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现代性叙事与黑格尔的承认哲学

20世纪中后叶,西方学者对黑格尔承认哲学的重新发现和全新诠释,不仅颠覆了黑格尔作为主体性哲学集大成者的传统形象,而且发掘出黑格尔内蕴的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激进色彩.一般来说,黑格尔承认哲学的提出主要缘于对启蒙所倡导的主体性立场的反思,黑格尔主张从个体的“我”走向交互承认的“我们”,这是他对启蒙现代性规划开出的一剂“主体间性”药方.黑格尔推崇在思想深处爆发革命,而不是引向现实的实践,因而无论语调如何激进,他的理论基点就决定了其承认哲学本质上的保守性和局限性.     

启蒙理性的双重变奏——韦伯和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思考

韦伯和哈贝马斯都从理性视角出发思考现代性问题,但他们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这是启蒙理性自身的双重变奏.工具理性虽然使社会面临重重困境,但它只不过是启蒙理性自身的一重变奏.要奏完启蒙的乐章,就必须在葆有工具理性合理内核的同时将其发展为交往理性.交往理性重建了主体理性,破除了工具理性造成的现代性困境.可以说交往理性奏响了启蒙理性乐章的高潮.     

从意识哲学范式转向交往范式的努力——谈哈贝马斯式的现代性设计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未完成的事业,它关涉主体的自我确证以及存在的合法性问题,但是在哲学史上,有关现代性的哲学话语都是以意识哲学即主体哲学的范式进行分析和解决现代性所面临的困境的,因此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哈贝马斯提出以交往范式来改变现代性哲学话语的现状,但是他陷入了另外的困境.     

启蒙理性的重建

启蒙的本质是理性的自由,但是启蒙在发展的过程中却走向了反启蒙,启蒙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理性丧失了批判的力量。在哈贝马斯看来,这只是启蒙理性的缺陷,我们不能因为启蒙理性有缺陷就抛弃它,而应该重建启蒙理性,即以主体间性的交往理性取代主体独白的工具理性,以交往范式取代意识哲学范式。     

启蒙理性及现代性:马克思的批判性重构

反思和批判启蒙理性是启蒙本身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现代人制衡启蒙神话及现代性危机的重要力量,是全球化时代政治哲学发展的一个重大理论主题。对启蒙理性的反思和批判需要从外在的社会历史发展角度及内在的思想史视域来加以把握、检审,在充分肯定启蒙理性及现代性成就的同时,正视其自身的内在矛盾,揭示其所导致的社会危机,并梳理、反思和借鉴后现代主义对启蒙理性及现代性的否定性批判,以此为启蒙理性及现代性危机提供更有深度与广度的解决路径。马克思把对启蒙理性及现代性的批判转化为对资本逻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重构,把对启蒙理性及现代性种种弊端的克服转化为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超越,将启蒙理性批判主题推向制高点,为现代社会向更高形态的发展找寻到方向和道路。     

从韦伯到哈贝马斯--论现代性批判视域中的哲学范式转换

以工具理性为取向的现代化创造了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但却造成了自由与意义双重丧失的现代性悖论,其实质是以主-客模式为特征的意识哲学的必然困境.韦伯看到了问题并着手解决,但由于囿于意识哲学的范式因此均难逃工具理性的桎梏.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以语言哲学的范式取代意识哲学,实现了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范式转换,拯救了"铁笼"中的孤独个体,为反思现代性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启蒙论争——兼论在现代性困境中重提中国的启蒙问题

现当代西方思想界由康德启蒙哲学的价值分裂出发,从启蒙的理性根基、启蒙型塑的社会价值原则以及启蒙的道德规划诸方面清理启蒙之于现代性困境的责任,形成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启蒙论争的话语境遇。实际上,现当代西方思想界在批判启蒙理性的绝对霸权与价值分裂时,不仅无法针对康德,甚至还隐含了回到康德的逻辑诉求。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重提启蒙问题依然是必要的。     

启蒙与现代性的生成

现代性带来的是人类迄今为止最深刻的社会转型,现代社会作为一种新的生存样式,与依靠经验和自然的传统社会不同,它依靠的是理性,信靠的是人。现代性的生成与启蒙直接相关,是启蒙的精神品格成就了现代性的精神品格,并因此使得现代性堂而皇之地登上世俗的历史舞台。启蒙的精神品格可以简约表达为:启蒙是一种与过去告别的断裂意识,启蒙是一种朝向未来的进化意识。启蒙的这种精神品格对现代性的生成产生了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启蒙精神造就了现代性的气质、态度,即形成了现代性独特的精神内涵;第二,启蒙规定了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外显形态,即现代性生活方式的特定历史——现实内涵源自启蒙精神。     

想象与启蒙:中国侦探小说的现代性表达

中国侦探小说作为中国通俗小说的一个类别,通过塑造近乎完美的侦探形象、表现办案过程寄寓的科学精神以及融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西方现代理性于一体的办案理念,表达了对中国司法理想的想象,这是中国侦探小说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中对西方现代性的一种表达和反思。中国侦探小说消遣娱乐之上的启蒙意识也是一种现代性的表达。相比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其他类别依然可见中国侦探小说发展的暗淡,但因其作为现代性表达所呈现的想象和启蒙,在文学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具有了非凡的意义。     

现代性:在神话与启蒙之间——论《启蒙辩证法》对现代性的规范与批判

<启蒙辩证法>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该书从社会史观的逻辑理路出发,立足于神话与启蒙的双向维度,展开了对现代性视域中的工具理性、主体性原则、进步史观的批判.而"神话已经是启蒙,启蒙倒退成神话"则是该书进行现代性批判的总体性纲领.该纲领体现了对现代性的两种态度:其一,神话已经是启蒙,表征的是对现代性的规范;其二,启蒙倒退成神话,体现了对现代性的批判.     

