模式承认本土法治资源的合理性,有效地推进了“中国问题”的顺利解决,但在理论正当性上面临着诸多争议。司法实践中这三种模式的并存及其所折射出的能动司法与法律多元化趋势、社会解纷机制多元化态势和“权力-权利-利益”动态化博弈程式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当下中国法治实践中的现实矛盾和问题有着较强的阐释力。     

论情势变更原则现状和未来

情势变更原则在《合同法》和《民法通则》中都没有规定,但是已经得到了司法实践和司法文件的肯定。然而,司法解释的效力在法律上依然存在诸多疑点,不利于用其处理国际贸易中的合同纠纷。因此,在我国《合同法》或者未来的“民法典”中确立情事变更原则是有必要的。     

论重大自然灾害作为合同免责事由的原因力

重大自然灾害在合同法上被界定为不可抗力，作为法定的免责事由而免除当事人合同不履行的法律责任。但司法实践中却可能存在诸多的因素导致合同不履行，重大自然灾害可能不是唯一的合同不履行的原因，故在重大自然灾害背景下探讨重大自然灾害与合同不履行之间的原因力关系，对司法实践中处理与重大自然灾害有关的合同纠纷案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不可抗力:环境污染侵害的免责事由?

通过对“不可抗力”和“无过错”的对比分析,认为在环境污染侵害中的“不可抗力”免责可能是立法者的一个“误会”。通过对免责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的法律社会学和法律经济学分析,认为“不可抗力”免责将会导致非常不可欲的后果。因此,在环境污染侵害中,不应该把“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如果非要把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则必须对“不可抗力”作严格解释以保护受害者的利益。总之,必须有相关的配套措施一起发挥作用,才能更好地保护受害者的利益。     

“积极罪刑法定”质疑

我国刑法第三条前段规定的“积极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原则”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在精神,仍然体现了传统的国家本位的思想;在司法实践中不能够而且也不应当“有罪必罚”,法律缺憾的客观存在要求司法者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刑事政策中的“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在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的展开,更是对“积极罪刑法定”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基于以上三方面原因,可以得出结论:刑法对“积极罪刑法定”的规定是不合适的。     

刑事诉讼中的不告不理原则探析

不告不理原则作为调整刑事诉审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刑事诉讼立法所普遍确认,但该原则在我国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无论是在立法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存在着众多违背不告不理原则的现象,因此,对该原则进行深入探讨,有助于我周司法体制的改革和刑事诉讼立法的完善.     

论刑事政策的二律背反原理

政策与法律的冲突是刑事政策的核心问题。在冲突原理的介绍中,坚持从变革社会的情形出发,坚持辩证法的二律背反原理,坚持制度的经济分析,都是为了引入广义的刑事政治理论约束刑事司法政策的作用空间。归根到底,既要禁止刑事政策超越刑事法律,甚至违背刑事法律直接适用于抗制犯罪的任务,也要考虑到变革社会的情形,以扩大供给为目的,从立法、司法的层面共同探讨妥当的制度路径。     

无罪推定与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无罪推定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针对当时所奉行的野蛮的有罪推定而提出的司法原则,在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司法原则曾经在我国法学界引起争议,我国在现行刑事诉讼法中确认和体现了这一司法原则,对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学和刑事诉讼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当前在我国深入开展司法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这一司法原则为我们修改和完善刑事诉讼法,解决刑事诉讼实践中的难点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于我国刑法司法解释主体及越权解释的探讨

刑法司法解释是我国司法机关就刑法规范的适用问题所作的阐明,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不少司法实践中,尚存在违背立法意图、超越立法权的越权解释现象,对此进行分析讨论,充分肯定其作用,并提出对解释主体进行必要的制度限制和体现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以解决其超越立法权和越权解释的问题。     

从压制型刑法到自治型刑法——兼论我国刑罚制度的完善及合理适用

与政治上专制相对应,人类社会早期的刑法,其干预广泛,裁判者自由裁量权大,法律道德主义盛行,刑法呈现压制型特征;近代以降,自治型刑法逐渐成为主导性的刑法模式,在观念、功能、原则、规则、司法运作等方面呈现出不同于压制型刑法的特点.我国当下刑法正艰难地从压制型刑法走出,其艰难表现为观念层面的压制型,原则、规则层面自治型的不彻底性.于是,在以法治国背景下,建构自治型刑法当是我们的选择.     

反恐刑法立法:挑战与回应

我国的反恐刑法立法具有前置性、抽象性、复合性和片断性特点,分别对刑法谦抑主义、法律专属主义、犯罪的刑法治理模式以及司法判断方法提出了挑战。不应当以既有刑法理论对反恐刑法立法一味地进行批评,而应当依据反恐刑法立法的特点对既有刑法理论进行适当调整,使其为反恐刑法立法的正确适用提供理论支撑。为此,刑法谦抑主义应当从立法论回归解释,为出罪判断提供理论基础;法律专属主义应有例外,把地方性反恐法规作为恐怖主义犯罪司法判定的重要依据;犯罪的刑法治理模式应由封闭走向开放,实现刑法与行政法及地方立法之间的有效合作;同时,应当超越"在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来回穿梭"的司法判断方法,建立"在法律规范与社会事实之间来回穿梭"的司法判断方法。     

同台竞技式教学法——刑法案例教学模式改革

刑法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在其本科教学中,案例教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不同的教师因对刑法的理解以及司法实务经验的不同,对案例的分析方法亦不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两名教师经多年实践,采用同堂竞技法教授刑法案例分析,对于加深刑法理论的理解、拓展学生思维模式,大有裨益。     

人权在我国刑法中的体现

人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我国在不断完善现代司法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同时不断地健全刑法对人权的法制保障.本文就人权具体体现在我国刑法中的刑法的创制过程与人权保障、刑法的基本原则与人权、刑法中刑事责任年龄与人权三个方面作一探析.     

刑法上“公务”含义的若干问题研究

刑法理论及司法实务对刑法上公务的含义迄今仍存在一些争议,刑法上公务的含义应当限制在刑法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内。在中国刑事立法中,集体事务不属于现行刑法中的公务;国有企业内国家公务的范围,原则上被国有企业聘为高管层的人员从事的高管工作属于国家公务;直接从事生产、运输、勤杂服务劳动的工人岗位的工作不属于国家公务;对于邮政工作人员实施的现行刑法第253条第2款的行为,应当分别情况处理。     

刑法应当取消著作权犯罪的"营利目的"要件

我国刑法将“以营利为目的”设置为侵犯著作权犯罪的主观归责条件,存在着立法指导思想偏颇,刑法条款之间、刑法与行政法规之间矛盾,司法补救功能无从发挥等系列问题。侵犯著作权犯罪不要求具备营利目的,已成为国际领域的立法趋势,也是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最低义务。但在具体修改时应当结合我国的国情,使我们的刑法立法更加科学、合理、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