文化散文:在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之间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散文的崛起是文学史上一次值得称颂的坚守和选择,面对思想深度的平面化与理性思辨精神的弱化,以及审美感知的钝化和诗情诗意的沦陷,它左右出击,既保持了文学的尊严与独立性,也在某种意义上充实并提升了国民精神的现代性品格.审美与启蒙之间这种现代性张力的获取,使得文化散文从根本上奠定了自身不可取代的文学史价值.然而,当世纪之交以来的文化散文越来越走向一种矫情和媚俗之时,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张力锐减,虽然它也许仍然拥有足够的读者,但已经失去了深层的文学动力和充分的发展潜能.     

理性的演进与哲学的回映

理性的存在及演进是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20世纪后半叶更是一个反思和批判理性的时代。回顾和总结这个过程,特别是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观,考察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对启蒙理性的批判,探索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思想,挖掘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内涵,对于理性地对待理性,使理性趋于成熟和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     

资本现代性的冲突与困境

启蒙现代性把追求人类的理性进步与人类的自由解放等同起来,为资本现代性奠定了合理合法化的"元叙事".然而,作为一种价值寄托的启蒙现代性方案在转变为经验现实的现代性过程中,却集中表现为韦伯视之为人类注定的命运的现代性冲突与困境.实际上,这种冲突只不过表明资本的升值与人的生存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要解决这一冲突与困境,只有终结资本现代性.     

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启蒙缺位与当代使命

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规定性,它标志着一种新的生存样式。如果把现代性作为价值观念来考察,那么其具有启蒙定向。启蒙既体现在个体自我的觉醒,也体现在民族国家的确立。近代以降,中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性建构联系起来,从而确立了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境遇中,一方面,重申启蒙以促进个体自我的觉醒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迫切任务;另一方面,培育市民社会和国人的公共精神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特殊使命。     

文学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同途与歧路--论五四文学革命前期的文学观念

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是站在启蒙现代性的立场上提出文学现代性问题的,他们虽然也受到了建立在知、情、意三分的现代知识制度上的纯文学观念的影响,但对文学的独立性和审美特征关注不够.文学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既统一又矛盾的关系.这一方面使新文学回应了时代的要求,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同时也造成了五四文学观念现代化的不彻底性,并给后来的新文学带来了消极的后果.     

启蒙现代性与五四文学的历史规定性

本文认同于五四文学思潮本质上不是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的观点,并从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文学创作和五四文学理论三个方面考察五四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证。本文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适应启蒙运动的需要、作为思想启蒙的重要手段而发生和发展的,显示五四新文学实绩的鲁迅白话小说,就是启蒙主义的“遵命文学”,而五四新文化人建构的文学理论,也是以文学工具论为核心的启蒙文学理论。现代性包含两种不同的内容,一为启蒙现代性,一为审美现代性;前者表现为启蒙精神及其展开,后者表现为艺术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确立。五四文学所追求的是启蒙现代性,而不是审美现代性。五四文学的这一历史规定性,决定了五四文学思潮的启蒙主义性质。     

走出意识哲学范式的另一条路径：交往范式

主客体关系是哲学史上纠缠不清的一个古老的问题。从笛卡尔哲学到康德哲学是主体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哲学范式,但意识哲学范式本身存在着困境,探寻走出这个困境的哲学路径很多,在众多的哲学家中,哈贝马斯找到了另一条路径：交往范式。     

福柯现代性视野下的启蒙观

启蒙是现代哲学的一个中心问题,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福柯从现代性的视野出发,通过对康德启蒙观的创造性解读来阐述自己的启蒙观,赋予启蒙以现代性的意义.本文试图从福柯对启蒙所作的本体论阐述以及启蒙与现代性的关系,来对福柯的启蒙观加以分析.     

理性的“盛宴”与自由的“救赎”——启蒙的现代政治关怀

启蒙是在人类发展史诸多领域中展开的心智开启活动,在宗教领域反对教权主义和正统,争取宽容与理性;在政治领域,反对特权和专制,争取思想自由和权利的平等;在自然科学领域,反对神学非理性和权威主义,主张科学的理性和经验主义。启蒙在各领域取得的成就为思想界和学术界所承认,但同时也受到质疑和诘难。面对现代性问题和政治领域“自由”所呈现出的种种镜像,有必要对启蒙本身进行反思,让启蒙保持自身的超越意识和批判向度,对“祛魅”的世界进行再启蒙。